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出任这个名誉会长，我这个“天下第一汪迷”，担任这个汪迷文学社名誉会长，仿佛是实至名归，——这只是笑谑之言。其实天下“汪迷”多矣，爱汪读汪研汪的人大有人大，比我喜爱汪先生之为文之为人的人多矣，又岂止鄙人一人乎?其实，我很惭愧。业余写作，半生蹉跎，成就甚微。但我也很愿意担任这个角色，承同道们的不弃，我将和广大汪迷一起，宣传好汪曾祺，推广好汪曾祺，为提升高邮文化品牌，宣传好“汪曾祺的高邮”和“高邮的汪曾祺”，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一是汪迷部落文学社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民间社团。有自己的公号，每日更新四篇文章，坚持了这么多年，这非常不简单。每日晨起，打开手机，首先浏览“公号”新文，已经成为许多“汪迷”的“日课”——我每天也是这么做的。有线下读书会，共读一篇文章，写书评。有游学、寻访，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有讲座，从地方性讲坛逐步走向全国，能请来王干、杨早、翟业军、翟文铖、郜元宝、徐强、孙郁等全国知名的学者、大家，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一个是基于文学社的逐步扩大的全国性的影响，再一个是汪曾祺阳光的照耀，高邮有一个汪曾祺纪念馆，他是全国的文学人，甚至是华语地区的文学人共同想往的地方，是这两个因素，才使得全国这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在繁忙的学术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来高邮与大家进行交流。
作者在汪迷论坛会上
二是汪曾祺现象真是一个神奇的现象。汪曾祺和他的文学当然了不起。首先是汪曾祺的人格和留下的文字(包括书法、绘画)了不起，随着时间的久远越来越显示出他自身的光芒。但汪曾祺的传播也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值得研究。张秋红主任今天也在这里，记得汪曾祺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时候，那时在高邮搞了一个很隆重的纪念活动，邵燕样先生，高洪波、潘凯雄、张守仁等专家学者和作家都莅临了会议，但那时的汪曾祺还远没有现在这样广泛的影响，对汪曾祺的挖掘还没有现在这么深，其中包括大量的汪曾祺早期佚文还没有发现或发现不多，汪先生在世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写的东西很少，但写的倒是很早，40年代出过一本《邂逅集》，从过去我们所见到的汪先生作品，真以为汪先生早年只写了这么一点点。——别人曾提出让他翻翻旧报纸找一找，他回说找它干嘛。——没有想到汪先生年青时候写了那么多东西，而且写得那么好，那么现代。他自己说，我年青的时候受过现代派影响，但那时因为佚文发现的少，人们对此感受不深，当大量佚文被发现后，原来汪先生青年时已经写了那么多东西，难怪他1947年从香港过，小报一角会发消息，“青年作家汪曾祺到港”。通过对大量佚文的研究，发现汪曾祺所受的现代派影响之深、之大、之广泛，真是深入骨髓的，这些东西才使汪曾祺后来成为汪曾祺这样的一位作家，——一个特别的作家(请注意，这里我用了一个特别的作家字样)。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比较荒诞的作家(但那时好象没有多少人理解)。他1980年代末到访扬州，给扬州一位青年作家留了一个纸条，《说“怪”》，说扬州八怪是标新立异的，他希望扬州的青年作家在创作上要追求新一点，怪一点，不要同人写的一样。这些也可以视为先生的夫子自道，他对文学的态度，一生都在追求同别人不一样，用他的话说，我的气质，只能写这样的东西。说到一些作家，他说，这样的东西我是写不出来的!
作者在汪迷论坛会上
三是汪曾祺的书信的发现和研究，极大的丰富了汪曾祺的人格。汪先生书信，原来“全集”有，但是不多，李建新兄非常有心，到处寻访，孜孜乞乞(请石字旁)，收集到先生那么多信件，终于可以出一本《汪曾祺书信集》了。这些书信，是对丰富汪曾祺人格的又一重大贡献。通过那些书信，发现那一代学人，即使写一个便条，文字都是那么准确、博雅、生动而有趣。通过这些文字，发现汪先生是多么的温润，多么善解人意。信件中的汪曾祺就是一个生动的、人格丰满的、活生生的汪曾祺。这里可举的例子很多，对前辈如沈从文、巴金是一种措词、态度，对同辈如黄裳、朱德熙又是一种口气，对晚辈(包括女性)又是一种方式，对编辑、读者、作者，又是不同。总之，对象不同口气不同措词不同，真正见出一个人的文字修养、文化修养和人格修养。那些信件，即使两三行，都百读不厌，再小的一篇文字，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作者与汪曾祺先生(摄于1995年)
当然，汪曾祺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也许需要几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当然，在这几十年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专家，做了大量工作，出了许多丰富的成果。比如佚文的发掘，信书的编纂，年谱的出版，交游的考证，关于汪的戏剧、书法、绘画的研究，各种纪念文集的出版，等等，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汪曾祺的研究空间，但还有许多领域还远远不够，亟待开拓，——比如若能有一本如《苏东坡传》(林语堂著)一样的《汪曾祺传》，该多好，——总之，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评论一个作家的过程，也是考验评论者自己的学识、修养、人格水平的过程，能否达到或接近研究对象的高度，这些都是我们所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