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我高中毕业了。因为“文革”尚未结束，继续升学已暂无机会，只有回家务农了。
毕业时正值秋收，此时大姐已出嫁二哥长年在外当学徒，家里的劳动力只有母亲一人。靠母亲一人挣工分，要想分回全家六口人的口粮是十分困难的(父亲农具社工作)。
我回乡务农无疑为我家增加了一个劳动力，至少也是半个劳动力，父母都十分高兴。已十八岁的我身体仍较弱，但为了打破多年来，我家年年挣不够工分的困局，高中一毕业我便投入到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什么农活我都不怕，什么苦我都能吃。记得早晨泼炕田从凌晨四点过起床，到早晨七点过收工吃早饭，一早晨挑过七十多担粪水，收工时双肩皮肤已经磨烂。
对我来说每挑一趟粪水都犹如赛跑。生产队有专人在粪坑到炕田的必经之处，设卡发牌子(凭牌子记工分)。粪坑边也专门有人为你舀粪水，避免有人只装半担，炕田里也有人专门负责泼粪水。上午八点过就到秧母田里拔秧苗，刚开始时我不会拨秧苗和捆扎秧苗，都是长辈们手把手的教我。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往往分成若干个小组，小组长每天都要规定每个人的具体任务，完成任务才能上休息。
插秧是一门技术活。由于我初学插秧动作较慢，组长安排我担秧头，即将秧母田里内扯好的秧头，挑到待插秧的水田内。每一担秧头都在壹百多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相当吃力的。但我从未叫过苦，挑完秧头就下田栽秧子。插秧子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插秧的速度实在太慢。时常左右两侧插秧的人将我夹在中间，逼着我加快插秧的速度。用农村的俗语说叫“抬轿子”。若遇到左右两侧“不友好”的插秧人，他们时常顺手捡完我身后本来属于我应插的秧头。迫使我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秧头。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时常累的我精疲力尽。当别人都插到尽头时自己却还在水田中央。
收割小麦和水稻我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弯着腰收割，而我却是蹲着收割移动速度较快。
小麦和水稻收割后，一般都要经过数小时的太阳曝晒，这样才便于脱粒这便是老农常说的“脱水气”。当时小麦和水稻脱粒全部是传统的人工脱粒。计工分也是按脱粒的重量多少计算。
每天劳动时我都是用一根草绳扎在额头上，避免汗水直接流进眼睛里。母亲十分关心我，她每天都要为我送一大斗碗红白茶到田间地头让我喝足。偶尔母亲还会为我煮二个熟鸡蛋让我加餐，母爱令我终身难忘。
从一九七四年七月高中毕业到年底我去当兵，短暂几个月我一共挣了一千七百多分。当年我家就从生产队分得了现金，结束了我家年年欠生产队钱的历史，我的出色表现为我那辛劳的父母长了脸。
农村生活实在太苦了，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是为改变家庭的命运，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困死在农村，自己必须走出去。当时每年也有上中专和大学的，俗称工农兵大学生。但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既无钱也无权，人际关糸也一般乡村干部是不会推荐的，唯一的出路是当兵!家里穷父母艰辛，呼唤我一定要走出去，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中旬机会终于来了。
当兵，报名、体检、政审、录取一路顺畅，亲朋好友得到消息后，纷纷赶到我们家为我送行。我怀着改变自己及家庭命运的志向到达部队，可命运却又给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曾悄悄地对我高中的个别同学说过，我到部队后一定好好干争取提干。我太幼稚了，根本不了现实的残酷。
经过一番磨练岁月告诉我:一个人是否获得成功，天势、地理、人和，少了任何一种因素都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