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简直潇洒至极，但父亲常说“喝酒的人是天底下最苦的人”。
据他说，玉皇大帝想知道人间哪种人最苦，哪种人最快乐，就派了一个神仙下凡调查。神仙来到镇上，遇到几个官员正在酒馆里猜拳行令。只见输了的人端起酒碗，紧皱眉头，满脸难受地喝酒，喝完长叹一声“啊——!”又痛苦地摇摇头，神仙于是就断定人间最苦的人是喝酒的人。离开小镇，神仙跋涉到山垭时已是气喘吁吁。这时一首山歌由远而近飘来，他疲惫顿消。只见一个农民挑着一挑粪，唱着山歌走来，唱完“情姐下河耶洗衣裳啰”，“嗨”的一声，肩上的挑子轻松地由左肩换到右肩，这一节奏紧凑姿态优雅的动作，令神仙大为震惊：“哇，这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
父亲是黔北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我记事起，就常听他说“喝酒的人是天下最苦的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嘴上虽说喝酒人最苦，而且每次看到他喝酒都是很难受的样子，那表情就像是吃黄连喝苦药一般，可他却乐此不疲。
小时候家乡有点穷，娃儿多的人家粮食都不够吃。我家四口人，爸爸妈妈为了让我们两弟兄能吃饱饭，春夏秋冬忙个不停，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收工后就砍柴打猪草种自留地，每天天不见亮就起床，天黑尽了才进门，点着煤油灯吃晚饭。可能是爸爸太累了，晚饭时妈妈会提醒爸爸喝点酒。那时父亲是难喝到包谷酒、高粱酒的，他喝的酒大多是供销社卖的青㭎籽酒、木薯酒。听大人们说，青㭎籽酒喝起来有些苦涩，还“打脑壳”;木薯酒要好一些，但有一股酸臭味。虽然青㭎籽酒、木薯酒都难喝，但家中还经常缺货，实在没办法买到时，我曾看见爸爸喝过那种用木薯酒精加冷开水勾兑的“酒”。那时我还不满十岁，没喝过酒，不知道酒好不好喝，但是每次看到爸爸喝酒都带着痛苦难受的表情，我相信了“天下喝酒人最苦”这句口头禅。
那些年，城镇居民买酒要酒票，农民买酒就只有到乡场上的供销社去买。一般情况下，青㭎籽酒、木薯酒好买些，包谷酒、高粱酒就只有撞运气买了。普通农民大多没有好运气，买不到供销社供应的包谷酒、高粱酒。至于贴有商标的“瓶子酒”，因为价格较高，农民很难买得起。
稍大些才知道，父亲和黔北大山里的农民一样，确实太累太累了——播种时整天犁田、挑粪，收割时起早贪黑地割谷子、掰包谷、抹包谷，农闲时到几十里外的小煤窑去挑煤，寒冬腊月上山砍柴打疙篼……晚上收工回屋时已经没有精神和力气了，只有喝点酒，特别是喝得微醺微醺的，才能在腰酸背痛中昏昏睡去。原来，酒是父亲那代人那时候的麻醉剂、镇痛剂。
1975年，哥哥参军去了云南边防，我也可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点工分了，家里的境况好了些。父亲的酒也慢慢提高了一点档次，虽仍以青㭎籽酒为主打，但也开始自己泡杨梅酒、蛇酒、跌打损伤草药酒了。那几年因为我考上高中、评上“三好学生”、加入共青团，或是收到哥哥来信、见到哥哥的立功奖章、喜报，父亲就会“毫不吝啬”地哪怕是借钱也要买来五加皮酒、三花酒等瓶子酒开怀畅饮，微微醉了后还会哼唱几句川剧或是黔剧呢。哦，原来酒也可以成为父亲的兴奋剂呀。
紧接着，父亲遇到了一连串的好事：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时我考上学校、三中全会、土地承包、改革开放……家里的温饱彻底解决了，父亲会做小生意赶溜溜场的专长发挥出来了——天门冬麦门冬，转手倒卖很轻松;贩鸡苗倒鸭苗，赶场超过土里刨;热天街边卖凉水，冬天就卖甜酒药……短短两三年，赶场用的手推鸡公车换成了永久51型自行车，挂在梨树上的纸喇叭换成了红灯牌收音机，有了闹钟、添了手表……1979年5月的一天，我在遵义城里接到了父亲的来信，说“汇款20元，注意查收”，我高兴得不得了，谁知他竟给我出了个意想不到的难题——“你放暑假时买两瓶茅台酒带回来。钱不够的话你借点，回来我补给你，钱多了的话剩的归你。”哇，父亲要喝茅台酒!我立马上街打听，到遵义老城红旗路供销社一问，才知道茅台酒7.8元一瓶，但买茅台酒要酒票，8张票一瓶(董酒4张一瓶、遵义白酒1张一瓶)。于是我第二天就向同学们打听酒票哪里有卖，结果同学们说酒票是政府给城市居民家发的，不能买卖，但有的同学家爸爸不喝酒，他们就你三张我两张地送给了我。那一次，我得到了同学们赞助的16张酒票，顺利地买到了两瓶茅台酒。
父亲请来了家族中的几个老辈子和村里的几个好朋友，开开心心地过了一个格外热闹的中秋节。据说，那天两瓶茅台喝得很慢很慢，接着又喝了一些普通白酒，大家边喝边聊，从包产到户，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市场放开买卖灵活;从恢复高考，到扩建学校;从抗美援朝，到边境作战……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国家大事、邻里故事，知道的、经历的，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拿出来当龙门阵摆起来，这样一直持续到半夜。
事后我问起茅台酒的味道，他们笑得甜甜的，说那酒甜、香、回味深长。哈哈，那天那酒是父亲联系邻里的粘合剂，是赞美生活的催化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