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自己的祖父母，就连年长我十几岁的哥姐们，也同样未曾与他们谋面。翻开族谱，上面有这样的记载：祖父名基田，字志谷，生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 一1941年)，娶王氏(1904一1938年)为妻。有文字记录的仅有这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敬祖、祭祖等传统文化习俗逐渐恢复，这也让人们意识到，尽管经历了诸多波折，但传统文化的根脉并未被彻底斩断。父亲也是用这种方式纪念自己的上辈，于是，想到为逝去的祖父母立驾石碑。
早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毁碑挖山造田”运动轰烈而来。在那狂热的时期，很少有人有勇气去维护逝去祖先的墓地，人性中的敬畏与坚守在时代的波涛中被逐渐消磨。
祖父母墓碑最初是由父亲所立。当年，父亲带着年少的我，凭借着模糊的记忆，寻找祖人墓地。山被推为平地，早年本就不大的碑石，也已荡然无存，曾经的墓地早已没了明显的标识。但父亲还是凭借着心底那一丝珍贵的记忆，站在改变的山丘，面朝太阳升起的方位，参照依旧未变的池塘、老的塆基，还诚心询问长者，才一点点地确定了墓地在马家塘的位置。
祖叔父和父亲共有过的马家塘山丘土地证
为了方便后人缅怀祖先，父亲选择了经济成本较低的水泥预制方式，自己动手，挑些砂子、买几包水泥，浇灌墓碑，然后请人刻写后代的男丁名字。尽管非常简陋，但却承载着我们对祖先的无尽思念和敬意。每年的清明时节，我们依循父亲的足迹，在祖父母的墓地，虔诚点上几柱香火。
父亲很少提及上辈人的事情，即便有些事他讲过，我也没用心去听。不过，父亲曾跟我讲过祖父的两件事我印象深刻。
其中一件发生在1931年，当时父亲十来岁。那年发了大水，祖父是佃农，租种着附近周塆地主家的田地。那时，地租普遍实行“主六佃四”的分成方式，地主占六成收成，佃农仅得四成。即便遭遇灾年，农民仍需按此标准缴租，以至于常常是“镰刀上壁，锅里无米”。祖父连续两年辛苦劳作，结果却是“打背拱”，白白忙碌一场。
此外，农民还深受高利贷的盘剥，春天借一担谷，秋天就要还两担，这俗称“驴打滚”。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大多数农民的生活难以为继，主要吃的红薯杂粮，“糠菜半年粮”，灾年吃树皮、茅根。被迫卖儿卖女。《蕲春县志》有载1934年“饿殍载道，典妻卖子”的悲惨景象，甚至有的农民只能挖观音土来充饥。这些事都是祖父那辈人经历过的。祖父母的一生不仅饱经天灾人祸，祖母更在战乱中丢掉性命。
日军从被炸毁的桥梁旁边淌水过蕲河(源自《古今蕲谈》)
1938年，日军入侵蕲州。6月起，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所到之处，民房被炸得七零八落，村庄也被烧成一片废墟。日军在茅山、岚头矶等地对平民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他们用活埋、剜眼、放狼狗撕咬等令人发指的手段，让百姓陷入了无尽的恐惧之中。
日军还大肆强征“军粮”，农民辛苦一年的存粮被抢掠一空。而国民党也在此时抓丁充军，为了躲避兵役，许多农民甚至不惜自伤身体如割断手指。战争让社会秩序彻底崩溃，而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民生的苦难。
父亲亲眼看到，头顶上，日军飞机不断盘旋，百姓们为了保命，纷纷“跑反”四处逃散。祖叔父八爹藏在高岸田下，幸运地躲过了抓壮丁。八爹比祖父小五岁，祖父只有一个弟弟，好长一段时候他们兄弟二人住在一起。
那年农历八月十二，正值日军攻打蕲州，病中的祖母因极度恐惧，竟选择自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祖父怒火中烧，拿起一条檧担当做武器放在门边，如有日军打进来，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我从父亲的相关言行、祖叔父的模样以及一些旧物件中展开猜想，尽力拼凑出祖父母这辈人大致的生存状态和形象。
1938年10月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本侵略军占领蕲州城
另一件事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见过家里有一件碾米的工具，父亲用它来碾高粱米。它由三脚支撑，类似磨子可以转动，竹篾围成圆槽，内置石轮碾磨。父亲说，这叫“粝子”，主要用于稻谷的粗加工，把稻谷壳碾脱，碾出的米非常粗糙，是真正的糙米。
祖父那一代人就是靠着这件“粝子”来加工碾米。后来，“粝子”虽然很少使用了，但父亲还是把它留了好些年。父亲还讲过，他小时候有一年天干，稻谷全是干瘪的“折叶”，抓在手里轻飘飘的，尽是空壳。即便如此，祖父还是用“粝子”把这些稻谷过了一遍，然后再磨成糠用来填饱肚子。
我还见过祖父留给我们的另一件物品——楤担。
它是一种两头包有铁尖的工具，用于挑稻谷草垛或成捆的柴草，类似于长矛的扁担，方便穿插固定草垛，是种田人常用的生产工具。不过在零零后这一代人面前，它或许没了用武之地。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那年，正在挑草担的二哥跟我说起这条楤担，要不是他提醒，我还真没注意到。二哥用稻草擦去檧担一端厚厚的包浆，露出上面刻有祖父的大名“坤成”二字。有时祖辈的血缘传承，就是在不经意间展现在面前。
这条楤担的中间部分十分光滑，拿在手上，感觉轻巧又坚实。两端的铁皮牙子还有亮光。它看起来很老旧，却没有一丝裂痕，应该是用上好的硬材木做成的。毕竟它已经被使用了几代人，挑过的草担不计其数。尽管它的主人们常常饿着肚子劳作，但它还是坚韧地传承了下来。
祖父的一生，好像那条楤担，沉默而坚韧。他的名字，刻在楤担的木头上，也刻进了时间的记忆中。他未曾与我谋面，我却能在楤担那光滑的握痕里，真切地“触摸”到他粗糙的掌纹。
我曾在父亲的眼神里，看到他对祖父的感慨。父亲说他十二岁就开始跟着上辈犁田干活，就用这条檧担挑草头，由我们的二姑(二妹)帮助托举上肩。而楤担上镌刻的“坤成”二字，穿越了漫长的岁月，让后代子孙仍能依稀看见那个形象：或是在旱年里不厌其烦碾着空谷壳的勤劳男人，或是在日军轰炸时手握檧担，奋不顾身护着弟弟逃命的勇敢兄长。
这条檧担我也曾用过。在干农活的那些日子里，起初我用它来挑稻草。稻草蓬松又轻，只需把尖尖的檧担一头刺进一捆稻草，就能轻松挑起。硬木制成的檧担稳稳地压在肩膀上。
不过，挑草头(刚收割的半干稻谷)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担成捆的草头足有百十斤重，得借助晃动的力量才方便把它放上肩。在又窄又湿的田埂上行走时，如果不紧紧握住檧担，稍不留神，檧担就会翻转过来，草头也会顺势滑落到地上。说实话，我一直不太擅长使用檧担。
这条楤担仿佛是祖父的一支“笔”，在土地上书写完自己的一生。那些关于祖父的零碎片段，如同散落在田里的稻穗，我试图弯腰拾起，拼凑成一段没有封面的家族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