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陆军排序第一的第71集团军的前身是陆军第12军。
12军驻防淮阴(今淮安)期间，文革初起，社会大乱。12军遵照军委命令，曾对驻地的江苏省淮阴中学派驻了一个全部由连以上干部组成的军训团，对淮中的教职员工和1300多名在校学生进行了政治军训(支左)。
当时我是淮中高一戊班学生，在军训中有幸得以认识了李德生军长。我和几位同学在毕业离校之际，向李军长提出想当兵。李军长答应我们到征兵时走正常程序。于是，我们七个适龄淮中学生与6408部队部分军人子女，各自通过人武部征兵报名，经体检、政审合格，穿上了绿军装。我们这批淮阴兵共200名，于1969年2月10日，从清江市城南体育场登上了接兵的军用卡车，告别家乡开始了军旅生涯。
01
李德生军长1969年4月新晋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7月28日奉调入京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并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1970年4月30日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四任主任(第一任罗荣桓，第二任谭政，第三任肖华)。12军由副军长官俊亭接任军长。
1970年9月6日，中央9届2中全会在庐山闭幕。会后，李德生深入部队传达全会精神。9月27日到安徽白湖34师驻地，他让随行的军司令部参谋苏语通知，传达会议之前要见见淮中来的几个新兵。
我们找军长要求当兵的事，基层部队是不知情的。分兵时我们七个人被分到34师的三个团(100团蒋乐书、纪家柱;102团吴融铁、张德生和我;师炮团季洪余、沈知源)。
作为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当时在部队算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在连队很快就崭露头角。分新兵时，我被102团无后座力炮连挑走，确定担任一炮手(负责瞄准)。在新兵连集训时，团篮球队来挑人，因为我能抢敢拼，弹跳好，被相中。于是我被调到特务连(团篮球队没编制，占用了警卫排一个班编制，谓之篮球班)。在特务连打了一年篮球，部队调防到白湖农场种水稻，团篮球队解散了，我被分到侦察排当副班长。我对分到侦察排十分满意，打小就喜欢打架、摔跤，对侦察兵很神往。决心苦炼擒拿格斗本领。谁知却又被下基层体验生活的师文化干事张自清发现。师电影队缺放映员，他觉得我有几分文艺细胞。就推荐了我。放电影，也是我们那个年代很令人眼热的工作。于是我就愉快地到师电影队报到了。吴融铁也从102团通信连被调到师干部科帮助工作。
(图2：我在电影队的工作照)
9月28日一大早6点钟，师宣传科林冲霄副科长通知我：立即去招待所，李军长来白湖了要见你。
师招待所离电影队只隔两排房子，我赶紧过去。到李军长住的套间门口，整了整军容，喊了声"报告"等在外间。李军长刚起床，从里间出来，下身穿着军裤，上身穿着一件灰色毛衣。我立正给他敬了个礼说“首长早上好!”
李军长一眼就认出了我，笑吟吟地说”哈，小戴来了，来来，我看看”。说着把我拉到他身边，帮我整整衣帽，端祥着说：”嗯，穿上军装挺神气的”，接着跟我并肩比比说”哟，长高了，都赶上我了”。
正寒喧着，同学季洪余赶到了，他从炮团赶过来有好几里路。我以为李军长对季不是很熟，赶紧介绍这是季洪余，我们6688(红卫兵组织名)的一号才子。李军长笑着说晓得晓得，大名鼎鼎的季洪余嘛。说笑间同学张德生也到了。李对张德生有印象，说你是参加过宿迁调查组的吧，我们都叫德生，同名噢。
这时，师里的马魁鸾政委、杨增学副师长、杨中和副政委等师首长络绎来到招待所。李军长问：这几个兵你们认识吗?师首长们瞅着我们，一脸茫然。只有马政委指着我说：“这个是小戴”。
哈，我在师电影队，师里开会布置会场，架喇叭，试话筒，给主席台布茶杯，续水，早上开广播，晚上露天放电影，….整天在他眼皮底下晃悠。平日里从师首长到机关参谋干事，都称呼我“小戴”。李军长追问：“叫戴什么?"
马政委嗫嚅起来：“就叫小戴”。大家都笑了。
李军长笑着说：“就知道你们说不出来。告诉你吧，小戴叫戴庆中。我是军长，他是司令噢，淮阴红卫兵司令。他们几个都是6688老总。“
几位师首长都仔细地打量起我们来，搞得我们好不好意思。
李军长接着指我说：“他是共产党县长的儿子，是拥军的。他们学校还有一个学生是国民党县长的儿子，是反军的。"....
不知道是哪位支左军训的干部向他这样汇报的。我们都不知道哪个同学是国民党县长的儿子，还反军。但又不好纠正他。
李军长是善于抓典型的，他一下子就记住我这个拥军的共产党县长的儿子的名字了。又寒喧了一阵，师管理科长来招呼李军长吃早饭。李军长就叫我们跟他一起去饭堂吃饭。
早餐简单清淡，无非是稀饭、馒头、包子、榨菜，咸鸭蛋之类。李军长吃得很快，放下筷子招呼我们要吃饱吃好。我们赶紧呼拉呼拉喝完碗里的稀饭，也放下筷子。
吃过饭李军长要向全师营以上干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这期间师部的大会议室人已经坐满了。李军长和我们一一握手，勉励我们要在部队基层好好干。然后就和师首长们一起去开会了。
这次意外的接见，李军长是想见见我们全部七个淮中兵，结果吴融铁出差去东北了，分到100团的蒋乐书、纪家柱留守在千里以外的淮南营房，赶不过来，师炮团的沈知源的连队太偏远，没通知到。只有我、季洪余、张德生三人有幸，在当兵短短一年后就承蒙军长、新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主任李德生的召见并共进早餐。
李德生军长与基层官兵同乐
李军长离开34师不久，师政委马魁鸾就把我喊过去说：“小戴啊，军长临走时交代，要让你到基层连队多锻炼锻炼，不要那么早进机关。你有什么想法?”
我能有什么想法?不假思索地说“听从首长安排”。
马政委说：“好，那就把你放到102团王克勤连。这是个英雄连队，比较艰苦，锻炼大，你要经得住考验噢”。
我响亮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不会给首长丢脸”。
马政委赞许地点点头说：“那就通知你们科了”。
听说要调我走，师电影队戴云生队长感到很突然。说工作刚上手怎么就要走了呢?小蔡、小陈、小仓三个放映员都恋恋不舍，让我以后常来玩。当晚宣传科就开了个茶话会，欢送我下连队。
令行禁止，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背着全部行装，跟着102团到师部来办事的卡车到王克勤连报到了。
02
王克勤连是真正的基层一线连队。1969年底随全师从淮南支左一线，调防到白湖农场，担负十分繁重的战备生产任务。到一连报到后，连里安排我到四班当班长。
班长，在部队是兵头将尾，事事要身先士卒领着干。我经受了硬碰硬的身心锻炼。其艰苦程度，用三个数字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是连队要耕种1千2百多亩水稻田，其中部分要种双季稻。平均每个战士肩负种20亩水稻任务。第二个数字是因为要赶农时，连续24小时、36小时、最长48小时连轴转，严重睡眠不足。我年平均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觉。除了繁重的农活，每天还得保证一个小时的军事训练，这叫"天天练"。这样的后果是第三个数字：连里120多人有37人先后罹患肝炎!纯是因为成年累月超体力劳动累的。患了肝炎，得不到及时治疗，还得下地干活。就象在战场上战斗正激烈，你能说因为生病就撤下火线?唯一能享受到的照顾，就是可以吃到"病号饭“，面条里打两个荷包蛋。那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睏，不管何时何地，倒头就能睡着。
具体在连队如何拼死拼活干，我将另文专记。由于在连队出黑板报、负责连队演唱组训练场、田头地边宣传鼓动、参加营、团会演等文艺创作方面的突出表现，我先后两次被派到军里学习。一次是军营搞红海洋，由军文化处的战士画家方友福教学画油画毛主席像。另一次是举办小说创作学习班(都是每团1个名额)，学习班请到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来讲课。
我们军这期创作学习班，正赶上《解放军文艺》筹备复刊，向全军征稿。军文化处从学习班学员的第一批稿件中，选了10篇报送到编辑部。不久北京就传来消息：我写的短篇小说《球赛如期举行》被选中了，确定在1972年10月的试刊号上正式发表。当时全国性的文学期刊在文G开始后全部停刊了。《解放军文艺》率先准备复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习写小说，能在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文艺期刊发表，不亚于中了状元。何其幸运耳?
当时总政决定新组建解放军文艺社，在军内外恢复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新组建的编辑部严重缺人。我虽只是一线基层连队的普通战士，但编辑部认为我文字功底扎实，写作谋篇布局得当，风格鲜明，决定抽调我去北京帮助工作。想来编辑部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想培养新人吧。
编辑部藏龙卧虎，人虽少但都是精兵强将。社长胡奇是三八式的老革命，全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诗歌组组长是著名诗人李瑛;散文报告文学组组长是享有盛誉的军人作家纪鹏，组员王中才、袁厚春都是文坛新秀;丛书组组长是由副社长张文苑兼的。我被分到小说组，组长吴之南，副组长刘家驹，组员黄浪华都是有名的军旅作家。与我同批从基层部队抽调到编辑部帮助工作的本组还有一位叫刘宝玲。诗歌组的两位名字特有诗意：一位叫雷抒雁、另一位叫张雅歌(空军)。他们都是穿4个兜军服的年轻军官，只有我是穿两个兜军服的大头兵。
我们都住在总政招待所(西直门内72号)。每天上、下班有大客车接送，拉到东官房总政机关大楼。这幢大楼共十层，《解放军文艺》社在第四层。其他各层是总政机关各部办公室。总政主任的办公室在顶楼，有单独电梯直通。电梯口有哨兵站岗，总政机关干部也不能随便进十楼的电梯。
在来北京之前，我想到去李军长眼皮底下工作了，肯定要去见见他。去见首长好象应该带点家乡的土特产什么的。带什么呢?山芋?花生?老母鸡?…....显然都不合适。我老爸爱喝酒，正好看到他从洋河酒厂买的新产品，扁方玻璃瓶装的低度(42度)洋河。洋河酒也算是十大名酒之列的，这种新品种包装也挺别致的。我就向老爸讨了两瓶，带到北京准备送给李军长。这到北京已经有半年了，我上班负责稿件初选，每天新来的稿件是用蔴袋装的，至少二、三百件，工作量很大，根本没有闲暇时间。即便偶有空隙，也无法直接去找首长，因为警卫森严，电话保密，所以带的两瓶酒一直放在招待所。
一次下午下班，走出大楼大门时，看到院子里正对着大门停着一辆解放牌卡车，车上装着满满一车各式蔬菜和带青皮的玉米，车旁一张两抽桌，桌上放着一只台秤。桌前靠着一个大纸牌子，毛笔写着”农场新玉米”。原来是机关事务管理局从农场拉来新鲜蔬菜和玉米供应机关干部。下班的人看到了，有小家庭开伙的很快在桌前排起了队。
《解放军文艺》复刊，编辑部人员都是新调入的。一部分人分到了北太平庄宿舍，少数人暂时没有住房，和我们一样住在总政西直门招待所。上、下班定时有班车接送。社长胡奇也住在招待所，班车门后的第一排座位基本是他固定坐的。他旁边的座位一般都是空着的，没人去和他挤。他喜欢拉我坐到他旁边。这天上车后人还没到齐，车门开着。我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办公大楼走出来。这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女军人，只见她拎着包从办公大楼走到卡车边，伸手翻动了一下玉米，问了句什么，就拍拍手上的灰走到队尾排队了。转过脸的一霎那，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李德生的夫人曹荣廉吗?在淮阴时她是12军机关幼儿园的指导员。那时李军长的两个儿子李和平和李南征是我们的淮中同学，我见过他们没穿军装的妈妈。我盯着曹，问胡奇社长：这….这是……胡社长见怪不怪，笑着说：是的，我们主任的夫人。在总政组织部组织处任副处长。
总政主任的夫人，跟机关干部一样排队买玉米!这让我极感意外。那时领导没有多少特权，但象这种机关内部供应的农副产品，即便是县团级机关，一般管理部门都会送到领导家的，大家也不会有意见。李军长此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是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难以想象他的夫人还要排队买老玉米!
李德生军长和夫人曹荣廉
感慨之余，想到我带的那两瓶酒还放在招待所，没有机会送给首长。那时我们上、下班进出大楼并没有什么特别通行证，都是大客车送到办公大楼门口，鱼贯下车，集体出入。我没有单独进出过大楼，不知要经过什么程序。反正在大厅上电梯时知道旁边有一个直达顶楼的电梯是通主任办公室的，有哨兵把守，机关干部也不能随便上的。
当晚回招待所我琢磨怎么才能见到李军长呢?只有让他知道我来北京了，并且与他在一幢大楼里办公，想去看望他，才有可能。想来想去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写信，通过邮政渠道才有可能给他传递私人信息。于是用眉头印有解放军文艺社红字的信笺纸，写了简单几句话：
军长：
您好!
我是淮中的小戴(戴庆中)，在12军34师当兵。现在我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帮助工作，和您在一栋大楼里办公。我住在西直门内72号招待所×栋x室。若有可能，想见见您，向您汇报在连队锻炼的情况。
此致
敬礼!
小戴(戴庆中)
1972年9月25日
写好后用解放军文艺社的信封，写上"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收，落款写：本市西直门内72号x楼×室”。然后贴上8分钱邮票。第二天一早直接扔到邮局门口的邮筒里。之后，每天继续上班看稿选稿。
9月29日半夜时分，我已入梦乡。忽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看了一下手表，是午夜12点整。我问道："谁啊?"门外的人问：“戴庆中住这儿吗?"
咦，找我的!什么人啊?深更半夜的。我赶紧起来开门。门外是一名中年军人，上下打量了我一下，问：“你就是戴庆中?“
”是啊。您是...?”
”快穿衣服，跟我走。首长要见你。“
我一下子明白了：李军长接到我的信了!心里一阵激动。以紧急集合的速度三下两下穿好军装，整了一下军容。说“报告，好了”。
中年军人转身带我走，我忽然想起酒，赶紧带上。他问这是什么?我说是送给军长的家乡酒。他笑笑接过去说交给我吧。
车上他告诉我他叫王武臣，是跟随军长从12军调来的。我问这么晚了，军长怎么还没睡觉?他告诉我：因为毛主席习惯夜里上班，所以政治局的同志都与主席同步，方便主席有事要商量时及时沟通。
夜里路上车少，不一会儿就到了。我跟着王武臣走进每天上班见到的直通十楼的神秘电梯，哨兵没有查问，很标准地给我们敬礼，直接放行。
电梯速度很快，瞬间就直达顶楼。楼上是一间大办公室，大约有200平方，附带一个小休息室。南面是窗户，座东朝西摆放着一张硕大的办公桌，桌子对面及两边摆放着几张沙发。李军长穿着军装，没戴帽子，正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见到我就笑吟吟地站起来离开办公桌，说"小戴来啦，来来”，走到我跟前，又拉着我和他比高。王武臣给我倒了杯水就退出去了。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李军长，见他眼光深邃有神，脸上泛着红光，精神非常饱满，举手投足轻捷灵动，声音宏亮，显得非常健康。我很高兴。跟军长谈话，我着重汇报了自上次在白湖农场见面后，根据他”要多到基层连队锻炼"的指示，师里安排我到王克勤连，我在连里当班长，一年多以来的心得体会。同时也反映了连队常年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训练，对战士健康的损伤情况。军长听了问：“你怎么样?”我告诉他，因为我在学校时注重体育锻炼，身体基础好，还行。”他又问了我现在在编辑部工作的情况，我实事求是地说：”很忙，编辑部人少，每天稿子来不及处理。”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不要怕吃苦，年轻人多吃点苦不是坏事”。我点头称是。
跟军长交谈了大约二十分钟，我怕耽误首长办公，就告辞说：“首长忙，我不打扰了。请首长放心，我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怕吃苦的。“李军长把我送到电梯口，让王武臣把我送回招待所。
回宿舍后，同室的刘宝玲问我：”谁啊?深更半夜的找你”。我笑笑说："老部队的一位首长在北京，听说我来了，关心关心。“刘宝玲说：“噢，有这样的首长真好!"已是后半夜了，我们没有多聊，各自睡了。
03
我在小说组上班的主要任务是稿件初审。由于当时全国性文学期刊独此一家，所以稿件多得都是用蔴袋装。仅我所在的小说组每天都有两蔴袋，数百份邮件。每天要一件件拆开，逐篇阅读。
我和刘宝玲二人根本做不到一页一页仔细读。只能采用优选法。即一篇稿子前两页认真看，看作者的文字基础;然后翻看四到八页，看是否引人入胜;最后看结尾人物的命运，评价其故事性，大差不差就先留下。把全部稿件这样初选一遍后，沉下心来看这初选出来的几十篇。再在其中选出十篇左右，附上自己的阅稿意见，转给正式编辑。组长和编辑有时实在忙不过来，还会安排我们与重要作者面谈，对其稿件谈编辑部的意见。记忆中经我手处理过有著名女作家草明的退稿，还代表编辑部与军旅作家李大我谈过他的稿件未能选发的原由。
第二天是9月30日，星期六，那时没有双休日，还是正常上班。早上上班前接到电话，是李德生办公室来的。让我在房间里等着，首长今天有安排。我请刘宝玲帮我请个假。我就老老实实地等在宿舍里。不到9点钟，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不是王武臣，也是个穿干部服的中年军人。他进屋后问明了我是”小戴”，就自我介绍说：我叫曹克(后来知道他是李德生的小舅子，曹荣廉的亲弟弟)，明天是国庆节，首长让我来给你送两张国庆游园票。我接过来看了，一张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一张是中山公园的。
曹克接着说：首长让我今天陪你在北京玩玩，说吧，你想去哪?
我诧异万分，赶忙说：不用不用，您忙。大串联时我来过北京的….....
曹克笑着打断我，说：“小戴你就不要客气了，这是首长的安排，中午首长还要请你吃饭呢。"边说边自语道：“八达岭太远，颐和园太大，时间来不及。去天坛吧，天坛你玩过吗?
我明白了这是李军长的意思，不好推三阻四的。赶紧说”好的好的，正好天坛我没去过。”边说边随曹克出门。车就停在楼下，是一辆黑色的苏式吉姆轿车，很宽大。
路上曹克告诉我，两张游园票明天是中央首长参加与民同乐的地方，不要转送别人。我回答：知道了。
大概因为上午时间较早，天坛公园游人很少。这里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祈福的地方。天坛是圆丘、祈谷两坛的总称。建筑布局呈“回”字形，有墙体双重，形成内外坛。坛壁南圆，象征天圆地方。有斋宫、戒丘坛、祈年殿、长廊、万寿亭、回声壁、三音石、七星石、古柏等名胜。曹克陪着我很顺畅地每个景点都浏览了，基本也就是到此一游。在回声壁我俩互相呼唤感受回音的效果。
因为中午军长要在家里请我吃饭，约莫11点钟左右我们就匆匆结束了天坛之行。曹克没有告诉我具体地址，我也不好直接问。于是便努力凭眼睛搜索车窗外的标志建筑物记忆下来。所幸，大的方位很好记：在天安门东侧离天安门不远，吉姆车拐进了一条不算宽的小街。我看到街口路牌明标：“南池子大街”，往里又开了不远拐进了一条小巷，小巷里看不到行人和居民，全是高高的灰色围墙及紧闭的大门。车在其中一所大门口停了下来，透过车前挡玻璃，我看清门牌清楚地标示："南池子大街拾条15号”。曹克下车开门后，把车开进院，哨兵把大门又关上了。
院子不大，一座两层小楼座落其间，周边还有几间附属平房。我不便东张西望，跟着曹克进到楼下的起居厅。厅里陈设不见豪华，也只是正常人家的沙发、茶几之类普通家俱。窗户是花木格镶着彩色玻璃的古色工艺窗，厚重的窗帘拉开了，室内比较明亮。
我看到李军长笑吟吟地坐在迎面的三人大沙发上。有四只猫围着军长撒娇，军长怀里抱着一只，一只蹲伏在军长的左肩上，一只盘旋在沙发靠背，伸出小爪子作试图跃上军长头顶状。还有一只在右侧空处仰望着它的小伙伴们。
这画面太让人惊讶了!俨然一位慈眉善目的邻家大叔形象。哪里象是血战上甘岭总指挥、让美国鬼子闻风丧胆的将军?巨大的视觉落差使一贯大大咧咧无拘无束的我变得拘谨起来。李军长笑着说：小戴啊，刚刚到哪里去玩了?明天是国庆节了，今天请你到家里来吃个饭，算是提前过节。北京还有什么地方想玩的，吃过饭请曹克再陪你去。
我赶紧回答。刚刚到天坛去过了。大串联时我到八达岭、颐和园、故宫等处都玩过的。谢谢首长为我操心。编辑部一个萝卜一个坑，挺忙的，我今天是请了假的……..因为昨天我已把在部队和到编辑部工作的情况汇报过了，不知该再说些什么。
李军长就跟我拉起了家常，问我爸爸妈妈情况。我想起他知道我爸爸是共产党的县长，赶紧回答说：我爸妈现在都挺好的。爸爸已经解放了，参加了三结合，现在是生产指挥组副组长，负责抓生产，很忙.…….
李军长说：好嘛，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工作很重要，你爸爸有抓生产的经验，这样安排不错。
聊了不多会，曹克进来说：可以开饭了。李军长就站起身领我到旁边的小餐厅。餐桌上摆着四菜一汤：红烧鲫鱼、青椒牛柳、西红柿炒鸡蛋和一盘西兰花炒香干，一盆紫菜蛋花汤。曹克说他吃过了，李军长单独陪我进餐。坐下后问：小戴你喝酒吗?要不要来点?我赶紧说：不要不要，我不会喝。李军长又说白的不喝，喝点红的，葡萄酒。说着站起身从旁边橱柜里拿出一瓶印着外文的葡萄酒和两只高脚玻璃酒杯说：人头马，法国的，我也没喝过，陪我尝尝。
随着军长的话音，隔壁走出来一个小战士，接过军长手里的酒瓶，用开瓶器打开了软木塞交给军长。
看得出李军长情绪很好，我再推三阻四就是不识抬举了。只得站起来双手接过李军长为我倒的半杯红酒。与军长碰了一下，轻轻抿了一口。说实话，这酒闻起来还可以，喝到嘴里真的不好喝，酸不拉几还带点苦涩的尾子。边喝李军长边说：你不喝酒还给我带了两瓶酒，以后不许再带东西......
吃过饭李军长要休息了，让曹克安排我也去休息一会。我说我回招待所，李军长就让曹克送我回去，临行时军长叮嘱我：当兵不要怕吃苦，要经得起考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措手不及。我惊诧、不舍，还有点难过。国庆节后上班第三天，社长胡奇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见面他就上下打量我，问道：“小戴，你去见首长啦?”
我十分惊奇，心里琢磨：这事我谁都没说过，社长怎么知道的。好在没什么好隐瞒的，如实点头称是。社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首长批评我们了，说我们不应该随便从基层部队调人帮助工作。让未经基层充分锻炼的年轻人过早进入机关，不利于他们成长。”社长见我一副茫然无辜的神情，委婉地说："你不要有压力，我不是批评你。你来社里工作也有半年了，组里对你的反映很不错。文字基础好，反应快，有思想，工作大胆，处理稿件效率很高，社里很需要你这样年轻的同志的。但現在首长有明确指示，让你多在基层部队锻炼，我们也就不好留你了。你回部队后，要多积累生活，不要放弃文学创作，结合部队实际有空多写写，兵写兵一定能出好作品。“
打小我就喜欢看小说，在学校时作文一直是强项。当兵后能被抽调到最高文学期刊帮助工作，是难得机遇。听了胡奇社长的话，尽管心里十分不舍，但我无法说不。因为我知道李军长一贯对年轻人要求严格，尤其是他亲近的人。他的儿子李和平、李南征、女儿李远征都在基层部队。这是老一代革命者对后代的惯常要求。当兵的令行禁止，谈话后，我在社里办好手续，简单收拾一下行装，打道回连队了。
04
离开北京，回到我的连队102团王克勤连。连队正在忙秋收，几百亩”农垦58”(晚稻品种)由于穗大粒重，全部倒伏在地，收割机无法收割，只能靠人手工镰刀割。我在这时回到连队，连首长很高兴，又多了一个壮劳力。
我仍回四班当班长，一天也没休息。与连队战士当下状况相比，旅途车船劳顿就是极美妙的休息。我随班、排下大田。每天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时间不够，还要点灯。在北京总部机关有规律的文案工作与眼下昏天黑地地下苦力，巨大的体力落差让我有苦难言，为维护与生俱来的好胜心，不夸张地说，我真是咬着牙拼命了。
指导员李茂全见我一下子混到战士堆里干活，累得东倒西歪，有点不落忍。在我带着战士干了个把星期后，出工时把我留下来，说是老首长肖永银要来连队视察，让我把院子里墙上两块黑板的内容换一换。出黑板报，对我来说就是休息了。我很感激指导员有意识地给了我体力上能得到一点恢复的机会。
这次从北京回连，师、团领导可能是听说了李军长让我回连队锻炼。所以机关工作需要用人时，不再考虑我了。我只能一直沉在连队最底层，身先士卒干最脏最苦最累的活。比如说一人一天割两亩多稻子，比如说扛200斤一袋草包磷肥，2公里不歇肩.…..。
1973年我被提干，任命为二排排长。此后因工作需要，军、师、团的宣传(文化)部门经常临时借用几天。但我的编制隶属关系一直留在王克勤连，没有哪个机关敢正式调用我。
1975年102团调防至合肥大蜀山，离开白湖，不干农活了。1976年12军参加了安徽省委组织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组建了一个四十多人的工作团，深入定远县农村。抽调了我们102团四个干部。一位副营长王成君，一位副教导员孙惠才，一位连指导员程文和，还有我。我们四人派驻在定远县张桥公社杨桥大队，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大事：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先后逝世，唐山遭遇7.8级大地震，粉碎"四人帮"，…...
此间李军长经历了惊涛骇浪。最高位时进政治局当了常委，十大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之后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军长被调到沈阳军区任司令员。再之后被卷入批林批孔，安徽是”批李(李德生)批宋(宋璋)”。受"四人帮"排挤，为顾全大局，李军长主动请求退出了政治局常委，辞去了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职务。毛主席亲自指示：保留政治局委员。
1980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李德生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直到李军长又一次回老部队，难得他老人家还记得我，问起我的情况。师领导说，这个兵首长不是说要放在基层好好锻炼的吗?李军长笑了，说:“他刚到部队时需要在基层多锻炼，但也不能一直压在基层呀。你们根据工作需要，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能把我的话当教条嘛”。
1977年初，我被正式调入师宣传科当文化干事。1978年初，我被调入军文化处当干事。
1981年6月，李军长受军史部门邀约，请他写一篇他在红军时期参加的"苏家埠战役”的回忆录。李军长此刻是沈阳军区司令员，但苏家埠在安徽六安境内，属12军防区。李军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老部队12军。
12军不敢怠慢，政治部主任李连生亲自安排，选派宣传处长李昌林和我完成这个任务。接到通知，我与李昌林处长第二天就乘特快火车一同赴沈阳去面见李军长受领任务。
到了沈阳，王武臣接待我们，告诉我们李军长刚接到中央通知，马上要赴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当晚，在沈阳没停留，我们就随李军长的特快专厢赴北京了。
火车专厢出行是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就是在正常客车上加挂一节专门的车厢。这节车厢生活设施一应俱全。除卧室、厨卫、警卫、秘书室外，像一间特别大的起居室，可供召开小型会议。赴京途中李军长和我们亲切啦家常，李昌林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是军长的老部下。李军长离开12军已有十来年，我插不上嘴，静听军长询问各单位老部下的情况。李昌林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绘声绘色地向军长详细汇报。期间也说到了我们此行的任务，我冒昧地插嘴问：“军长，我查了资料，苏家埠战役是1932年打的，那年您才16岁，半个世纪过去了，您还记得那时候的事吗?
军长笑眯眯地说：那年我是16岁，在连里当传令兵。记得那时红军在大别山真是星火燎原。1931年11月新成立了红四方面军，巩固开辟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是我们的总指挥。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蓬勃发展十分恐慌，调兵遣将发动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我是1932年2月在反围剿开始时入的党，3月份就参加了打苏家埠战役，所以我记得。
话长路短，4个小时左右就到北京了。中办有车接站，一辆大面包不显山不露水地把军长和随行人员一车拉进了中南海。进中南海大门时我特意从车窗留心看哨兵，仪容动作表情都十分规范。因为好奇，我曾专门到长安街中南海大门口，驻足观看这个神秘的大门。但驻足不久，就有戴红袖章的巡逻兵过来，礼貌的要求我不能在此处逗留。这次乘坐中南海的车，显然是有明确标识，哨兵行持枪礼，畅通无阻，疾驶而入。那种”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轻狂得意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中南海大门新华门
进了中南海，道路两边都是树木掩映的一座座院落，行驶了五分钟左右，车沿一座圆孔石桥驶上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岛上有一座两层楼房。军长告诉我们，这座楼原先是汪东兴的办公室和住所。现在已腾空，作为外地来京的政治局委员的下榻之处。
稍事安顿，那位戴眼镜的中年军人陪军长看看周边环境，军长向我们介绍说这位是中南海管理局的一位处长。这位处长告诉我们，这里就是瀛台，是当年慈禧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他陪着我们在岛上浏览，在瀛台风景最佳临水亭台里聊天时，我提议照个合影，军长愉快地同意了。我急忙拿出随身带着的120双镜头海鸥相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接下来两天住在瀛台，李军长参加政治局会议，我和李昌林处长就查找苏家埠战役的历史资料，研究下一步到战役实地采访计划。休会期间军长就来与我们聊当年的记忆。根据李军长的回忆，我们决定回去后赴六安寻觅战役踪迹。1932年到1982年，整整过去半个世纪了，牧童还能拾得旧刀枪吗?
在瀛台住了两个晚上，政治局会议结束，军长要回沈阳了。我和李昌林处长重任在肩，也急于赶回12军安排下一步战地采访事宜，便与军长在北京告别。回到徐州12军军部，我们向李连生主任报告了沈阳、北京一行的情况，和下一步赴安徽苏家战役故地采访的初步计划。我们决定跑一下淠河，陡拔河，两河口，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马家庵，六安、霍山等战役重点战斗发生地。寻觅战场遗迹和能留有战役记忆的老人。李连生主任指示：老军长交待的任务要完成好，你们就接着干吧。需要军提供什么支持就提出来。你们要跑古战场，军里配一台北京吉普给你们用。
军令如山，李昌林处长与我第二天就驱车奔赴安徽六安。车轮滚滚，按既定方案首发六安。那时12军虽已移防徐州，但安徽的各级党委、政府中仍有很多军方人员任职。我们持军政治部介绍信，找到当地宣传部门，都得到极好的接待安排。
关于苏家埠战役当地的党史资料、展览馆、纪念堂都有记载。
苏家埠战役陈列馆
我们按图索骥，照当年战役进程逐县、乡、镇、村走访。基层的领导更是热情，每到一处不仅提供各种方便，帮助寻找有一定记忆的长者座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到乡、村，主人总要摆一席最高规格的土菜酒宴招待我们。村乡的党政妇贫领导和耆老名人作陪。酒宴开始大家文质彬彬，礼数周全。待到酒过三巡，大别山人的粗犷豪迈就展露无遗了。我和昌林处长都还算有点小酒量，应付一般场合不会胆怯，可这趟皖西之行让我不敢吭气。因为是接待上级贵客，村民们喝酒开始还比较收敛，用的也是玻璃小酒杯。三巡过后开始换大碗斟酒了，虽不加满，但约莫着每碗也得有三两。关键是上的酒都是塑料桶散装的。我不知深浅，在开始喝第一杯时像在別处一样，端起小酒杯与大家碰一下一口干了。只觉得是一股火直窜喉咙到胃，原来是村民们自己酿的地瓜烧，度数大约在68度以上。
吃一堑长一智，之后我和昌林处长都从一上桌就声明不会喝酒，门前杯一杯陪到底。村民们倒也不勉强，他们就自己互敬，照样喝得热火朝天。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连轴转，我们基本掌握了苏家埠战役的全貌:
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这儿与民国首都南京距离不远，苏区发展星火燎原，大有东进扩展之势。蒋委员长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老蒋当即调集15个师的兵力，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徐向前广场
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则趁其它准备尚未就绪，连续发起四次主动进攻战役：黄安(今红安)战役、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川)光(山)战役，四次总计歼敌6万。其中苏家埠战役尤为可圈可点。
此役开始前，国民党军第46师、7师、55师突进到鄂豫皖苏区边缘。从六安城至霍山沿淠河东岸，以苏家埠为枢纽，构筑成“围剿”态势。敌二线兵力分驻于合肥、潜山、蚌埠等地，由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节制调配，均距苏家埠较远，一线敌军后方存在较大空隙。
经对敌我态势分析，我军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以地方武装从西面对敌实施佯动袭扰、隐蔽主力作战企图，主力自两河口东渡河，从侧后分割包围苏家埠、青山店、韩摆渡等地之敌，围而不打。依托有利地形，引诱六安和霍山方向的二线敌军来援，运动中将之歼灭。如此，我军克服了暂无攻坚经验、缺乏攻城装备等弱点，有效避免遭敌夹击的被动局面，还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形成局部优势，确保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此役从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历时48天，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及旅团长18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并击落敌机1架，共歼敌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老蒋的“围剿”企图。此役是红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缴获最多、代价最小、战果最好的一次大捷，被美国西点军校作为“围点打援”的经典战例编入教材。采访结束，李昌林处长和我一起研究了搜集来的资料如何取舍，李军长的"苏家埠战役”回忆录具体撰写。因我年轻就由我执笔，完稿后交给李昌林处长定夺。
1982年3月，我被任命为陆军第九十七医院政治处副主任。1984年6月调至南京军区体育办公室，筹备南京军区第五届运动会，负责主编南京军区第五届运动会会刊。运动会结束后调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体育处。1986年军区创作室胡士言主任带着我参加总政组织的《当代军人风貌》的南京军区卷《我们面向太平洋》的组编工作。我自己也根据一位战友提供的对越自卫作战素材，写了一篇纪实作品《战争不能没有女性》。获优秀作品奖和优秀组编奖。
之后我被调整到政治部文化工作站工作。主编南京军区《影视工作》。
1987年在北京领奖的合影。左起朱争平(宣传部处长，后升任上海警备区政委、上海市委常委);我;徐怀中(著名作家、总政文化部部长);胡士言(南京军区创作室主任、电影《柳堡的故事》编剧;董保存(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文艺社编辑。
1985年11月，李军长调到新组建的国防大学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90年4月，李军长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2011年5月8日，李军长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我虽无缘再见到尊敬的李德生军长，但军长让我下连队，我前后在基层连队浸淫七年(1969~1977年)。期间，在步兵102团无后座力炮连、特务连、特别是在王克勤连的磨砺，使我受益终生。至今我仍十分缅怀老一辈革命者胸怀祖国、情怀满满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