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路过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人民日报社南门时，我突发奇想，打算进报社理论部看一看。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直属单位，不能随便进入。在报社传达室登记时，工作人员对我说：请提供报社人员的具体部门和姓名，我们联系他们到报社门口来接你进去。我一想，我是1975年在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学习、工作的，当年那些编辑、记者老师，大多在30岁到50岁，至今已经过去了50年，最年轻的也是80多岁了，有谁还在上班呢?就是提供了姓名，恐怕也很难找到他们。见我难以提供联系人，只得婉拒我进入报社。我有些失落，只好遗憾地离开。但当年在报社的情景却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全党全军全国上下兴起理论学习热潮，那时我在北京军区某团任理论宣传干事。1975年初，人民日报理论部为了帮助军地培养理论骨干，也为了发现工农兵中的人才充实编辑队伍，与北京市和北京军区协调，在大范围内推荐、选拔了13名同志进人民日报理论部学习、工作一年。张德勤、马国齐、谷京怀、王铁京、李希春4人，来自北京市的各大企业;孙岩、黄广廷、孙鹏、周友罗、傅晓棣、张偶良、于恒洲、李淑荣8人来自北京军区各部队。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能到人民日报社学习、进修、工作，我们都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非常珍惜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喉舌，承担着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职责。人民日报社理论部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发挥对全党全军全国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的引导作用。理论部的编辑、记者们都是各门类理论问题研究的行家里手，不少同志是资深的专业研究人员或原来的高校教授。当时，理论部人员有董爱华、蒋映光、李玉田、程捷、刘正学、陈祖甲、卢继传、何燕凌、杨剑峰、叶庆雨、汪子嵩、何匡、王礼明、曹孔瑞、朱学科、余章瑞、李泽兰、胡鉴美、庄永龄、沙英、周修强、周铭、红谦、王金球、胡志仁、李成华、李炳清、侯兵、张慧萱、宁培芬、解波、肖关根、章世鸿、尹品端、宋铮、柯俞春等。来到理论部后，我们感受到编辑、记者们政治觉悟高，学术风气正，理论水平强，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官，不人云亦云，不盲目跟风，都在踏踏实实地从事理论调研、组稿、审编、推发，令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年轻同志肃然起敬，无比佩服。编辑、记者们平易近人、真诚实在，我们13名同志到了理论部后，受到热烈欢迎，被分配到各个理论组，跟着编辑、记者老师们学习、工作。
我被分到何燕凌主任身边学习。何燕凌是理论部的业务领导，主管理论部所有文稿的终审、选发、排版。何燕凌是位资深编审，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接收的第一个著名大学新闻系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接受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是中共外围组织的积极活动者。1946年7月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到刚刚创办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当编辑，1947年1月入党，1948年6月参与创建新的《人民日报》。何燕凌经历了《人民日报》最初30多年的历程，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留下了大量著述和材料。他业务娴熟、文思敏捷，深受人民日报社历届负责人的器重，总是承担报社的重要工作。他是《人民日报》创刊报头的设计者和创刊时期版面的主要编辑之一。1948年6月8日的华北中央局常委第4次会议，确认《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后诞生的“大党报”定名为《人民日报》，讨论了创刊号社论的主要内容，请毛泽东主席题写新的报名。毛主席在西柏坡一连写了4行“人民日报”共16个字。当时负责《人民日报》版面设计的编辑是27岁的何燕凌，他拿到了毛主席题写的报头仔细端详。毛主席将“人民日报”4行共16个字写在一张大约16开大小的白色土纸上，原字写得并不大。对写得比较满意的字，毛主席在一旁做了圈点。何燕凌从经过毛主席圈点的字中，选出“人民日报”4个字，有的放大一些，有的略作缩小，拼制成自左向右的横排报头。这在当时印刷文字竖排的情况下，是不多见的。为了使报头舒展一些，何燕凌去除了当时报头普遍采用的外包4条黑色线框，而是将报头放在报纸中央，报头的两边有两道黑色的竖线。对这样的版式，何燕凌认为《人民日报》是一张崭新的报纸，在设计版式时应该有一种新的气息。新的报头题字在刻板后送了几份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在其中的一张上画了圈，表示认可，而且还说：“‘人民日报’这4个字，两头两个字要大一些，中间的两个字要小一点才好看。”《人民日报》的报头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一直沿用到今天，已经70多年，这个报头已是世界上沿用时间最长的报纸报头之一。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号1版的版面编辑就是何燕凌，他做事认真，画版样的时候认真计算字数，版面画得非常准确，排字工人都很喜欢给他的版面排字。能跟着何燕凌前辈学习，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和何燕凌主任在一个办公室，成了他的助手，他耐心给我介绍人民日报社及理论部的情况、理论文稿的写作、编审的要求、排版的方法，以及与排字车间、印刷车间的协调，手把手地指导我。他几乎天天加班加点工作到深夜，我也常常陪着他一起熬夜，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通过何燕凌主任的言传身教和细心指导，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认识能力和编辑水平快速提升。在报社学习第3个月时，我针对当时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些误区，结合部队学习教育情况和自己的学习体会，我计划写一篇剖析“官、禄、德”的理论文章。何燕凌主任知道后非常支持，具体指导我如何从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上进行分析和论证，完稿后他还帮我进行了修改完善。1975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版头条以半版的篇幅刊用我这篇了4000多字的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当天早晨《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作为“要闻”进行了播发。
理论部除了日常各类理论文章的组稿、编审、排发外，还要及时了解掌握理论宣传教育的动态，进行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反馈，通过人民日报内参向中央领导及相关部门呈报实情、建议，为指导全局作参考。我们也多次参与对各行各业相关情况的调研，为理论部呈送内参提供第一手真实情况。有一次，根据理论部的安排，我们来自北京军区部队的8名同志，分头对北京军区机关及基层部队理论学习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形成了当时部队理论学习教育的内参，有真实情况，有问题分析，有改进建议，受到了部领导的好评。
我们参加学习的同志都来自基层单位，有的虽能写点东西，但也只是部队团队和地方工厂企业的水平，跟在编辑、记者老师们身边学习，尤其是得到编辑、记者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和具体指导，收获很大，进步很快。有一次，我和张德勤、孙鹏随何燕凌主任赴上海市调研理论学习宣传情况，感触很深。在上海期间，何燕凌主任带着我们与上海《解放日报》的同行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走访了独臂老将军等市、厅、局的领导干部，实地考察了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系统的理论学习教育情况。何燕凌主任与我们讨论调研总结时，我们觉得情况一般，新颖的东西不多，而何燕凌主任则异常兴奋，信心满满。他具体给我们进行了上海市学习教育前后情况的对比，结合现实分析了学习教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学习教育的新鲜经验和典型事例，上海市的做法和经验对全局的指导意义。一下子让我们感到在透过现象看本质、突出根本抓问题、发现典型做示范等方面的差距，从而对何燕凌主任由衷的佩服。在何燕凌主任的直接组织下，上海市学习教育的内参得到了报社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人民日报理论版也对上海市的理论学习实践作了连续报道和系统宣传。
那时，为了能够更多地了解和接触基层群众，人民日报理论部也安排编辑、记者轮流到工厂车间参加劳动，每周一次，时间半天，每次2至3人。我在人民日报期间，就多次随李炳清编辑在北京热电厂机电车间参加劳动。车间里几百台小电泵一起转动轰鸣，巨大的噪音使人头晕耳闭，车间里根本听不见别人说话。工人们则聚精会神地盯着一排排电泵，在车间里来回走动，发现问题及时检修处理。从工人师傅身上我们学习了高度的责任感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工厂的时间虽然短暂，也只是个临时工人，但却完善了我人生的工农兵经历。
1975年时的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后来要整体搬迁到北京朝阳区原北京经济学院的院子。那年的下半年，我们在学习、工作的同时，也根据部里的安排，经常参加人民日报社新址的卫生清整工作，付出了辛劳，洒下了汗水。现在一看到这个大院，便会有种特殊的情感。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一晃50年过去，虽然我只在人民日报社学习、工作了短短一年时间，但在我的人生历程上，却是难得的一年，荣耀的一年，收获的一年，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衷心感谢人民日报!衷心感谢那些可敬可爱的编辑、记者老师们!衷心感谢在人民日报这一段宝贵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