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我离土不离乡，告别了田间劳作，放下锄头，穿上布鞋，拿起扳手，走进了乡镇集体企业，开启了人生另一个坐标。
这次身份的转换，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
从大的层面上来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刚起步。集体经济和承包经济在扯皮中相持;单以我个人来说，从村书记位置上刚下来承包企业 ，不熟悉、没把握、担心受挫失败。
我们乡的乡办集体企业，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有过一段辉煌岁月。当时有个社办化工阀门厂每年上缴公社的利润，是国家拨给全公社财政资金的五倍之多，社办工业堪称县、地区的典范。这在当时，企业负责人堪称乡里精英能人。一些有实力有文化的人，在主持自己一方天地时，把什么事业编制都不当一回事，都是以办好企业为荣耀。
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多种原因，乡办工业逐渐走向衰落。一些企业关门大吉，即便是勉强生存的，大多是半死不活。就在这般窘境中，乡办企业成为农村“三大员”(村书记、主任、会计)分流场所。过去乡办工业兴盛时，年老的“三大员”都想尽办法进入社办厂，现在工厂不景气，精明的人又千方百计地挤进公办民助事业单位。分流中，我进入了乡镇集体企业塑料厂。
我入职时，全厂员工共15人，其中正副厂长、书记和会计就占了5人。企业每年的产值有四五万元，利润大概12000元。
我到塑料厂参加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关于三个车间实行“大包干” 的改革，包括人员、工资、费用、利润上交等都进行大包干，业务加工要自己寻找渠道，多赚的部分归自己且不设上限，但上交的利润不得减少。厂书记因被乡里抽调去村里蹲点，所以不参与承包。三位厂长每人承包一个车间，我初来乍到，他们让我优先选择承包车间。我有一个朋友做五金产品加工，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签了合同。
说来也巧，刚签好合同，朋友就找上门来，要加工二十个球阀。我是会计出身，便和工人们一起仔细研究，首先是现有设备技术能不能生产出来?再把加工产品按工序拆解，核算成本价格、用工数量和利润等。算下来，这笔业务能赚取车间人员全年的奖金和上交的利润。心里有了底，我便签订了合同。随后开始准备材料、购置工具等，四个月后产品加工完成。
在工人生产期间，我对质量严格把关，丝毫不肯放松，手拿卡尺整天对照图纸，误差控制在正负三十丝以内，绝不能是二十九丝或者三十一丝，小了会漏气，大了就装不进去，力求尽善尽美。还用空压机测试压力，努力使压力超过规定的四分之一，个别产品甚至超过三分之一。我把二十个产品不同的实际耐压力指数标注在产品上，让客户逐一检验。客户随机挑选四个产品测试后，便表示其余十六个阀门免检。很快资金就回笼了，那年我们车间的员工每人月工资和奖金首次超过二百元。车间主任和其他员工一致要求我多拿1000元奖金，说我筹备资金、采购材料很辛苦。后来我用这笔奖金请几个员工去饭店吃了一顿。
这是我进入乡办工业第一年取得的“开门红”。有人说我有“能力”，其实我心里明白，只不过是碰上了那么一点财运，偶然的巧合罢了。我笑答：“官运不佳，财运不错”。
在塑料厂的六年里作为副厂长，在设备的生产、经营的决策、用工的调配诸多方面，是没有主导权的。第二年继续搞包干，三个车间两个亏本，就我承包的车间稍有盈余。第三年又恢复吃“大锅饭”，因为全乡就我们一个厂搞承包，承包亏了的说我们不能再出风头。其实，搞农业同工业虽一字之差，但经营方式、管理模式大不一样。以农业管理方式经营工业，此路不通，你必定失败。简单地说工业要走进市场，按需生产，还要核算、技术，还要懂法规、工商税务，你一窍不通，换个马甲就走马上任，你非得撞破山墙，企业为你交学费。搞工业主要靠吃尽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用上千方百计，方能闯出一条绿色通道。
我除了第一年承包赚些奖金利润，第二年承包基本完成上交，发足工资，奖金寥寥无几，并没有什么业绩。每天都是喝喝茶、看看报纸，聊聊奇闻轶事、家长里短，实在是虚度光阴。
因在厂内总是闲着无事，1988年2月，我和亲友做了一次木材买卖。我通过关系在营业所贷款两万元，又借款3000元，还拿了5000元的高利贷，结果亏了8000元。这是生意场上忌讳的“隔山买牛”，亏了就得自己承担血本，赚了却要分给合伙人，要是合伙人不讲良心，自己就成了冤大头，替人还冤枉债，合伙人还会嘲笑你无知，就像你花钱买鞭炮让别人放一样傻帽。
还是在这一年，一个机关干部，也是村里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骗我给他借2000元高利贷，说是做生意，两个月内本息一并归还。碍于情面，我找厂里工人向他亲戚借了2000元高利贷。实际上，钱到手还不到两个小时就被他输得精光。后来这个人因为挪用公款赌博被判刑六年半，我只好承担偿还他人4100元本息的冤枉钱。
一次“隔山买牛”，一次转借高利贷，这两次负债让我教训深刻，付出了相当于二十年工资的高昂学费。当年的12100元可是一笔巨款，是我20年不吃不喝的工资总和，真可谓是灭顶之灾。
从1988年到1991年，我先后到上海、无锡、温州、宜兴、江阴、常熟、靖江、响水、阜宁、扬中做了七次生意。其中有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差价的，有做经纪人赚取中介信息费的，也有把甲地滞销的原料产品转运到乙地卖个好价钱的。这七次生意共赚了三万多元，还清了债务，还有了些许盈余，终于过上了无债一身轻的正常生活。现在想来，当年这七次获利，都是因为信息灵通。要是放在现在，有发达的互联网、58同城网、抖音带货等网络传媒，可能就没我赚钱的份了。
与人合伙做生意一定要责权利明确。再亲近的人，关系再好的朋友，都要签订纸质的文字合同契约为依据约束。因为金钱的诱惑力很大，它能让你薄情寡义，孤独无助，很容易冲破亲情友情这层薄冰似的防线。在金钱面前，良心和道德往往变得无足轻重、不堪一击，人会变得贪婪无度、迷失自我;自己没钱还借钱给他人属于“转借”，是自不量力，自寻烦恼。你的善意虽然是“借花献佛”，想要帮助别人，但后果是你要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风险。借钱给他人或者给人担保，就当是赠予，并且要有他人不还钱自己也能偿还的经济能力和高尚的助人风格，才能这么做。是拿自己的善良、血本同别人的道德底线试探高低，换来的大多是世事无常、人心叵测而悔之 晚矣。这也是我当年付出二十年工资的高昂代价换来的经商教训和体会，不可谓不深刻。
我当村支书时订阅过《信息周刊》，虽然只是纸上谈兵，没有付诸实践，但也拓宽了我的视野。我注意观察并总结塑料厂产品客户所属的行业领域。有一次去上海出差，事情办完后我去逛上海新华书店，看到有一个专柜售卖全国各省市企事业单位的通讯名录，我花了45元买下一本，当时我的月工资才42元。我把书带回厂里，几个厂长看后没有任何反应，我便把书带回家放在书橱里收藏起来了。几年后我又调回塑料厂，这本电话通讯名录对我发展企业、推销产品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这是后话。
1992年，我被乡政府抽调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队长是我读高小时的校长。社教工作中有一项财务整顿任务，由于我当过村组会计，他便让我负责村组的财务审计。当时该村十二个小组年终转账刚刚结束，我查看各组的财务转账平衡表时，发现有两个组在转账时收支不实，出现现金赤字。我马上与村会计沟通交流。村会计得知后也惊讶，当即重新核实收支，重新做账转账，确保账表、表表、账物、账账、账款平衡。各工作队在社教工作团部开会交流财务整顿经验时，这件事震撼了整个会场，我也受到了工作团领导的当场表扬。社教工作结束总结评比时，我被评为县社教工作先进个人。
后来听说，他们曾向乡政府推荐我调入乡经管站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不久之后，我又被乡政府调到化工厂担任副厂长兼会计。我做过八九年的村组会计，做了几年行政工作，很难静心做业务，对会计业务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后来乡工业公司给我加调两级工资，我才去化工厂上班。
化工厂是由上海的几位退休工人利用亲友的关系，把上海国营工厂的废铜边角料拉到我们厂，用低硫酸、硝酸加热与废铜发生化学反应，生成蓝色晶体硫酸铜。当时是招商引资项目，有返还营业税等优惠政策。这在三十年前的苏北乡镇，十分稀罕。硫酸铜在农村可用于治理小秧苗的青苔，在农村果园、城市公园可用于杀菌消毒;在工业上可应用于印染、造纸、纺织等领域，产品应用范围很广。
上海的几位师傅都是工人出身，对企业经营管理一窍不通，员工管理模式模糊，职责权利不明确，最严重的是工厂没有销售人员，产品没有销路，没有大型的用户单位和经营代理公司。因为原厂的会计和上海师傅关系很僵，他们和我相处得倒是不错。厂长是上海人，由于我的父母原是上海人，我的大部分亲戚还在上海，有的和他们同住一个区，我们彼此之间很客气。我就建议这些从大城市出来的人，到城市的园林管理部门、纺织印染部门、农业生资部门去营销或者代销，拓展市场，他们曾委派我负责在苏北的《盐阜大众报》上打广告。我记得只在二版做过一次500元的广告，他们看没有反应，就不再做了。其实，哪有做一次广告就能马上见到效果的呢?那时没有互联网，销售渠道主要依靠踏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
在田头场头扛锄头木铣几十年的村官，摇身一变当厂长，能改行胜任担责的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这些门外汉干了几年，精明的跳槽，安分的拿点清水工资，无门路的就回家带孙子。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企业因无力抗击风浪被淹没而倒闭 也是被迫无奈。
化工厂同塑料厂大同小异，整个厂管理缺失、经营不善、供销脱节。没有专人负责供销，只会生产，却不懂销售，产品积压在仓库里。销售一直依靠提供专利合作方与客户联系，听天由命，有订单就生产，没订单就无所事事。后来库存积压严重，原材料不敢再生产，产成品仓库都放不下了。最后拖了一年多，遇上工业品涨价的风潮，他们把原材料高价出售，赚了二三十万就关门走人，彻底关闭了化工厂。
我离开化工厂两个月后，响水有一个顾客，通过报纸广告上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过来(化工厂关闭后电话已撤销)，电话打到乡邮电局总机，话务员让我回个电话过去。原来这个人有100公斤的库存氧化铜要销售，想让我去洽谈。我知道氧化铜是制造硫酸铜、鞭炮烟花的优质材料。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即翻开电话号码簿，找到县鞭炮烟花厂的电话号码，与该厂厂长取得联系。
当时市场上氧化铜紧缺，得知我主动联系并且送货上门，厂长表示只要质量好，多少都要，而且会高价收购。第二天我就去响水看货，准备好货款，用铁桶包装，注明是一级原料、军工产品，质优价廉，我当即带回货物，又送到鞭炮烟花厂。折腾了一天，我赚了2000元差价。这次获利是通过报纸广告的信息效应得到的，信息传媒让我尝到了甜头，它既能让积压的库存原料找到用户，由废变宝，又方便缺材料的用户，找米下锅。
在乡镇企业的这八年，就像一场五味杂陈的旅程。这八年里，我见证了乡镇企业从曾经的辉煌走向衰落，又在衰落中挣扎求生。
从初入塑料厂的偶然成功，让我尝到了努力和机遇结合的甜头。我认真对待每个环节，从核算成本到质量把控，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最终收获了成功。这让我明白，凡事只要认真做，找到规律和方法，就能把事情做好。但随后在塑料厂那虚度的光阴，又让我深感无奈与迷茫。看着企业在管理不善、经营无方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我却无力改变。这让我深刻意识到，不负责任让整个企业陷入混乱。甭谈创业了，就是有金山银山，最后也会一败涂地。
到化工厂后的经历，更是充满波折。虽然大家满怀希望地开始憧憬前程，却因缺乏销售经验和市场意识，最终只能在库存积压和资金短缺的困境下草草收场。然而，这中间也有意外的收获，就像那通过报纸广告信息而做成的氧化铜生意，让我意识到在乡镇企业的经营中，信息是一把隐藏的钥匙，虽难以捉摸，但一旦掌握就能开启新的可能。
这八年，是我人生中不可磨灭的一段经历。它让我懂得了企业经营不仅仅是生产产品，更是管理、营销、人脉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博弈。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从一个单纯的农人，逐渐成长为对企业的各个环节都有所了解的人。尽管并非每一次尝试都取得成功，但每一次经历都像是一堂课，教会我一些东西。我收获了失败的教训，也收获了成功的经验，更收获了那些在困难时刻与我并肩作战的同事们的情谊。这些回忆，无论是苦是甜，都如同岁月长河中的明珠，镶嵌在我生命的画卷上，成为我今后人生继续前行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