二十二岁的第一次发表
一天中午，我刚走出公司的大门，手机震了一下，就闯进了《鹿鸣》杂志留用我的小说的消息。
没过多久，我的小说就刊登在了《鹿鸣》杂志第八期上。又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鹿鸣》杂志的样刊。一切都如风样快。这是我的小说第一次发表。这年我二十二岁。
在二十二岁之前，我写作已经两年有余了。大学时期，我常常躲在学校的一间阁楼上的小画室里写作。工作后，白天上班，晚上在阳台上写作。像卡夫卡那样。那段时间里，谁也不知我写作的秘密。阳台与父亲的房间一墙之隔，写作的时候，我常常隔着窗户，看到父亲独自在屋里喝闷酒。至今也不知道，父亲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阳台上写小说的我。但我经常在写累的时候，停下来，默默地望着父亲。望着孤独的父亲。
子承父业，我也继承了父亲的那份孤独。在我刚断奶时，父母亲就坐着火车离开了鹌鹑街，到大城市去打工。用父亲的话说，那个年代，大城市遍地是钱，有多大力气，就能捡到多少钱。此话不假，短短几年时间里，父亲就大手一挥，在鹌鹑街上买下了第一套房。此后几十年里，又在大城市里买下了第二套房。一百二十平的房子，让居住在其中的人，距离变得很近。可我却和父亲越行越远。那不是位置上的距离，而是心上的距离。
父亲在外的漫长岁月里，我就主动给他打过三次电话。第一次是在我上高一的时候。那个时候，网购的风潮，刚刚席卷到鹌鹑街上。我让父亲在网上，给我买了一整套的莫言作品全集。大概十几本。那些书，我一直看到了高三。某次，我在课堂上看到《红高粱家族》的时候，就被当时的班主任抓到并没收了。我非但不怕，还自诩清高，认为这本书能够提升语文成绩。下了课，我就大步流星走到了班主任的办公室。我说，老师，那本书不是杂七杂八的书。她回，那是黄书。我说，那些情节，主要是作者为了塑造人物而故意描写的。她说，那是你应该看的吗?我说，那本书已经改编成电视剧了，电视上还播呢?她说，现在电视剧就爱乱拍!我说，那本书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她说，你在教育我吗?教书半辈子啦，倒让小屁孩教育啦。晚上让你家长给我打电话。
我第二次主动给父亲打了电话。电话中，我向父亲告知了这件事，他没有埋怨我什么，就给班主任打了电话;得到的却不是原谅，而是更为强烈的批评和指责。在电话中，父亲像一个犯错的小孩一样，不停地道歉。
第二天，我就和父亲达成一致，在家复习，备战高考。我扛着书包离开了学校。包里装着课本与小说。
文学的种子就在那天，埋在了我心里。赌气似的。
我十八岁那年，由一个少年转变成了男人。鹌鹑街却在那年迎来了拆迁的命运，由一条繁华的街道，变成了一片长满杂草的废墟。
此后数年，每当夜晚来临，关于那条街上的场景，关于那条街上的回忆，总是孜孜不倦地侵扰着我。让我难以入睡。后来，我就拿起笔，沿着回忆的轨道，写着关于那条街上的故事。父母亲，祖父与祖母，哥哥与表姐们，街坊邻居们，一草一花们，都落在我的小说里。写累了，眼酸了，就心甘情愿睡去了。可写着、写着，我又感到那么的孤独。父母亲已到中年，祖父与祖母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去，哥哥和表姐们早已结婚生子，街坊邻居们早已各奔东西，在鹌鹑街拆迁后，搬往了县城的各处，一草一花们早已不见了踪迹。仿佛只有我在小说里“较真”，把曾经的回忆翻出来，拂去上面的灰尘，看清它的真面目。他们都已远去，把回忆这个让人感到伤怀的东西，丢给了我。写作的几年里，我常常独自到鹌鹑街的旧址上去，站在残砖烂瓦之上，想象它曾经的面貌。
在写每篇小说的时候，我的思绪都会飞进曾经的鹌鹑街里。在写完每篇小说后，我都会从阳台的黑暗处里望向隔壁的父亲。有很多次，我都想敲响他的门，与他谈论我写小说的事。我想，关于鹌鹑街上的事，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只不过，我用笔写了出来。
当我的小说被《鹿鸣》留用的那天晚上，我走到了房门前又折返了回来。
当我的小说被《鹿鸣》刊载在微信公众号的目录上的时候，我敲响了父亲的房门。但没提这事。
当我收到《鹿鸣》样刊的那天，我捧着沉甸甸的样刊，走进了父亲的房间。
在那天晚上，我一鼓作气和父亲聊了很久，烟头满地都是。
曾经，我像一艘小船，航行在小说的海洋上。我不惧怕风浪，仅仅凭借着对小说的热爱与追求，不问东西地前进着。也不知道有着一个什么样的尽头在等待着我。可小船再怎么坚固，也有把油燃尽的时候。
恰巧，《鹿鸣》在这时出现了。
对我而言，《鹿鸣》就像一个立在大海上的加油站，默默地为过路的无名小船提供燃油。
从《鹿鸣》出发之后，我静下心来，继续每天晚上潜伏在阳台上写作。
时间来到了今年的六月份，《鹿鸣》将要举办“第二届鹿鸣文学季活动”，要从全国各地邀请多位曾在《鹿鸣》上发表过作品的作家。我觉得自己没资格入选，就把这个消息，抛在了脑后。
一天傍晚，我蹲在鹌鹑街边喝胡辣汤，一个来自内蒙古包头的电话，闯进了手机里。我的心猛然一颤。
可能是诈骗电话吧?
可能是打错了吧?
可能是打错的诈骗电话吧?
接通电话，电话那头通知我入选了文学季活动的消息。我激动地跳了起来，把胡辣汤洒了满地。
当晚，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我。对于他而言，小说只是一个生活里的小爱好，更别提因为写小说就可以得到什么额外的荣誉与重视。后来，当我把通往内蒙古的车票给父亲看的时候，他才恍然醒悟，相信了这件事。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说个不停，嘱咐我带好厚衣服和身份证件之类的话。
最后，他说：“这是你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了吧?”
我说：“是。也是二十三岁以来，出这么远的门。”
他说：“嗯。路上注意安全，到那边注意气温。其次，低调点。骄傲的时候，就想想自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信心的时候，就想想自己也不比别人差。”
对于一个热爱小说的人来说，父亲的话就像海明威推崇的“冰山效应”。我非常明白，他那简短的话语下，埋藏着极大的嘱托与爱。
二十三岁的一次远行
从鹌鹑街到内蒙古包头，有三千多公里的路程。途经平原、山脉与高原。草原是终点。
高铁驶进内蒙古的地界后，天就是蓝的了，地就是绿的了。天地被两个美丽的颜色分明着。车上的人，都从疲倦的梦中醒过来，贪婪地望着车窗外的景色。
抵达包头后，我就受到了《鹿鸣》杂志编辑老师们的热情款待。虽然都是第一次见面，但双方的内心都蠢蠢欲动着。因为作者与编辑的内心早已在小说里相通了。我们并不陌生，我们早已在作品里见过面了。
傍晚时分，我与受到邀请而来的作家们，信步走到了《鹿鸣》杂志社的楼下。杂志社的建筑是红色的。奇怪的是，在我印象中，它就是红色的。像一粒闪耀在中国文学里的星火。
但在第二天参观了包钢之后，我才认识到，包头还是一座工业辉煌的城市。在了解了包钢的历史后，我也才知道，建设包钢的艰辛与不易。包钢的发展壮大也同样反映了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光辉历程!
包头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它接纳一切好的事物，工业与草原，小说与诗歌。第三天，我们驱车到达茂旗“诗画草原”采风。路上，落了雨，起了风。小雨润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风把我们的衣襟吹起。也把人的烦恼吹散了。在车上，大家相互谈论着对文学的看法，分享着对小说和诗歌的见解。痛痛快快说上一阵子后，我们就到了目的地。
此时正是傍晚，从草原上望去，远处有一条公路，公路像一条河流一样，流淌在草原上。过往的车辆像一艘艘航行的船一样，快速驶过。天空上挂着几朵厚重的乌云，总是追随着在草地上吃草的牛羊，飘来又飘去。
见人来了，就飘到了我们的头上。
还带来了小雨与凉风。
晚上，雨下得更大了。吓走了本该出现在天上的星河。我就埋怨起了雨。一位当地牧民却笑着说：“在草原上，很少落雨。每次下雨，那一棵棵小草就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从土里冒出头。所以，在草原上，雨就代表着生命与甘露。你们的到来，就给草原带来了生机。”而后，我就在心里祈祷让雨下得更大些吧。
晚上，我们坐在蒙古包里，谈天说地，畅谈文学，雨落在蒙古包上，滴答作响，让人产生巨大的安全感。
一直持续到凌晨才散场。返回住所的时候，我与两位青年作家意犹未尽，我们就冒着雨，跑到大草原上，席地而坐。草原上的夜晚是那么黑，只能看到远处的公路上，有微小的车辆灯光在浮游。曾经在写作的道路上时，我们又何尝不像现在面前的这片草原一样寂寥呢。草原的夜晚，黑的是那么寂静，寂静得让我们听到了心里的声音。
面对着草原，我们把那个声音喊了出来。
喂，这辈子来一次这个地方就值了。
喂，我想在草原上打个滚。
喂，雨，继续下吧。
返程那天，也落了小雨。车窗外的阴雨景色，一闪而过。还有很多在包头的回忆，一闪而过。当车上的喇叭播放下一站将要抵达天津的时候，我立即从美好的回忆里爬了出来。
天津这座城市，占据了父亲的前半生。那个时候，父母亲都在天津打工。每逢暑假，祖母就带着哥哥和我，坐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天津去。而后的一个月里，我们一家人，就蜷缩在一间狭窄的出租房里。但相聚的快乐是无限大的。
父亲刚到天津的时候，身无分文，为了搞清楚这座大城市，他每天早上，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带着一张城市地图和一大桶水，在大街小巷里不停地转着。每到一个地方后，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红圈圈。当我和哥哥第一次去天津的时候，那张地图上已经画满了红圈圈。后来，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哥哥，又把那些画着红圈圈的地方逛了一圈。有红圈圈的地方，一定曾有过父亲和我的身影。没人敢想到，十几年后，我写的每篇小说里，也都会有我和父亲的身影。
车还未到站，我就迫不及待地想与父亲去喝一顿酒，分享这些天在包头丰富的所见所闻。
我想，这世间肯定有一条隐形的线。它蛰伏在岁月的灰尘之下。当有一天，有人在那头拨动了这条线，这头就有了颤动与回应;把很多看似没有关联的事情，巧妙地关联在了一起。就比如，《鹿鸣》与编辑，在线那头刊发了一位青年的小说，线这头，因为这件事，那位青年就打破了与自己父亲十几年来僵硬的情感，产生了微妙的火花。就比如，长在“达茂旗”草原上的小草，只是在线那头默默地生长，线这头，那位青年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一个雨天的晚上，他把自己那颗孤独的心，遗忘在了那片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