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又翩然而至，妻子正翻找着我悉心收藏的六条红领巾。据悉，全椒太平舞场的靓奶们打算在今晚佩戴着红领巾跳舞，借此重温五十年前童真时代的快乐。对此我由衷支持。
犹记得儿子上学前班的首日，我特地花了两块钱为他购置了一条崭新的红领巾并亲手为他戴上。在随后的小学时光里，每年“六一”节，学校都会发放一条新红领巾。如此一来，便积攒下了六条。待儿子升入中学，这些红领巾便被我小心收藏起来。
然而，令我抱憾终身的是，自己从未有过佩戴红领巾的经历。究其缘由，只因爷爷被划定为“四类分子”。为此，我曾在被窝中暗自垂泪，甚至一度试图去埋怨爷爷。但爷爷对我向来疼爱有加，但凡有美味佳肴，总是先紧着我;家中床铺狭小，整个童年时光，他都带着我一同入眠，还会给我讲述他幼时在大书场听到的各类传奇故事。这般深厚的祖孙情，叫我怎能心生责怪呢?
彼时，学校组建了武术队与歌舞小剧团。“六一”儿童节时，前往神山寺的县养老院，聆听老红军讲述革命故事，同时为老人们表演文艺节目。每当这时，同学们皆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个个容光焕发、神采飞扬，而我，每逢此类场合，却总是因没有红领巾而无法登台，只能羞怯地躲在队伍后方，心中满是失落。
在那个特殊年代，不是“红小兵”，自然是无缘担任班干部的，哪怕只是小组长或是劳动委员这样的小职务，甚至连收发作业本的机会都没有。
爷爷虽然时常遭受批斗，但在生产队的劳动中始终表现得积极踊跃。诸如养猪、养鸭这类辛苦活儿，他总是主动争抢着去做。他满心期盼能早日摘掉“帽子”，好让我有机会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小兵”。
尽管我并非“红小兵”，但在学习上，背诵、做作业从不落于人后，还时常主动抢着擦黑板、扫地，期望通过这些表现，能让班主任看到我的努力，从而有朝一日批准我成为“红小兵”。
直至一九七九年，爷爷终于摘掉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可此时的我已然升入初中，佩戴红领巾的梦想终究未能实现。
虽然没能戴上红领巾，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在潜移默化间养成了勤奋做事、认真努力的习惯。凭借这份努力，我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在近四十年的工作历程中，我始终秉持“老黄牛”一般的勤恳态度，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期间，我先后辅导了二百多名学生考取高等院校体育专业。在他们入学前，我皆分别叮嘱他们要努力学习，追求进步。如今，看到他们皆已成才，我深感欣慰。他们中，有的成了大学体育教授，有的成为中小学体育教师，还有的成为公安干警、部队指战员，其中更有许多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虽然与红领巾失之交臂，但始终以少先队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五星红旗鲜红的一角，早已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成为我一生的精神指引。每当听到或唱起那激昂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我常常不禁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