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夏，荷塘的清香裹着燥热的风，穿透教室破损的门窗，蜘蛛在屋顶梁上的网格里无声地游走，蝉鸣的合奏和学生们的嘈杂声交相呼应。彼时，在荷花小学度过五年时光的我，迎来了毕业季的欣喜。
班主任老师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教室。她手里捧一叠泛黄的油印纸张。这位留着长辫子的女老师面容清秀，声音温柔亲切：“同学们，你们就要完成小学学业，升入新学校读初中了。这是升学政审表，拿回去让家长填好，明天带回学校交给我。”老师边说，边把那张纸发到每个学生的课桌上。我疑惑地看着老师：“政审表是什么啊?”她还特意对我会意地微笑。那笑容如春日暖阳，照进我幼小的心田。我满怀新奇与期待，心中充满对新校园的憧憬。
我小心翼翼地揣着那张薄薄的纸，和同学们一道冲出教室，飞奔在回家的土路上，扬起一道灰烟。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路面镀上一层金光。路旁一望无际的田野，翠绿的稻苗长势正旺。我奔跑着，书包有节奏地拍打在我的腰间，我似乎看到中学的大门在绿色稻浪尽头若隐若现。
我兴奋不已，脚步轻快。不觉中到了村口荷塘边那棵大树下。远远的，我遇见村里的支书大叔朝我走过来。支书总穿着那套褪色的蓝色中山装，背着一个绿色军挎包，上口袋上别着那颗泛黄的毛主席像章，还插着一只黑色钢笔。听说，支书大叔苦大出身，参加过土改工作，本可成为国家干部，却因一字不识，只能回村当了支书。我疑惑地看着他，不识字的大叔，书包装的都是些什么，钢笔有没有墨水啊?
“放学啦，今天咋这么高兴?”大叔笑着说。我扬起那张纸，骄傲地回答：“我要上初中了!”大叔像是愣了一下，随后说：“哦，都要上初中了啊，好啊。你们老师给的?”我不想理会他，像一只欢快的小兔子般跑开了。
没跑几步，我停下脚步，下意识的看着支书大叔远去的背影。母亲曾说，支书大叔是村里最大的官，权力很大，大家都对他敬畏有加。在我看来，他其实挺和蔼的，见人总是笑脸相迎，每次见到我都会摸摸我的头。只是那笑容里，似乎总藏着一丝难以捉摸的诡异。我年幼，觉得这可能就是大人物的做派吧。
“妈，你看，我上初中的政审表!”跨过我家斑驳的门槛，我开心地把政审表递给母亲。她略显佝偻的背脊突然挺直了几分，湿漉漉的双手在围裙上蹭了三遍，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张纸。堂屋方桌上灰黄的煤油灯，在泛黄的纸面投下颤抖的光晕。母亲难掩幸福和激动地说：“儿啊，要上初中了，好啊好啊好啊......”。她连声说着“好啊好啊”，随后陷入沉思，不知她内心正泛起怎样的波澜。她捧着纸，在油灯下认真端详。母亲只念过几天私塾，基本算是文盲，我不知她在看些什么。灶膛屋里传来继父的声音：“要好好琢磨下再填啊。”母亲听到这话，不由自主地把纸往怀里藏了藏，像藏起一束随时会熄灭的火种。继父是文化人，他敏感的话语，让我突然感到了这张纸的份量。
那年，我才十二岁。尚不知这张纸承载着三代人的血泪。祖父带着“伪保长”的帽子病死在劳改农场。父亲其实是过继到我叔祖父的，但也是富农，成分不好。解放前家庭比较殷实，父亲上过不少的学，新中国选为公办教师，不久成为全区最年轻的校长。父亲虽有学识，执教有方，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仍然饱受折磨。1963年的秋夜，寒霜初露，父亲将麻绳套在了老屋后面一颗粗壮的树枝上，寻了短见。送葬队伍抬着棺材走了，一个满身泥灰的男婴独自在空荡荡的屋里爬来爬去，像是在找寻什么。有人看到，他在地上捡到一粒黑糊糊的鸡屎，当着糖果塞进嘴里，又吐出来，接着便是声嘶力竭的大哭，仿佛感知到了自己命运多舛。那撕裂的哭声伴着远去的丧乐，震撼了整个村子，刺痛了每个村民的心，人们无不泪奔。那个婴孩，正是未满周岁、不能站立的我。
哥哥从水田回来，裤脚还滴着泥浆。这个十八的青年身上透着不甘屈服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六年前，他背着“黑五类子弟”的烙印，政审受阻，从初中的门槛折返，从此把青春碾碎在秧苗和稻穗之间。他聪明好学、勤劳肯干，后来成为村里人人喜爱的能工巧匠，还担任过大队总会计。哥哥、母亲和继父拿着那张纸，躲在里屋商量了许久。哥哥捏着钢笔的指节发白，在“家庭成分”一栏落下粗重的墨迹。三人从里屋出来，母亲告诉我：“哥哥给你填好了，明天记得交给老师。”说着，母亲把填好的纸，轻轻夹在我的课本里，小心放进我的书包。
那个夜晚，母亲又哭了一夜。她是个极其敏感且不幸的女人。自幼父母双亡，从小成为孤儿，在亲戚的白眼中，吃百家饭活了过来，泪水浸泡着她的生命里程。尤其父亲去世后，她便常常以泪洗面，村里人都叫她“好哭佬”。她想到了我的父亲。曾荣获县优秀小学校长的父亲，尽管工作出色，可因为出身问题，一直背着沉重的“原罪”包袱，工作上屡遭排挤、清算和打压，生活中常常被村里出身清白的“红杆子”们欺侮和折磨，在恐惧自卑和悲观失望中苦苦挣扎。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强化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次年，中央决定开展“四清”运动。基层组织针对父亲学校各种问题，上纲上线，大肆展开攻击。他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和精神压力。他边翻着报纸边告诉母亲：“不是工作问题，都是出身问题。往后十年，像我这样‘白身子’的人，日子会非常不好过。我的孩子你别让他们读书。”自此，父亲沉默寡言，心似乎沉入深潭。“四清”开始，公社把他列入重点对象。这期间，村里有人公开调戏侮辱我的母亲。他气愤不已，却状告无门，还反受其辱。因为那个无赖是个党员、复员军人，而我的父亲是专政的对象。经此事后，他彻底绝望了，再没听他说过一句话，直到他悲愤地走上绳索的那个黑夜。父亲死后，社会上都说他是抗拒革命，畏罪自杀。我们家又多了顶地主加反革命的帽子。
读书，对我们家孩子而言，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但母亲坚信，读书是改变孩子命运的唯一途径。她没遵从父亲的遗训，在父亲去世后，依然将哥哥送进了小学。小学毕业后，哥哥理所当然地回到田边，农民成为他命运的归宿。政审，这个阴影一直笼罩在母亲的心头。如今，当母亲拿起我的升学政审表，她怎不既激动、欣喜，又忧心忡忡?这个晚上，一向柔弱的母亲却做了个坚定的抉择。政审表上，她决定把继父写成父亲。因为我随母亲姓，家庭成分自然随母亲。她觉得这样做理所当然，肯定万无一失。
事情真如母亲所愿，我顺利拿到了初中入学通知书。秋天如期而至，我的心情像满地金黄的稻子一样灿烂。我搬着一把凳子，兴高采烈地前往村东头三里外的初中学校。开学那天早上，母亲早早起床，做了我最爱吃的鸡蛋炒饭。她抓住我的手，眼里满是泪水：“儿啊，能上初中不容易。要好好读书，读给你父亲看看，为他争口气!”她的眼神中，既有期待又有担忧，那泪光闪烁的模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
那个时候，还没有高考，也不知读好书后，会是什么样。书读好了，会和父亲一样吗?有时候我也疑惑。但我总想起母亲期待的眼神!我在心里默默发誓：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未来总会有希望!可没想到，那张政审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将我的梦想炸得粉碎。
冬天的脚步临近了。那天，三里外的晨读声穿透薄雾时，我照常按时到了学校。母亲哪里知道，那张几人策划的政审表，真的引爆了，象钢片扎进孩儿幼小的心灵。家庭成分的锁链最终还是紧紧地锁着了我的双脚。
上午第二节课，我正在专心听语文老师讲高玉宝的故事，校长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老师迎上去和校长低声交谈几句，随后回头把我叫了出去。校长让我拿上我的凳子和书包，跟他去办公室。
校长周仁芳，就像她的名字，心底仁慈，面带芬芳。一进校长办公室，他便对我说：“你父亲是我的老师，”他打量着我，又说：“一晃都十年了，二公子也长这么大了。”我不明究竟，傻傻地望着校长。
“好孩子啊，实在是对不住啊!”校长继续说。我更加一头雾水，不明所以地望着他。
没等校长说完，一位满脸大麻子的老头，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披着一件黑皮外套，嘴里叼着旱烟，几棵包金的门牙格外显眼。我认识他，开学典礼时他就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他是学校的贫协主任，代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是学校的“太上皇”。一进屋他就冲着我大声吼道：“隐瞒阶级成分，欺骗公社革委会，蒙混过关上中学的那个学生，就是你吗?”这突如其来的讯问，如五雷轰顶，炸得我天晕地转。我低下头，忍不住泪水唰唰地流出来，滴到我的腿上。我感觉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愧疚，不禁双腿发颤，两手发麻。
贫协主任见我吓得瑟瑟发抖，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有人告到公社革委会了。你父亲是反革命，家庭历史不清不楚。我们查了档案，你的政审表居然没有写你的父亲。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隐瞒历史知道吗?性质非常严重啊。可能是小学个别老师包庇，还有招生老师不调查，被蒙蔽。这件事，我们也不追究责任了，但是，你的学是上不成了，书你也别想再读了。回家去吧，年纪还小，早早学个手艺吧。”
我看到校长涨红着脸，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看到此景，他起身走到我身边，随手拿起我的凳子，把书包挎到我的身上，说：“走吧，孩子!我陪你，去找你妈妈。”听到妈妈两个字，想起妈妈期待的眼神，我哇的一声，突然大哭了起来。妈妈!我没脸见你啊，我犯了错，读不了书了!你可是满怀期望，要我好好读书的啊!
“我不去找妈妈，不能去找妈妈，不去啊!”我尖叫着，呼喊着，扑倒在地上，不停地打着滚。哭叫声在校长的办公室回荡。
不知过了多久，我停止了哭泣，紧握拳头，眼睛死死地瞪着那位贫协主任，心中充满仇恨，犹如当年白毛女面对黄世仁的愤怒。
“我要读书!我要读书!!”陡然，我大声咆哮起来，那声音仿佛要冲破屋顶，飞向远方，飞到那个没有歧视、没有欺压的自由世界。
“我要读书!”。我继续一遍一遍坚定地高喊着。我看见校长眼圈湿润了，手足无措地站在我的身旁，看着我，眼中满是无奈和同情。贫协主任脱下外套，扔在一旁，狠狠地一把拉起我。我顺势站了起来，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乖乖地被他安上本属于我的阶级成分的锁镣，把我投进苦难的人生牢笼。
天下着濛濛细雨。校长拿着我的凳子和书包，我紧跟着校长踉踉跄跄地朝村里走去。妈妈不在家，别人说，雨天都在集体大仓库劳动呢。找到妈妈时，她正在剥收尾的棉花。
校长看到母亲，恭敬地说：“师母好啊!”
“啊，周校长怎么大驾光临了。”妈妈惊讶地站起身来，疑惑地看看校长和我：“是孩子在学校不听话了?”
“师娘，有话我们移步细说。”校长把母亲引到仓库相对僻静的地方，我则躲在一处暗角。不一会，我就听见了母亲的哀嚎声。我的心好像被撕裂一般。我远远看着伤心的妈妈，我没脸走过去。看见妈妈哭得越发伤心，我还是忍不住，扑向我母亲的怀里!娘俩紧紧相拥，哭声惊天动地。
“老天爷啊，怎么就读个初中的机会都不给啊，我可怜的儿啊。是妈妈错了，妈妈不该那样填表啊!”我扬起小脸，看着妈妈：“不是你的错，不是，你是为了让我读书，我妈妈没有错!”我大声呼喊着，倾诉着对母亲的心疼和对命运的不甘。仓库里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纷纷望了过来。叔叔阿姨们啊，请你们再不要笑话我的妈妈“好哭佬”了，你们哪个像我的母亲，这么爱着她的孩子，经受这么多磨难，仍然坚强而仁爱地面对这个世界。
“是哪个没娘心的，告恶状，不得好死!”生产队长在仓库里疾声痛骂，他逼着校长说出事情真相，可校长不能不讲组织原则啊。后来大伙儿打听到，恶意告状人是村里曾经的大人物。好多人都说，其实不用查，明白人都知道，只有那个人干得出来。连村里的哑巴大叔都是个明白人。哑巴拉着我的手，比比划划，叽叽呀呀，激愤不已。别人跟我翻译：他是说，他知道是谁干的，这个人尽干些阴险缺德事。他还撇着嘴做了一个拇指朝下的手势，和现在的网络图片一样。
我被勒令退学，名声难听，觉得无脸见人。我宅在家里整整两个月。继父唉声叹气，母亲时常唠叨：“年纪这么小，身体又柔弱。不像他哥哥，不是干农活的料，咋办啊。”有个做老中医的亲戚提议，不妨跟着他采药学中医。起初我也愿意，但是要爬山登高，还要面对蚊虫瘴气，吓着了我，不几天就打了退堂鼓。哥哥了解我的心思，找老三届的哥们，拿来数理化老课本。我如获至宝，天天宅在家里，如饥似渴地学习。有个玩伴叫和平，他来家里安慰我：“憋在家里闷死了，看那些书有什么用啊?不如跟我们一起去挖野丝瓜根，蛮值钱呢。”我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读书能有什么用，但我就喜欢读书。我还要去上学读书的!”这是我当时心底最真切的渴望。
转眼春天来了，大地复苏。继父跟我找到了新的学校，荷花小学办的“戴帽”初中。老师们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偷偷让我插了班。终于，我又上学了。虽然没有当初的学校条件好，毕竟有学上了。这给了我希望，让我在求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家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的震荡中徘徊。下半年的时候，那四个人倒台了，历史的航船在转舵。文革开始受到质疑，人们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教育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农场不去了，我们的书本增厚了，换了些年轻的老师，课程开齐了，学生的成绩也开始排名。我因在家自学，不仅没有掉队，成绩还总是名列前茅。
年底的时候，语文老师在一次学生文艺宣传作品点评会上，高度赞扬了我写的粉碎四人帮快板词。并偷偷告诉我，好好学习，国家可能要实行招生考试，考上好高中，前途会很光明。我把老师的话埋在心里，暗暗努力。
1977年的夏天，是决定我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老师们没有担心，因为我的成绩排名总是数一数二。我的继父和妈妈也没有什么担心。他们本就没有打算我再上高中，在他们看来，我能够读完初中，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高中哪敢奢望。最忧心的是我。我当然想继续读高中。老师说了，不久将来有可能考试选拔，不读高中就没有机会了。
夏季燥热的风吹来一阵阵云团，一夜间暴雨如注，十天不停，洪水泛滥成灾。我顾不上这些，背着自己的书，躲在家里潜心啃读。殊不知，一场关于我能否上高中的问题，在大队和学校联会上疾风骤雨般的讨论着。有人说，这孩子成绩优异，品行良好，上高中一定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大队书记讲话了：“现在，学校还是一元化领导，教育还是人民的教育。试问，地主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子女都能上高中，是在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
尽管“四人帮”已经粉碎，阶级斗争为纲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可在这闭塞落后的乡村，极左思潮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听了书记的话，校长随声附和，大家哑口无言。
发通知的时候，我自然落榜了。公社高中没有录我，就连片区“戴帽”高中也没有我的名字!母亲说，认命吧。家里人准备让我继续走两年前学中医、上山采药的路。
那年秋天，月光格外清冷。每个黄昏，队里禾场上游荡着我的影子。我拉着二胡，低沉的《二泉映月》伴着清辉在宽阔的禾场上流淌，诉说着一个少年的悲伤和无奈。入学的同学们捎来信息，说学校管的很严，学习抓的很紧。我马上想起语文老师的话，是不是要实行大学统考?可惜，我没有机会了。过了这个冬季，我就要打背包上山去了。这个社会抛弃了我，但我还是想学好医，去救扶更多需要我的人。
中秋节过后，南方的草木依然青翠，收获的谷子堆满禾场。继父知道我爱学习，也需要解闷，把他心爱的收音机交给我。在收音机里我知道了陈景润，在二胡声里，我找到了慰藉。父母也不再催我，大家都忘记了上山采药的事。
10月21日早上，我坐在屋后古西荆河边，照常打开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忽然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高考将于11月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闭了11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敞开，高考招生制度得到恢复。我惊讶地差点叫了起来，飞快的跑回家：“我要读书!我还是要去读书!高考制度恢复了!”我把收音机声音放到最大，在宽敞的堂屋回响。继父第一个跑到堂屋，说：“前几天广播里宣传陈景润，就知道国家要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了。”哥哥也跑出来：“政策松了，想办法读高中去吧!不采药了。”我极度兴奋，就像人埋在幽深黑暗的洞穴里，突然看见一丝阳光照射进来，我有救了。
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六。上午的阳光格外明媚，天格外的蓝。一位中年男子走进我们家来：“请问，旺哒哒(姨妈)是这家吗?”我的母亲小名旺旺。母亲快快从厨房走出来：“啊，这不是玉阶侄子吗?你从哪里来的呀?稀客稀客啊。”
玉阶是我母亲表姐的公子。原来，他刚调到片区中学当副校长，负责“戴帽”高中。他母亲叮嘱过，要他抽空一定去看看旺哒哒。母亲惊奇不已，不知说什么好：“你妈妈身体还好啦?你家媳妇现在都到一起了撒?”继父从屋里出来了：“玉阶侄到我家，真是天降贵人啊。慧娃子(我乳名)，快出来。”“快叫，玉阶哥!，不，叫郑校长!”我拿着一本书，从房间走出来，继父把我拉到郑校长跟前。
“这个小弟这么爱学习啊，在哪个学校，读几年级啊?”郑校长打量着我，不断地询问。父亲说：“上鬼的学啊!在家里待着。就爱读书，自己找了一大堆高中课本在自学。”
“啊!怎么不上学?”校长惊讶地问。
继父说：“娃聪明得很，成绩不晓得几好。你晓得撒，家庭成分问题，上不了高中啊。”
“还有这事?我回去问问情况，不行就到我的学校去读书。这不恢复高考了吗，两年后，兴许考个大学生呢。”校长说完，母亲赶紧拉起他的手：“大侄子啊，遇到大救星了。愁死我们了，本要他读个初中就算了，可偏偏成绩总是学校数一数二。家庭成分不好，怪哪个呢?庄稼活做不来，手艺也不愿学，不读书他不甘心。我们把他没得法啊。”
校长赶紧说：“都什么年代了，娃儿读书的权利都被剥夺?不行，赶快到我学校去读!”母亲就差点跪在侄子面前了：“慧儿，皇天眷顾你啊，遇到贵人了，赶快谢过大哥哥。”
午饭间，他们聊起了家庭琐事，也聊起了陈景润和恢复高考的事。母亲说：“这个苦命娃啊，跟着我姓张呢，他是你外婆张氏家的独苗啊。她的前途就交给你了。”郑校长拉过我的手，坚定地说：“事情就这么定了，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为张家人争口气!”
事情的逆转其实就在奇妙的巧合中。我相信命运总是有一个定数。我顺利地到校插班。这是公社里临时办的“戴帽”高中，师资不全，学生成绩普遍不太好。我一进去，摸底成绩居然前五，和几个复读生排在第一方阵，组成了一个尖刀班，和老师同吃同睡，鏖战高考。我们用的是煤油灯，吃的是家里带的咸菜，偶尔老师亲自下厨打点牙祭。外语老师长期缺人，校长说，干脆放弃，把精力用到数理化。数理化老师亦师亦友，和我们共同备课，探讨习题。夏天蚊子咬得我们满身红肿，我们发明了把双腿泡在水桶里。冬天冷得牙齿打颤，一个同学发现学校院墙外有一个刚刚封口的砖窑，那个窑洞口能坐十个学生，简直比现在的地暖还要舒服。
1979年高考临近，我们挑着被子行李和书籍，徒步二十多里，在公社中学旁边农户安营扎寨。那年高考是大学中专统一录取。我们“戴帽中学”考上三个，三个中专。我是唯一的应届生。
我的通知书姗姗来迟，九月底还没到手。我的高考分数远远超出分数线，心里十拿九稳，所以我主动请缨，愉快地参加了生产队的秋收会战。我要在临走之前，让大家看看，我不是干不了农活的料。那位支书大叔已经不是领导，人还是那么貌似和蔼亲切。我恭敬地称呼他，他笑眯眯地恭喜我，全然没有曾经的阴影。劳动间，他亲近的抚摸我的肩，关切的问我：“听说通知书还没有到啊，是落榜了吧。”说话间，我真切的察觉到了那诡异的笑。老了，他还是那个德行。
我已经成人了，一切都看得明白。关于那个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人在挣扎中求生，没有怨屈，更没有仇恨;只有拼搏的欲望，成功的喜悦;只有壮丽的山河、璀璨的星空、灿烂的阳光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秋风吹在我的脸上，我挑着谷子和乡亲们吆喝着。谁说我不是干农活的料?这个丰收季，我还要打个通关，给自己留下更多的美好记忆。
2015年2月草稿。2025年2月修改。
(哒哒：姨妈的意思;老家的叫法。打通关：是指各种农活都做一遍，都精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