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时代，是伴随着父母下放的脚步，在江西永修马口下城村的田野间度过了青涩的三年。那时的中学学制是两年。1972年初，国家实行教育学制改革，将原本的冬季毕业推至炎炎夏日，也让我们这届学生多了半年珍贵而又特别的校园时光。那时，钢笔是我们书写青春的亲密伙伴，每一滴墨水都浸润着求知的渴望。
我就读的马口中学，承载着无数难忘的回忆。班上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是跟随父母下放突然空降到一个陌生地。燕进、幸洪福、杨华兰、杨经叶……这些名字，至今仍在记忆深处闪烁。燕进与我同桌，由于同样的家庭境遇，让我们在班上十分投契。他皮肤白皙，身形比我圆润些，个头和我差不多，走路时带着几分随性不羁，平日里总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性子，鲜少展露笑容。平时，他的上衣胸前口袋插着一支钢笔，书包里还存放了几支，大家都很羡慕他。他的父母是江西大学的教授，1968年，因“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名号，被下放到马口中学任教。燕进的父亲教数学，母亲教物理，两位老师都戴着高度近视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满是对知识的执着与热爱。
还记得那个普通且不寻常的一天，上完了班主任黄老师的语文课，下一节课便是物理课。不想班上有个调皮的同学正在酝酿一场恶作剧，他趁课间休息没人注意，将一条死蜈蚣悄悄放进了粉笔盒。当燕进母亲伸手拿粉笔准备板书时，两个手指夹出的，却是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从她惊讶的表情可以看出，手感也让她察觉到了异样。刹那间，教室里炸开了锅，有的同学哄堂大笑，有的面露惊恐，而老师看清手中之物后，也吓得急忙甩手。这堂物理课，就这样没上成。燕进的母亲满心委屈与气愤，悻悻离开教室向班主任黄老师诉说此事。黄老师是从省教育厅下放来的，两人在办公室的交谈声越来越大，惊动了校长。校长听完原委，面色阴沉的大步走进教室，威严的目光扫视着每一张稚嫩的脸庞。随后，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校风政治课，他说，“人家是大学教授，教你们这些小孩绰绰有余，可你们还不珍惜。先不说你们将来读大学，就是长大后搞革命工作也要有知识啊!”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我深刻认识到知识的珍贵，也懂得了尊重师长的道理。
“蜈蚣”风波过后，毕业考试悄然临近。那时，我们用钢笔书写作业做笔记，如果钢笔的墨水写干了，就向同学借几滴墨水继续写。当年借墨水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一个同学轻轻拧开笔筒，将笔尖对准另一个同学的笔尖，小心翼翼地挤压笔胆，墨水便一滴一滴地落在另一支钢笔的笔尖上。向同学借了几滴墨水，第二天就要还几滴的，这是当年学生时代的一个潜规则。我常常向燕进借墨水，而他却总是大方地说不必归还。因为他家就在学校内，再说他的书包里平常都放着几支钢笔。
毕业考试那天，我将注满墨水的钢笔放进书包，笔帽不慎脱落，墨水渗在书包里，试卷还只写到一半笔水就干涸写不见。正当我焦急万分时，燕进从书包中掏出一支钢笔递给我。我心中满是感激：“我明天吸满墨水还给你。”他边做题边点头。燕进成绩优异，很快就交卷回家了。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满是温暖。
第二天考生物，上课铃响，同学们纷纷奔向教室。可教室里，唯独少了燕进的身影。我紧紧握着那支吸满墨水的钢笔，满心疑惑与担忧：他是睡过头了，还是生病了?考试一结束，我便迫不及待地冲向老师宿舍二楼。他家的门虚掩着，屋内寂静无声。我小心翼翼地探进头，客厅空无一人，再走进卧室、厨房，全是一片空荡。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一家已经搬走了。原来，前些天他父母就接到了落实政策、返回原单位工作的调令，那天一大早，两辆解放牌汽车载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和希望，驶向了南昌。
那些日子，我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失落感，或许是因失去了好伙伴，或许是因我的信誉得不到践行。但我始终将那支钢笔珍藏在书包里，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再次相遇，亲手归还给燕进。我们已然无缘遇见。如今，五十三年的时光悄然流逝，这支钢笔依然陪伴着我。它不仅仅是一件文具，更像是一位无声的挚友，时刻提醒着我，做人要坚守诚信，这份珍贵的情谊，也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间。这个世界，有人斤斤计较，也有人不拘小节，甚至后者就连信守承诺的机会都不给你。
2025,5,23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