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1344年是刻骨铭心的。这一年，旱灾、虫灾和瘟疫频频袭来，似乎是上天对元朝的残暴统治已忍无可忍，便不停地用灾害向统治者发出警示。汉人和南人的日子更加难过了，濠州一带几乎家家都有人因饥病而亡。朱元璋一家在短短的八个月里，就有四人死去。多年后，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文》中追忆道：“皇考终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写此碑文时，朱元璋稳坐大明帝国的皇帝宝座已有十一个年头，但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埋葬亲人后，他和二哥为了活命，不得不“兄弟异路”，“各度凶荒”。他先出家为僧，后又被迫投军反元。他浴血奋战，斗智斗勇，历经无数生死劫难，终成大明君主。做皇帝很忙很累，但稍在闲暇他便会想起父母及死去的亲人。“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是，作为一朝天子，他有能力做到“达则兼济天下”。他要励精图治，建一个均等公平的大明王朝，让天下苍生不再遭受他父母曾遭受过的苦难。
洪武元年，正值建国之初，朱元璋谆谆告诫各府、州、县来应天朝贺的官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之后，他又对中书省的大臣们说：“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其爱民之情，溢于言表。
为让百姓“安养生息”，朱元璋在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实行三十税一，这和汉朝“文景之治”时期的税率是相同的。对百姓自己开垦出来的土地，他还下令免征三年赋税外，并发给种子农具。若遇重大灾害，他便下诏免除受灾地区的租税，并派人前往赈济。《明太祖实录》中，关于赈灾免税的记载比比皆是，此处恕不列举。但卷八十六的这段记载，读来颇觉有趣，故抄录于此供读者品读：
山西汾州官上言：“今岁本处旱，朝廷已免民租，候秋种足收，民有愿⼊赋者，请徵之。”上谓侍臣曰：“此人盖欲剥下益上，以觊恩宠，所谓聚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后，虽有收，仅足给食，况朝廷既已免其租，岂可复徵之?昔孔子论治国，宁去食，不可无信。若复徵之，岂不失信乎?夫违理而得财，义者所耻;厉民以从欲，仁者不为。”遂不听。
假如这个献媚的“汾州官”倘存一点廉耻之心，听到皇帝对他的这段评价，估计去死的心都有吧?而对读史的人来说，最起码能从这段文字中获取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朱元璋是尊奉儒家的“仁政”思想的;第二，朱元璋对“剥下益上”的“聚敛之臣”是鄙视的。
要实行“仁政”，仅仅减税是不够的。朱元璋深知国家的一切靡费皆出民脂民膏，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禁止各级官员搜刮百姓。他本人率先垂范，在衣住行方面极其节俭，还规定后宫衣着不得华丽。改建大内宫殿时，他对廷臣曰：“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为减轻百姓负担，朱元璋把官员的俸䘵降至历史最低，但仍然不忘压缩编制，精简人员。《明太祖实录》中的这段史实，很能说明问题：
上命吏部臣曰：“今北方郡县有民稀事简者，而设官与烦剧，同禄⼊供给，未免疲民，可量减之。”于是吏部议减北方府、州、县官三百八人。(卷九十)
下面这段史实，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一：
监察御史邢雄巡按山西，言：“大同诸处人民，岁输粮草，饷给边士，供亿劳苦。”上恻然，谓中书省臣曰：“军士戍边，道路险远，民人供亿诚艰，宜少纾其劳。”乃命停岁纳，马草若乏用，则给直市之。寻诏山西、陕西、北平诸卫令军士依时芟取刍草，以为储蓄，免致劳民。
先停岁纳，后又命军士“依时芟取刍草”，而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民人供亿难难”。此事发生在公元七年，此时，地方割居尚未完全扫清。可见，在朱元璋心中，百姓疾苦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对于弱势群体，朱元璋更是关怀备至、体恤有加。《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于洪武元年下诏：“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经五年筹备，他下令“天下郡县立孤老院”，不久又将其更名为“养济院”，用以收养“民之孤独残病不能生者”。为了确保“养济院”正常运行，朱元璋还将其写入了《大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倚依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尅减者，以监守自盗论。”在朱元璋的重视和推动下，“养济院”在全国各地迅速建立起来，为无数贫困者提供了衣食无虞的家园。
在设立“养济院”解决弱势群体的“生”、“老”问题的同时，朱元璋又仿照宋朝的“惠民和济局”设立了“惠民药局”，来解决他们的看病问题。他要求各府、州、县都要设立“惠民药局”，并要求太医院对其实行业务管理。药局配备专业的医生和药物，为贫困百姓免费看病、施药。与宋、元相比，明朝的“惠民药局”明显提高了基层覆盖率，并强化了社会福利属性，达到了古代医疗保障制度的巅峰，开创了古代社会福利体系的先河。
朱元璋对穷苦百姓的关怀，一直延伸到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知道丧葬费用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死”不起的问题古亦有之，他自己的父母就差点抛尸荒野。因此，他命令地方官员仿照北宋时期的“漏泽园”制度，建造免费公墓，专门用于埋葬那些因贫困而无力安葬的死者。免费公墓的设置，让贫困家庭的死者能够得到妥善安葬，体现了朱元璋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百姓的关怀。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的爱民政策，并不是仅仅为稳固其“家天下”而采取的统治策略，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行为。笔者得此结论，皆因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大多与其个人经历有关，是“共情”而为。
比如，朱元璋出身行伍，且从底层士兵一步步崛起，因此，他对底层士兵的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成为皇帝后，他就格外关注士兵的生活状况。且看《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二的这则记录：
上谕工部臣曰：“北平边地早寒，军士冬衣宜早给之。若俟其来请而与之，恐道远，过时不及。”于是工部遣官运皮袄六千、战袄、绵裤各二万，往给之。
工部没有考虑到的，皇帝却提前安排了。日理万机的朱元璋若心中没有士兵，又怎能对其有如此关怀。他不仅关心服役的军人，对他们的家属也照顾有加。例如，洪武七年，他命令各卫：“凡军妇夫亡无依者，皆送还乡，其欲改嫁依亲者听。”各卫遵命呈报愿守节者共四百零五⼈，朱元璋便令地方官员给其衣粮，并赡养终身。
朱元璋的家庭出身，注定了他与底层百姓间的天然情感。他的怜贫惜弱，概属这种天然情感的真实表露。和普通百姓的怜贫惜弱之心一样，缘于感同身受，自然而发。但弱者同情弱者，除了提供些许情绪价值外，往往无济于事。很多人都曾有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冲动，但心中的那把刀最终还是毫无声息地折断鞘内。正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爱莫能助。但弱者成了强者后，倘若没有忘本，仍然同情弱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时都能上演一出快意恩仇。
朱元璋就是那个由弱者兑变而成的强者，他导演的一出出快意恩仇情景剧，常常让观众忍俊不禁、大呼过瘾。现摘录一段以佐证：
甲申。时修浚京师城濠，上幸三山门观之，见有役夫祼行水中，若探物状。上令人问之，则督工吏掷其锄水中，求之未得。上命别取
偿之，且复问之曰：“此类汝锄乎?”对曰：“类，但比所掷者差短
耳。”因命壮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上曰：“农夫供役月余，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即捕吏杖之，顾谓丞相汪广洋曰：“今日衣重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命罢其役。(《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七)
工头欺负民工，本是司空见惯之事;但朱元璋最为痛恨这种恃强凌弱的勾当。他当即“捕吏杖之”，并要求有司主管“命罢其役”，他用行动表明了一代君主对百姓疾苦的关注。在事件处理的过程中，为避免“役夫”受冻，朱元璋“命壮士赴水求得之”，后又愤怒责问督工“尚忍加害乎?”这两处细节记述，尤其让人动容。
如此“执法”，在今天看来，当属随性而为。这在以“圣旨”为法的封建时代，原是无可厚非的。但“随性”并非没有标准，朱元璋心中的最高标准，就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或许正是这种将民生与行政合法性深度捆绑的治国方略，成就了留名青史的“洪武之治”。
需要指出的是，朱元璋掌控明朝三十一年，并不是一直“随性”而为。《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四记载。洪武十八年，他因百姓上书要求留任“善政”的县臣一事，对侍臣说：“且为政以得民心为本，能得民心，则其去也民岂得不爱而留之?”他告诫太子朱标：“民者，国之本也。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以上史实说明，朱元璋在其统治后期，已经把原先朴素的亲民爱民思维，上升为有意识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
用普通人的标准去评价朱元璋，是很难恰如其分的。他一生征战沙场，讨元平叛;惩恶肃贪，清除异己，展现出杰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为推翻元朝统治、打败劲敌和稳固朱家的一统天下，他屠刀高举，杀伐决断，不曾有半点心慈手软。但对普通百姓，他始终是一个仁慈的君主。正如他本人所言：“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四)
综合史料，说朱元璋爱民如子，绝非誉美、夸张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