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次我在家中吃饭，总是爱挑青菜吃。爱人说：“你这么瘦，就多吃点肉。”可是，我却对肉没有多大兴趣。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肉了，特别是香喷喷的肥肉片子，能吃一大碗。大人们都说：“这孩子长大后有福气，是吃肉的命。”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是小时候的肉香味好像还停留在嘴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大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每个公社管理着十几个甚至二三十个村子，一个村整编为一个大队，下面又分若干个单独经营核算的小队，构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村民身份为社员，集体出工大呼隆，男劳力每天记10个工分，女劳力每天记8个工分。由于劳动积极性不高，粮食生产很难实现丰收。每年麦收和秋收后，要按时完成交纳公粮及猪牛羊鸡蛋等农副产品统购任务，不折不扣地做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年终，进行大小队结算和口粮分配，全村男女老少都指望这次分配解决吃粮和日常生活零花钱，维持基本生计。无奈所售公粮价格低，每斤小麦只卖一毛钱左右，集体收入微薄，刨去生产经营费用，社员们的分红少得可怜，日常生活穷困不堪，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吃地瓜干高粱米。
当时，父母在生产队上挣工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吃的多是玉米面、地瓜干，只能在家里来亲戚或者过春节的时候吃白面馍馍。肉，就吃得更少了，除了过大年能吃上肉外，多是在亲戚有红白事的时候才能吃到。每到走亲戚的时候，我都早早穿上新衣服，迫不及待地催着父母出发。开席的时候，盛肉的碗盘刚一端上，我们几个小孩子就顾不得斯文，像风卷残云一样，狼吞虎咽，很快就把一碗肉吃得干干净净。那时的肉好香啊!一是因为人们吃得少，一年吃不了几次肉，所以感觉特别香;二是因为那时的猪都是农民用粮食养成的，且饲养时间长，一年才长一两百斤，不像现在喂饲料，三四个月就长200多斤。
记得一年初春，生产队里一头耕牛生病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它打上了吊瓶，可最终也没能让它起死回生。于是，几个队干部商议，决定把牛宰了，炖熟后按人头分给社员。于是，几名男劳力在牛棚旁边一块空地上开始宰牛，另外几名男劳力垒起一个临时煮牛肉的灶，支起一口大铁锅。孩子们围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牛皮被扒掉，整个牛再被肢解，被洗干净，被一块块地放入锅里煮……傍晚时分，生产队长双手叉腰，大声招呼社员们来分牛肉。全生产队二百多口人，各家各户都能分到一两斤肉和一盆牛肉汤，还有几块牛骨头、一些牛杂碎。皎洁的月光下，全队男女老少端着锅碗瓢盆，有说有笑地排成长队，过大年一般热闹、兴奋。那天晚上，各家各户都飘出浓浓的肉香味，传出大人孩子欢乐的笑声。
除了吃猪肉牛肉外，我还吃过瘟鸡肉。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养鸡，少的养三五只，多的养十几只甚至二三十只，在“鸡屁股银行”里取钱，仿佛养了鸡后钱就绵绵不绝永远取不完似的。在故乡有“赊小鸡”的传统，有人走街串巷专门给农民赊小鸡,等到秋后鸡崽长大了,再来收鸡蛋或收钱。小鸡养大后开始下蛋，但是一家人却舍不得吃，放在米缸或瓦罐里攒着。到了逢集的日子里，母亲会把攒好的鸡蛋，小心翼翼地装进布兜去卖，有的时候十个二十个,多的时候四五十个，有时为了凑个整数，刚从窝里捡出来的鸡蛋还热乎乎的。正是这个小小的“鸡屁股银行”，保证了一家人灶头上的油盐酱醋、碗筷碟盘，孩子们上学的铅笔橡皮作业本新衣裳。那个时候，每年都爆发鸡瘟，鸡大批大批地死亡。人们舍不得把病死的鸡扔掉，先是用开水使劲地煮，目的是高温杀毒，然后再用来炒菜或是炖鸡，吃起来蛮香的。有一年，母亲养了十几只母鸡，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全部瘟死了，平时鸡活着的时候舍不得吃，那段时间天天吃死鸡。如果是现在，鸡得了瘟病死掉，人们肯定会掩埋处理。可那时候，有死鸡吃就非常不错了，因为有肉吃总比没有肉吃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群众劳动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物资丰富、商品充足、吃穿不愁的梦想成为现实，人们可以自由地购买自己想要的商品，无需再担心缺货或限购。现在，年过半百的我已经实现了吃肉自由，只要有胃口，想吃多少都没问题，这真是小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很满足，格外珍惜眼下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也祈愿大家的生活越过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