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稚之年，每次围坐在那间破旧的祠堂里听三叔公讲述老村祖上的往事，他总是左手捋着一把白胡须，右手指着正厅中央神龛上方那个朱漆木盒，说是始祖公早在几百年前就迁居于此奠基立村了，村子的历史就装在里面的族谱上。虽然朱漆木盒的铁锁已经锈迹斑斑，自三叔公的父辈以下无人看见过里面族谱的庐山真面目，但在祠堂这样庄严神圣的场所，三叔公作为村里辈分最高年龄最大的长者，他那张被岁月风干得缺牙漏风的瘪嘴自然不会信口开河，加上祠堂后头那棵老榕树和村南门外那口古井，这两处活化石般的存在，就足以让我们对老村久远的历史深信不疑了。
老榕的树冠像一顶巨型的绿色华盖，层层叠叠的枝叶在头顶上遮天蔽日。暴雨来时，我们总爱钻进树洞听雨水在头顶的木质苍穹敲打鼓点，那些悬垂的根须像被按下了暂停键的雨帘，永远凝固在将触未触地面的瞬间，蜿蜒攀附的褐色根系如同一条条虬龙从石缝间翻腾而出。通往村南门外古井边那条狭长的青石板路被村妇们的脚板磨得凹陷光滑，井沿四周被绳子勒出的一道道凹槽，像是时光经年累月刻下的痕迹，村妇弯腰汲水时银镯磕碰井沿的脆响，惊醒了井底沉睡的月亮。听三叔公说，老榕树是他太爷爷那辈人种下的，至于这口古井的开凿年代，已经无从考证了。
那时，在如同井底之蛙的视野里，老村便是我们的整个世界了。村庄以祠堂为轴心，北便巷、中间巷、南便巷、祠堂角巷四条巷子如日晷指针指向正东，榕头巷恰似晷面倾斜投下的阴影，将祠堂后头割裂出个隐秘的三角区域。村子四周用方块石头垒砌起一圈高过人头的围墙，外面是一层密不透风的刺竹林，只留着东西南北四个村口。且不说爬上祠堂后头那棵大榕树放眼瞭望，目光所至，头顶上蓝天白云之下，四周空旷辽阔的山坡田野都是村子的地界，任由我们赶着生产队的牛群纵横驰骋，仅是在村内玩起分兵打仗的游戏，五条巷子的纵深地带足够敌我双方迂回周旋，往往头戴树枝手拿木枪侦察半天，都摸不清对方的主力阵地所在。
其实，自先祖于此地奠基立村开始，老村就有了自己正儿八经的名字，只是后来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树大根深开枝散叶出去后，子孙们便回过头来称之为老村，以至于外面的人们也习惯在它正儿八经的名字后面冠以老村二字。
最早从老村繁衍出去的是新基地。20世纪中叶，老村人崇尚多男多女多福寿，几乎家家户户都人丁兴旺，少的有四五个孩子，多的十个八个也不稀奇。孩子们出生满十二日后，父母都会请村里的老先生按辈分给起一个堂而皇之的学名，但平时在村里几乎都以乳名称呼，有些父母甚至连乳名都懒得起，干脆按排行男的老大以下称呼老二老三老四，女的老大以下则叫二女三女四女。全村人家都是同宗同源，男女不相通婚，女孩长大后嫁出外村，男孩结婚生子后便与父母分家自门立户。到了六十年代末，老村地面已是人满为患，生产队长便与三叔公等一众村中耆老商议，将祠堂前面村西头的那块坡地划作宅基地。当三叔公抱个水烟筒坐在榕树下，看见后辈子孙们扛着锄头铁铲穿过祠堂前的晒谷场往西拓荒时，说了句“过了祠堂地，就是新地基了”，这话飘进了生产队长的耳朵，第一根屋梁升起时，村西头便有了名字——新基地。从那天开始，新基地的子孙们回过头来就将自己的祖居地称为老村了。
新基地的第一缕炊烟升起时，老村那间由原先私塾学堂改头换面而成的教室已苟延残喘摇摇欲坠，再也无力承载孩子们渴望求知的梦想。年轻人提议拆掉村西头的围墙，在晒谷场前面盖起了一排低矮的石头瓦房，将学校搬了过去。它如同一条脐带，将老村和新基地紧紧地连为一体，几个从县城毕业回来的高中生转身成了我们的启蒙老师。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校园里的凤凰花开得特别火红，老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踩着满地落花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八十年代开始，乡亲们冲破旧俗，女孩们终于有了像男孩子一样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学校也鸟枪换炮，低矮的石头瓦房旧址上崛起了一栋新式的二层教学楼，成为当时村里显赫的建筑地标。老村和新基地更像是注入了催化剂似的日夜不停地长大，村子南门外古井边的坡地又被子孙们安营扎寨扩展出去，三叔公已担任村支书的小儿子接过了命名权，依照地名称之为井口地。跨过了千禧年，村东头通往外面世界那条高低起伏坑洼不平的村路，被推土机改造成能够容纳两辆轿车迎面对开的水泥大道，一栋栋外观靓丽的楼房也随之如春笋般从两旁拔地而起，这次，乡亲们集思广益，按方位将之称为东岸地。至此，东岸地、井口地、新基地连接成一条弧线，像三个身材健硕的儿子一样，从东、南、西三面将老村牢牢地拱卫在心脏地带，老村则如大榕的巨大树干，头顶上枝繁叶茂。
时光如白驹过隙，如今，老村的容颜像被数字滤镜修饰过的老相册，儿时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村子四周石头垒砌的围墙和密密麻麻的刺竹林已被推土机的巨铲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平坦宽敞的环村水泥路面。老祠堂拆掉重建那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朱漆木盒终于在烛光摇曳香气缭绕中被请了下来，新续写的族谱像棵虚拟的大榕，茂盛的枝叶直插云端。新建的祠堂飞檐翘角粉墙黛瓦，正门上方和两侧厢房正面挂满了子孙们金榜题名的横幅，两扇厚重的仿古木门整天敞开着，午后的斜阳照射进来，祠堂内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先祖的牌位威严地排列在正厅高耸的神案上，右侧厢房的平板电视整天循环播放着村史纪录片。祠堂前面的晒谷场已改造成村民的文化广场，两旁一字排开的小叶榄仁遮挡住正午时分的炎炎烈日，生产队年代社员们满头大汗打谷脱粒的场景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祠堂后头的老榕树已寿终正寝，只留下盘虬的根系与新铺设的光纤在泥土中缠绵相拥，如同神灵一样护佑着这片古老的家园。老村和新基地交界处的学校因为生源枯竭早已被教育局撤销，那栋二层教学楼已移交村民小组当做办公室，原先的操场也被高高的铁丝网围起来变成了灯光球场，唯有旁边的凤凰树还留有二十年前读书声的褶皱。当年南便巷旁边屈尊在五爹那间低矮屋檐下的酸梅树，如今已蹿上了他孙子新盖的三层楼顶，屋里的WiFi信号像无形的气根从墙角穿透出来，黄昏时分，巷子里的几个老人总爱围坐在那几张大理石桌凳上，对着手机视频嘱咐远在城里的孙子好好用功念书。儿时许多父辈的名字已经刻印在屋后山的墓碑上，年轻一代丢下锄头犁耙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拖家带口外出闯荡，清明时节回来的轿车把山道堵得水泄不通，路边的飞机草被车轮碾碎，混合着汽车尾气，酿出一股浓浓的乡愁。
时代的如椽大笔将老村的容颜描绘得年轻靓丽了，但行走在依旧逼仄的六尺小巷里，依稀可见它古老的骨架间沉淀的岁月皱痕，让人恍惚之中仿佛跨入了时光隧道，听得见过去和当下亲密相拥细语呢喃。钢筋水泥筑造的楼房与脊背伛偻的石头瓦房隔空相望，新漆的米色墙面在艳阳下白嫩如少妇的肌肤，黧黑的屋脊在细雨中咀嚼往事，蓝色玻璃与雕花窗棂隔着六尺巷陌默默对视，无锈钢大门与虫蛀木门面面相觑。一些久无人居的老屋，门环已经生锈，坍塌的墙垣长满了青苔，灶台旁那口破缸里积着经年的雨水，上屋的断梁一头斜插在地上，被野生藤蔓缠绕成一条绿色的巨蟒，似乎下一秒就要腾空奔向遥远的天际。
见过世面的子孙们总爱将老村比喻成一件缝缝补补的百衲衣，上面的每一块补丁都是他们定位回家的坐标。晨雾漫起时，新基地的早茶香气飘过祠堂飞檐，与榕头巷柴火灶冒出的炊烟在空中缱绻缠绕。暮色降临时，东岸地太阳能路灯的光晕刺透夜幕，与南便巷的酒香在酸梅树稍喁喁私语。逢年过节，井口地的年轻媳妇们用手机刷着二维码，给电动磨粉机喂食自己纤纤玉手浸泡过的新米，后生们则在楼顶露台一边喝茶，一边收拾整理从北便巷和中间巷老屋里收集过来的磨盘、犁铧、木耙之类的古董玩意。正月初一大清早，祠堂角巷三叔公的后人们围坐在一桌丰盛的山珍海味旁边，通过手机视频跟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的玄孙互拜新年。
现在回过头去，儿时的老村其实也就六十多户人家四百多口人，小得连那张全市彩色地图都忽略了它的存在。一条巷子东西长不过百来米，村子最北边至最南边中间也就隔着十来户人家，东头的公鸡仰起脖子刚一打鸣，西头的同类们立即就齐声回应起来;北边的黄狗一叫，村子里就“汪汪”地响成一片。几十年时间，老村如今已繁衍出三百多户人家两千来人，在这星星点点散落于儋州北岸山坡的村落中，也算得上是个历史悠久的大村庄了。
前年，随着儋洋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家乡已纳入环新英湾建设的规划区域，大学毕业回来刚当选的村支书，已将那张AI绘制的村庄发展蓝图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办公室。“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可以预见，明天的老村必将如一艘扬帆起航的新舰，承载着子孙们乘风破浪驶向更远的远方。
2025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