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里，即使自认为再坚强，总有一块最柔弱的存在，那便是对母亲的回忆。每每忆及母亲的恩情，点点滴滴，便汇聚成奔腾的江河，在胸中激荡，常化作夺眶而出的热泪。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我的母亲出生于鄂西南长阳土家山寨清江边一个教师之家，虽为文弱女子，但生性倔强。凡是她认准的事情，决不放弃。她高中毕业后，决定嫁给我的父亲时，因门不当户不对，遭到她那当教师的父亲强烈反对。由于我外婆去世得早，在她十二岁时便永远离开了她，我外公既做严父又当慈母，向来说一不二。我母亲却坚持“不看家当看儿郎”，看准了我父亲的人才。他从武汉工人技校毕业，后在襄阳工专教书，但因“文革”爆发，学校解散而被迫返乡。她不顾他在石钟岩的贫寒家庭，以及当时他正落魄归乡的困境，毅然选择一条异常辛苦的路，与他走到一起，决计白手起家，共同撑起一片天。
于是，她那严父对于这个唯一心疼的女儿，只得做出让步。母亲便从“河边人”变成了“山上人”，由“金窝窝”来到“穷窝窝”。后来，她用一生的执念，没完没了的辛勤劳作，家里家外，只见她娇小瘦弱的身影，忙忙碌碌，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风里来雨里去，努力改变贫穷家境。
在集体年代，原本在娘家做姑娘时就很少干农活的母亲，要适应大山里的田间劳作，为了挣足养家糊口的工分，不知落过多少委屈的泪，手中打过多少血泡，人也被晒得黢黑。经过一年半载，善于学习的母亲便成为了一位种地的行家里手。因为她有文化、为人又正派，生产队便让她当记工员、药剂员。她时常到山上自采山菊花、十大功劳、五倍子等中草药，无偿为乡亲们煎药治病。她做事素来尽职敬业，从不出错，有口皆碑。
要说摆在她面前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家中缺乏硬男劳动力，因我祖父祖母年迈，父亲又常年在外写生和行医。年少的我，深知母亲的不易，并懂得唯有自强不息，才能改变命运。我作为长子，家里的男子汉，在心里暗下决心，这辈子必须尽力为母亲分担，让她尽量少辛苦一些，以致安享晚年。每当放学回家及至后来参加工作休假归乡探亲，我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去寻找劳作的母亲，主动承担农活，特别是背、挑等力气活，纵然只是九牛一毛、杯水车薪，但母亲脸上总是宽慰的笑容。后来，我们儿女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家，我和妻极力劝年逾花甲的父母二老到城里来住，可她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即使在城里住上几天，总是说：“城里太吵，总安不下心，玩得心里怪不踏实，还是咱山里头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以来，母亲总算是当上了自家的“生产队队长”，硬是把十多亩山间薄田打理得井然有序，地里的活从不落后于人。她为改善家人的生活以及售卖畜禽补贴家用，每年养肥猪四至五头，养山羊五至七只，养山鸡二十来只，还养有猫、狗等什么的，动物们时常簇拥着她，鸡鸣狗吠，好不热闹，让她实实在在当上了“动物司令”。
常言道：“上为父母，下为儿女”。母亲含辛茹苦，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备受当地人尊重。她支持丈夫的事业成就，使我父亲李银林由默默无闻的农民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画家，可以说有她一大半的功劳。她还把我们弟妹三人拉扯成人，我和弟弟均读到大学毕业并进城工作，妹妹也在县城开上了服装店。儿女们有些出息，而且儿孙绕膝，这也是对她莫大的安慰。她几十年如一日，日常照料年迈多病的公爹公婆，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祖父祖母都能安享晚年、寿终正寝，她尽到了做儿媳的种种责任。
母亲她老人家一生不曾也不肯离开大山，离开生她养她的土地，但她心胸宽阔，亲友善邻，待人接物总是一副热心肠。由于她在十里八乡拥有乡亲们足够的信任，她于是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说亲人”。母亲善识人，觉得哪一对未婚的年轻人合适，就立马到双方家里来回奔忙撮合。或许是上天赋予母亲“红娘”的神圣职责，她几乎是一说一个准。在母亲的忙活下，有数十对新人牵手成功，从而走进婚姻的殿堂，且婚后幸福美满。但在我们土家山寨当媒人，纵然花费再大的精力，也是分文不取的，纯粹是做好事罢了。母亲常说：做人要行善积德，好人才会有好报。她亲身为我们做出示范，我们儿女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成为我们一生做人的基本准则。
母亲说：她苦难一生，辛苦一辈子，但没有什么遗憾和不值得。她还说，如果有来生，仍选择投胎做人。就在母亲年满八十四岁后，年将八十五岁这年，俗话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之说 ，土家人有“男怕进，女怕出”的说法，时值农历龙年，正是卯辰相害之年，她略通生辰八字，知道是道过不去的“鬼门关”。就在这年清明节前两天的凌晨，让我们儿孙们五雷轰顶、痛不欲生，她老人家突发脑梗便永远离开了我们……
古人云:“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家慈的言传身教，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感恩上天赐我良母，待到走过这无怨无悔的一生，如果有来世，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做她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