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界的规律。过去皇帝寻求长生不老，求仙吃灵丹，反而死得更快。现在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代，我国也出现老龄化，我已94岁，远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年龄。人总是要死的，我这把年纪，就少去医院，听其自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前年的体检更坚定我的想法。
前年体检又加了磁共振，脑、颈、腰、膝自选，我选颈部，当日下午医院即来电话告知，发现血管瘤，意思是血管瘤随时会破裂，会危及生命，必须立即去医院检查治疗。女儿陪我去医院找西医专家，她在磁共振片上找到一个小亮点，是什么东西，她让我先住院检查，再决定治疗方案，我不想住院;女儿让我找中医，大夫说，可以长期吃汤药保守治疗，女儿为我熬汤药，一天两次。我去医院看望老伴，她住脑科病房，我找科主任咨询，他说，“像你这样年纪不宜做手术，就不用管它，注意三点，要控制情绪，血压不能高，大便不能干。我说不想吃汤药，他说汤药伤胃，可以不吃”，这正合我的心意就照办了。我年老不宜做手术，查出病也是保守治疗，顺其自然，因此以后就不去做体检了，自己不受累，还省国家的钱。年轻人当然不同，他们应早发现早治疗。
“我们队伍里的人，死后给他送葬，开追悼会”，是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一篇悼词。以前我校老人去世，学校惯例是发讣告，并通知哪一天开追悼会。火化那天，派几辆大轿车接人去火葬场，租一个礼堂，除死者部门和亲朋好友外，其他部门也要派代表参加，还要把大家送的花圈拉到火葬场，布置在礼堂。放哀乐，领导讲话后，宣读死者生平(要征得家属同意)，还有家属代表讲话，最后绕遗体一周后结束，花圈随后也烧掉。追悼会已发展成为一种形式，给单位和个人带来负担。后来改为告别会，不致悼词，自愿参加，不强求各部门派人，已有简化。
2011年3月26日，我院周教授去世，他的讣告中明示，按本人生前遗愿：“不开遗体告别会，不收花圈和奠礼，骨灰撒入老家嘉兴南湖中。”周老享年92岁，是建校时进校的元老，他创导新风，备受赞颂。从此我校老人去世，纷纷效仿，成为惯例。但有一位我任期时的组织部长，他唁电中未作交代，次日我去他家慰问时，发现家门口几十花圈，可能他是团级转业军人，在任的校级领导一人送一个，还有各党政部门、家属、亲朋好友和他原部队送的花圈，都要拉到火葬场烧掉。以后的讣告，死者都有交代，就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当年我写了一篇“八十叙怀”的文章，其中一段话“我已活到80岁，算是高龄了，随时等待死神召唤。但有个愿望，活要活得健康，死要死得痛快，如患了生不如死的绝症，自己受罪还连累别人，就要求安乐死，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因为中国没有安乐死立法，甚至出现有个医生，按照病人的要求，对他实行了安乐死，被判刑的实例，令人遗憾。”
我最近看到《求是》杂志副主编朱铁志生前写的短文，获得好评，广为流传。我摘录片段如下：
“如果我不得不死于癌症，我请求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必为我作无望的救治。所谓人道主义的救治，本意在延续人的肉体生命，其实无异于延长人的双重痛苦。
我不想辛苦挣扎一生，到头来再丧失做人的起码尊严，缠绵病榻，身上插满各种管子;也不想家人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伤难过;更不想单位为一个已经完全不能生存的人发工资、报药费，增加额外的负担。如果我死，决不希望举办什么追悼会、告别会、追思会一类的会议。
如果妻儿听我的话，应该先将我所有能用的器官免费捐赠，假如它们能在其他的生命里获得新生，我将感到莫大快慰。
然后应该将我的尸体交给医学院作解剖教学用，假如学生们从我身上能够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我又将感到莫大快慰。
再接下来就该果断地把我火化，趁热把我的骨灰埋在随便哪颗树下。既然骨灰都作了肥料，墓地就更没必要了。咱们国家本来地少人多，我就不要跟活人争地盘儿了。
虽然我们国家至今没有安乐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其所能呼吁这样的法律。”
因为他得了绝症，我国没有安乐死的法律，他采取了自缢身亡，并作‘遗体捐赠医院，骨灰埋树下’的交代，朱铁志的生死观值得大家学习。对于死，不同人有不同的生死观，如得了不治之症，有人四处求医，病没有治好，反而因过度治疗早死了。也有少数人隐瞒病情，希望在死之前，尽力工作，把这段有限的时间活得更有意义。社会不会鼓励这种做法，但其精神是可贵的。
我老伴因有基础病，2023年染上新冠，经抢救脱离危险住院，因失去吞咽功能，靠鼻饲维持生命，女儿和保姆照顾不了，还雇了一名护工。在2023年年底，这名护工的女儿得了脑瘤，开刀割去后，另一边又长出瘤子，医生说这种脑瘤割了还会长，是不治之症，不主张再开刀。她家经济上也没有力量，我们也劝她不要做了，不做就是等死。她女儿年仅30岁，求生欲望很强，坚持想做，为了满足女儿的要求，她家各方筹款，我们也给些资助，做了第二次手术。不久又长出瘤子，她家人不想也没有能力再做手术了，这时她大女儿在网上找到了“水滴筹”的网上社会捐助，又做了第三次手术。“水滴筹”也发到我手机上，我在网上查找，认定这是不收费用的慈善机构，也献了爱心，还转发到我们的老干部群。她女儿不久还是走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手术，在西方，医院可能不会同意做第二次手术。我堂妹在美国生活，多年前她因患病而失去吞咽功能，医院不插鼻饲，等着饿死。医院也不是毫无作为，会做一些关怀性护理，尽量让其死前少受痛苦。
中国是生命至上，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对病人总是千方百计救治。如有的病人已失去知觉，家人仍到医院治疗，尽量延长其生命。有些老干部长期住重症监护室，住院报销，子女拿着老人高额工资，不用去医院照顾，医院也愿意，一天有上万元的收入。2023年初，我们学校老院长染上新冠，送医院，因病危进重症监护室，约50天左右去世，子女未能见上一面。重症监护室是抢救危重病人的地方，成本昂贵，当抢救无望后，就应该转普通病房或由家人接回家照看。美国前总统卡特老年得了绝症，他决定不再治疗，接受“临终关怀”，在家中安享天伦之乐，七个月后安详去世。西方的观点是“赖活不如好死”，患上不治之症，就不治疗。治疗只能赖活，不治是争取好死。
死后还有个丧葬问题，中国老习惯是入土为安，建个坟墓立个碑，墓地要占很大一块土地。后来中央主张遗体火化，骨灰盒可以寄放殡仪馆，也可以在陵园买块小小的墓地安放。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钱了，殡葬成为盈利行业，墓地分等级，只要钱多，墓地可以越来越大，与民争地。陵园也有使用年限，一般为70年。有些中央领导带头提出死后不留骨灰，撒入大海，普通老百姓做不到撒入大海，可以撒入江河，现在又提倡一种树葬。从千方百计治疗到不治，实行安乐死、临终关怀，从开追悼会，遗体告别到不收花圈、不搞仪式，从土葬到火化，从陵园到水葬、树葬，都是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