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这辈的亲人不多，我父亲上面有两个姐姐，而我母亲只有一个姐姐，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亲戚不多。没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堂叔母舅。我父亲和母亲在家里都是最小，而我在我的兄弟姐妹之中也是排名靠后，我和大姐相差21岁，一代人的距离。那些和我同辈的表亲，基本是相差二三十岁以上。所以我的印象里，尽管表亲这个词显得十分含糊。但是，小时候走亲戚，却是十分乐意。那时，还没有领悟到血浓于水的亲情。只知道，一是能玩玩，二是有好吃的。
我未见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算人生遗憾之一吧。开始走亲戚时，已经有十多岁了。这样的年龄，肯定家里不可能让我一个人成行的，我都是跟在哥哥后面。逢大年初三，基本上都是去大姥(大姑母，我们肥东称呼为大姥)家里拜年。先前一天的大年初二，大姥的儿子已经拜过是他舅舅我父亲的年，我们去，算是礼尚往来。去拜年，和我二哥同行的很少，一连好几年都是和我三哥同行，因为我和他年龄接近，是最佳人选。
大姥家和我家有着三公里的距离，去拜年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小小年纪，体力当然不是问题。记忆里，我和二哥(家里排行老五)、三哥(家里排行老六)同行的较多。
娘家侄子来，大姥十分高兴也亲热。姑父去世得早，没有见过。每次去拜年，都是大姥张罗着接待我们。我们带的礼品和现在比起来，寒碜得不能再寒碜。两条糕(也不知走了多少家)，一袋红糖(有时是八两装的，有时是一斤装的)。回家的时候，两天糕还要带回一条糕，寓意高来高去。
去拜年，很早就从家里出发，三公里左右的，当时没有时间概念，就是不紧不慢地速度，估计有半个小时之上。大老远，大姥就看见了我们，从家里迎了出来，不大的眼睛更是眯成了一条缝。对我们嘘寒问暖的，大姥的态度感染着我们，我们自是感觉到什么亲切的东西。大姥知道我们来得早，肯定是没有吃早饭，迎进后，让我们先坐到桌边，她就张罗着烧早饭。多少年，我们的拜年早饭就是手工挂面打鸡蛋。当时的生活水平，也就逢年过节有这样的标准，平常日子，只有奢望。这样难得的美味，我们自然是风卷残云。吃过早饭，无牌可打，无景可赏，也就是在不大的村里转转。中午吃饭，即使我们不是小小年龄，也不会有酒。端上桌的，新鲜的都是自家种的蔬菜，荤菜基本是咸货。这样的菜肴，在平时饭桌上也很难见到。
我母亲说，我大姥烧菜偏咸，好像盐是不花钱的。现在想来，不是大姥喜欢重口味，当时的生活水平，自是情非得已。有句老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大姥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不勤俭持家，怎么可能将日子过好。我们是她娘家来的，对我们的礼遇，已经是尽己所能了。
在我大姥家拜年，有一件趣事，至今尚值得回味。每次吃饭后，大姥怕我们吃得咸菜多，口渴。撤了桌子，就张罗着烧开水。当时，大姥家连一个热水瓶都没有，口渴，就是直接拿起水舀从水缸里取饮。每年只有我们来了，知道我们在街上，条件要比乡下略好点。也知道她唯一的兄弟(我父亲)十分疼爱孩子，唯恐怕怠慢了我们。大姥烧的开水并非纯开水，而是在刚刚煮饭的大锅里，没有完全铲尽的锅巴屑兑上井水烧开后，盛到大茶缸里，家里没有其他水杯，让我们兄弟轮流喝。大姥还戏谑道：“大姥烧的锅巴汤，比起你伯伯(父亲)的茶叶水怎么样?”我们中午吃的都是咸菜，此时，口渴得厉害，什么水到我们的嘴中都是十分甘甜。现在想起来，当时的优点糊糊的怪味锅巴水，和现在上千元以上的茶叶泡出来的味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一时彼一时，那个年代的条件，人们的追求，首先是能生存下去，做梦都不会想到现在的生活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姥是和我父亲同辈，和我有着最近血缘关系的唯一长辈。还有一位长辈，我母亲的亲姐姐，我的大姨娘，只是在照片上见过。听母亲说，大姨娘很早就随着大姨父去上海生活。受交通条件限制或者是其他原因，直到去世都没有回到家乡。所以，这个亲戚，情感上的交流，大都是书信来往，互相问候。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二姥(二姑妈)的儿子，过年时，肯定要来拜年。二姥的大儿子，我几乎没有谋过面，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在省城上班，在工作单位安了家，父母都不在，就不回故乡了。过年时都是二姥的二儿子，我喊二表哥的来拜年。二表哥比我大了许多，他的儿子，喊我表叔的表侄们都比我大。许多时候，都是我的表侄代表二表哥来拜年。
来而不往非礼也，二表哥来拜年，代表的二姥家的整个家庭，我们肯定也要走动走动。年初三去的大姥家，只要不是恶劣天气，年初四就去二表哥家。
二表哥家住在现在的包公镇杨宋村，我小时候，还属于现在称石塘镇的石塘区。二表哥家住在村东，和我家的距离有十多里路，去的时候当然还是步行。好在是拜年的礼品极少，不需要负重，轻轻松松就走到了。二表哥家住在村东，出门就看见东大山。到二表哥家拜年，饶有兴致地是去和肥东地区仅有的高山来一个亲密接触。东大山又叫太子山，还是许多以后才知晓，居然有着南宋时期金兀术的传说。那时，太子山脚下已经建有军事用途的机场。尽管看不到战机，但是传闻藏飞机的山洞洞口，总会去光顾一下。
在二表哥家，因亲情的使然，一家人的热情发自肺腑，二表哥会让二表嫂把家里的好菜做出来端上桌，招呼着我们可劲地吃，不要怕吃不好。
最后一次去二表哥家拜年是，带着妹妹去的，此时我已经在外打工。骑着自行车去的。去时风平浪静，回家时，妹妹骑着自行车，在并不宽敞的石子路上为避让行人，慌张之下，一头栽进路边的水沟里，可把我吓的不亲，好在没有任何意外，算是幸运。
后来，二表哥一家都去芜湖发展，杨宋村几十年间再也没有踏入。肺冠疫情的第二年年尾，二表哥在芜湖去世，前几天，居然念叨我的名字，想来还是亲情的使然。在我熟悉的几个表哥之中，二表哥相貌和身材都极像我的父亲。
和二表哥一条路线，还有一个亲戚，是我母亲这头的。和我母亲是老表，我们称呼为大舅，其实是表舅，去掉表，显得更为亲热、亲近。因为是表亲，记忆里，都是我们去他家拜年。因为表舅，是我本地少有的亲人，我们去二表哥家，母亲会让我们带上象征性的礼品，顺道去表舅拜年拜了。大表舅每次对我们表外甥还能登门拜年，那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总是拿瓜子、花生，找出家里好的糕点招待我们。我们在大表舅家里留下来吃饭很少，都是拜个年，丢下礼品去二表哥家。偶尔会盛情难却之下留住，桌上的菜十分丰盛。小时没有留意细节，只知道狼吞虎咽桌上对味的菜。后来，有所了解，大表舅家当时和大部分家庭比起来还算殷实。大表舅平日里挑着一个货郎挑子走村串户，他的大儿子在大队任职，温饱还是有余的。
大表舅家的孙子、孙女都比我大好几岁，以至于他们见到我时，并不把我拿长辈看，总是在我表舅或者是表哥的呵斥下，极不情愿地吞吞吐吐，像蚊子哼式的喊我小表叔。现在想来，维系亲情的不是辈分大小，而是互相之间的交融互动。
20世纪90年代，我父母都在世。年初五(大概时间)，上海大姨娘家，大表姐带队，开着一辆大面包，来了十多人向我父母拜年。在我印象里，这是我母亲这边亲戚罕有的走动。这时的生活条件和我小时候已非同日而语。我们一大家忙碌着招待远方而来的至亲，两大桌都挤不下。推杯换盏，笑谈之间都是浓浓的亲情。
那时的走亲戚，没有发红包的习俗，一个家庭如若能够温饱，能穿没有补丁的衣服，就算是对生活现状很满足了。我们小时候知道有压岁钱一说，口袋里有压岁钱，是有奢望而难求。大人的口袋都没有闲钱，哪里能轮到我们。走亲戚，用大人的话说，不能忘记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都完了。眼下和我同辈的表亲已经没有几人，不但因地域的关系，且都比我大许多，算是有代沟，平时都极少走动，就不用说，隔代的，因多种原因而疏远的。
我已经花甲之年，越来越怀念小时候的走亲戚，那份纯真成为了永远回不去的往事。(写于2025年乙已蛇年正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