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简单来说，就是对他人或组织的一种领导、决定、占有、支配等的强制力，以个人或集体在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内行使，任何权力都可归结为政治权力。
权力有大有小。权力大小随承载和行使权力的个人或机构在社会关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承担的不同责任而定。
自从有了人类，恐怕就有了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
权力最早是谁赋予的?赋予谁的?为什么要赋予他?赋予他是他本身可承担行使权力，还是由他来代替赋予权力者行使权力?这些问题和人是从哪里来的等问题一样，到目前也无从去考。从社会学上来说，只能归究于人类社会实践与社会发展中为规范人类关系、社会秩序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活动自然而然出现的，但这明显是缺乏说服力的;从唯心学上来说，只能暂且归究于“神权”、“君权神授”，就是说组织中的个人最高权力是由神承担或神选择授予对象而授予的，这也是缺乏科学实证的。神是谁?君为什么就成君?为什么要授权于君?君为什么是“真龙天子”?等等，又是一连串当今人类搞不清楚、无法解释的问题。
在现代科学无法给出合理答案的前提下，“神”和“神授”之权，就是最为合乎情理的理解。只有这样，一切社会现象才能合乎情理地说得通。玄之又玄，不去管它，反正不影响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
权力是很广泛的，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机构组织、各个两人以上的群体中。这里要说的是一个社会群体或组织机构中的最高权力，以此扩散至各级各类权力。拥有最高权力者获得权力之后，又层层下放，授予不同的人或群体以不同的权力。虽然权力的形式级别不同，但本质相同。
已知的历史告诉我们，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部落。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一群人一群人组在一起生活。群自然有群成员数量多少的区分，也就有群大小的分别，就像现在的家庭家族一样。群与群之间必然会有协作联合、矛盾冲突、利益争夺，这是自我生存、繁衍、发展的需要，就如同我们在《动物世界》中看到的狮群虎群大概差不了多少，为了族群、繁衍、领地，各种争斗常有。
以族群组织起来的部落，一定是有头人的，就是首领、管事的，可能叫族长、头家、长老等。随着同族部落的不断增大，在内部就又形成以近亲为主体的不同的小部落，或不同族之间的大部落吞并小部落，形成更大的部落。为了部落间的和平共处，维护共同秩序，部落之间就会协商，达成共识，形成部落联盟，推选出共同拥护的联盟盟主，就是更大的部落头头。像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非洲一些部落首领叫酋长，众多部落形成国家。不然，部落之间你争我斗，就没法维护正常的生活状态，更不要说抵御自然灾害、繁衍生息。
族群部落各级首领如何寻找继承人?如何传位?普遍的说法是能者得之。这是基于生存而言，毕竟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的状态下，让部族活下来才是头等大事。就算是能者得之，但也应是在部落内部的头头的后人而非头头之外的他人，也就是家庭家族传承式的继位，就像后来的世袭制。部落联盟首领盟主是各部落推选所得，一般也应是老盟主之后。是不是就是老盟主直接指定、部落成员认可就行，可能也末必。既然能者居之，为头人位置，明争暗夺是少不了的。
社会发展到组织形式越来越健全、组织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力有了大幅提高，在保证生存前提下，发展就是重要的，部落与部落也有了更多关联。各部落头人的传继也就相应发生了一些转变，尤其部落的总头领盟主传继实行“禅让”制，就是上任头领到一定时侯，主动推荐贤能之人，在获得部落多数人的同意后，让位于他。这个时期，是华夏“三黄五帝”的上古时期。但说完全禅让，也末必。因为，“禅让”一般也是在盟主家族内部，通行做法就是“父终传子”。到了“禅让”后期，为头领之位争斗已是非常激烈。传说，舜尧之间争斗就很不一般，险象环生，步步惊心，最终舜逼尧退位而其继位;舜“禅让”禹后，禹为稳固权力统治，对舜的家人部下展开报复，一再削弱。禹也或许有报舜的杀父之仇之意。舜曾因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力而杀之。到了禹退位时，以“禅让”之名直接将权力交给了儿子启，“禅让”就此终结，开启了名正言顺的“父死子继”、“兄亡弟及”的“世袭”制度。
“世袭”普遍存在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它让权力继承更具争夺的激烈性、危险性，也充满了戏剧般的不确定性。父死子继，一般都是长子而继。立长不立幼。可在历史上立长为“太子”而继位的，没有几个，中间的变数实在太大，不是被废，就是被杀。立为“太子”，在宣示未来万岁爷是谁之外，也等于将“太子”置于觊觎权力的野心家的刀口之下，实际上等于是树立起来的一个“活靶子”，不光家族内部争夺不断，就是家族外部的权力野心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围绕“太子”的争夺也是连续上演。历史上这种悲惨剧的确不少，唐“玄武门之变”、明成祖“靖难之役”就很有典型。
历史演进到大清，为了减少提前立“太子”而可能引发的各势力之间的生死较量，保护“太子”的人身安全，选出更优秀的继承人，雍正帝发明了“秘密建储”的传继制度。就是皇帝写出储君之名，密封于匣内，放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另书一份密封于闸内，随身携带，以备不虞。即便如此，围绕皇权争斗依然非常激烈。
到了民国，没有了皇位传继，最高权力总统之争依然激烈，军阀豪强之间如走马灯般更换。天下纷争，争夺异常，“光头”发威，掌柄朝堂，形式上结束了军阀割居。
即便如此，败退台湾的“光头”还是将权力交给了儿子，只是儿子“无能”，使国民党大权旁落。
进入新中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人选后。由人民代表代表广大人民选举产生，中国“世袭”终结。
现在世界上，依然存在有家族传承的世袭制。如日本天皇、英国国王等。就是社会主义朝鲜也在“世袭”，已立三代、传二世。
历朝历代，权力交接、接班人问题都是比天大的事，交接不好，会出大乱子。因而，就有了从“褝让”到“立长”再到“秘密建储”的定制。尽管如此，还是突发状况频出，常有惊天动地之事发生。宫廷政变、父子相害、兄弟相残、母子相食、外戚争抢、派系相争、外族入侵等都不鲜见。
纵观当今世界，权力传承基本为两种模式，即“民选”与“世袭”。不管那种方式，照样神迷难测、惊心动魄。!
可见，权力的诱惑或对权力的痴迷，同样让人难以想象。
权力缺乏约束，权力就可为所欲为，获得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一切。
权力的演进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演进，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不管怎么演进，权力都有一种天然的至高无上的特性，不容他人质疑，不许他人挑战。质疑为不忠，挑战为反叛，就要受到社会道义、政治手段、刑律处罚等的措施惩处，以维护权力的权威性、唯一性、不可威胁性。
从权力产生的那天起，权力就被烙上了难料莫测的神秘感、不容挑战的威严感、能拥有所有的万能感。
在权力演进的过程中，权力就慢慢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生活的各个地方，深深刻进人们的脑海骨髓，权力信仰、权力崇拜、权力迷恋就自然而然产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出现在人们的认知意识里。对权力的崇拜信仰，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神的崇拜信仰。处于权力中的人们或权力之外向往权力的人们，对权力的掌控着迷就如毒品对烟鬼的诱引，很难戒掉。也就是说权力的诱惑与对权力的迷恋恐怕是比毒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旦痴迷权力，也就身陷其中，根本难以自抜。不分国家不分种族，皆是如此。对绝大数人来说，只是本分地遵从于权力。
生活中，人们见官总有一种莫名无言的紧张感，见后总有一种兴奋优越的自豪感。不管遇见多大的官、什么样的官，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官越大，这种感觉就会越胜。这种紧张除了对人的起码的礼貌尊重外，更多的则是来源于人们对权力的崇拜敬畏;这种自豪依然，更多的则是对权力的渴望、信仰和崇拜，通过这样的方式满足一下自己不能得到拥有权力的心理，是人们心中对权力信仰崇拜的潜意识在作祟，也是无形中在维护着权力的威严性，这是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渗入心灵深处的东西，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很难改变，与奴不奴性没有多大关系。
有些公知总拿这说中国人的奴性。其实，他们比谁都具有奴性，只不过他们的奴性是崇拜美西方、跪舔美西方。说什么美西方民主、不崇拜权力，等等。以前这些人把持一定话语权，还可忽悠一些无知的人，而现在美式民主等已被美式现实撕得粉碎，他们的脸被他们跪舔的美西方一次次吊打，还能忽悠谁?就算这样，他们还是厚着早已被打的没有脸的脸皮一厢情愿、不遗余力地为美西方当可怜的吹鼓手，就如秋后的蚂蚱。美式的民主选举总统，到底如何，人们已看得非常清楚，大小布什、克林顿希拉里夫妇，就是最好的明证;说美国人不迷恋权力、不崇拜权力，纯属连他们自己都不信的鬼话，看看拜登、特朗普两个老头的竞选，难道他们是甘心情愿、为了奉献服务于美国国家和人民而争夺?
在官在权力面前有没有奴性的人，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奴性?无非是对官对权力有所求而已。就像公知奴性于他们跪舔的美西方，就是想通过奴性他们的主子，获得他们主子的赏赐，吸纳他们为合法的奴才狗，可事实往往是人家丢根骨头、或连根骨头都不给，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一脚踢开。
无欲则刚。对官对权力无所求，奴性干吗?
官要转变思想观念，从官为“神授君封”转换为官为“党给民予”;官要做好身份转换，从百姓的“父母官”转换为人民的“好公仆”。当好官，用好权，为党为国、尽职尽责，以民为本、服务人民。百姓要平等待官，遵纪守法、做好本职，有事办事、不卑不亢、安然自在。如此，民不畏官，官不欺民，平等相待，公平相处，方为民主政治、和谐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