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忙碌着，他的身影遍布了乡村的角角落落。直到他下葬那天，送葬人群黑压压一片，如乌云般围住了他的坟头，我才知道，他这一生，居然有如此多村民，念他的好，给他送行。
父亲文化水平低，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随后便在农业社干活，每天仅仅挣得半个工分。18岁那年，父亲被村里选去学医，派到城里卫生院，当了一名旁听生。因为祖母的病，他仅学了一年，便回家了。
父亲打心底热爱医学。家中布满灰尘的旧书架上，至今仍整齐摆放着许多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老书，书页泛着淡淡的黄色，夹杂着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其中，有一套上海医科大出版的《内科学》，用牛皮纸仔细地包着书皮，格外显眼。父亲曾说，那年，他瞒着母亲，卖了家里攒了好几年的小麦，后来母亲知道了，还埋怨了一阵子。大概父亲的医学知识，主要从这套书里学到的吧。
四十岁那年，父亲竟取得了乡村医师证，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六月的一个早晨，父亲喝完罐罐茶，挎了一个帆布包，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戴着旧草帽出门了。直到父亲晚间回家时，我们才知道他考试去了。
父亲脸上洋溢着喜悦，说道：“考试题很简单，卷子写得满满的，今天走了半天路，先喝杯罐罐茶吧” 。父亲说着，随手焚起了柴火茶炉子。如今，父亲的医师证静静地藏在我的书柜里，偶尔翻看，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当年的情景。
在我的眼里，父亲对村民的贡献是巨大的，他除了看一些头疼脑热，骡马牛羊的小病之外，还挽救过许多村民的性命。
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天还没亮，家里的大门啪啪作响，父亲踩着鞋，急急开了门。来人满脸焦急，慌忙地说：“他叔，昨晚上我们一家人吐了一夜，最小的娃都昏迷了，你赶紧去看看吧!”父亲二话不说，立即背起医药箱，急匆匆地去了。父亲回来后，长舒了一口气，说道：“幸亏发现得早，没耽搁。那家人把从城里捡来的亚硝酸盐，当盐吃了，中毒了，我联系了村长的拖拉机，把他们送去城里大医院了，看能不能救下了呢。”后来，那一家人都得救了。每见到父亲总是感激地笑着说：“要不是你早诊断出来，我们一家就没命了。”关于父亲是如何准确诊断出病情的，我至今都难以置信。亚硝酸盐是我上高中时才学到的知识，而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竟能够准确辨别救治，这令我至今都很佩服。
在乡亲们心中，父亲的医术是方圆百里最好的。记得有一年，邻村有个老汉，病情严重，医院说不好治了，准备后事吧。可回家后，家人又不甘心，于是，他儿子就打听到了父亲，请父亲去瞧瞧。为这病，父亲费了许多周折，几十里山路上来来回回地跑了半年，病人竟奇迹般地康复了。父亲后来说，他也没有料到会好起来，大概是命不该绝吧。
那些年，村民看病多是挂账的。父亲看了病、抓了药，村民便带着药回家了。一年半载，有些自觉的村民便来结账，父亲总是坐在炕沿上，手里拨着算盘，仔仔细细地算着欠下的药费。看一次病，药费大约只有一块多或者几毛钱，一家人半年的费用，也不过十几元。但多数村民家里经济困难，生得起病，却吃不起药，所以即便是药费欠了一两年，也没有余钱来付药费。每到这时，父亲总会说：“药没了，我今天算几家药费，你去要账罢，过几天再进点药。”于是，我便带着父亲算好的药费和处方，东家进、西家出地去要账。遇到有余钱的人家，会说着客气话，给了药费，我心里也会有藏不住的欢喜;而遇到没钱的，便笑着推说，“再等几天，粜了粮食就给。”看着要不上账，我也没有好气色，就丧着脸回家。大概那时的我，总体谅不了没钱人的难处吧。
由于父亲经常行医而耽误了农活，庄稼收成也不好，几乎年年粮食不够吃。受父亲的影响，我也曾对医学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在报考大学志愿时，却决然地没有选择医学。我那时认为，从医也不会有太好的前途，改变不了家里的穷日子。
父亲就是这样经营着他的药铺子。后来，村民的欠费越来越多，他那药铺终究没撑下去，无奈地关了门。父亲站在那早已没了往日热闹的药铺前，望着空荡荡的货架，轻轻叹了口气，声音中满是无奈与落寞：“唉，还是好好务农吧。”
即便不开药铺，只要村民找上门来，父亲便放下手中的农活，拍拍身上的泥土，耐心地询问病情，想着治疗的办法，拿起笔，在纸上详细地写下药方。因为父亲的药方，偶然也有人给点钱，可父亲总是笑着说：“拿上吧，不要钱、不要钱!”
如今，家里还保存着许多父亲当年开过的药方。前几年，我拿了一张，将它裱起来，装进一个木框里，静静地立在书柜上。每当看到它，我仿佛就能看见父亲抽着烟、坐在炕头上边说边笑地给村民开处方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