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应天府南郊，夕阳的余辉将朱元璋高大的身形镀上一层暖暖的金色。他刚刚在此完成祭天大典，即将就皇帝位。此刻，朱元璋面向西北默默伫立，他仿佛看到了淮河岸边的淮安祖陵和凤阳皇陵，往事历历在目，心中不禁涌起万千思绪。
尽管他没见过他的祖父，但他知道自己祖父朱初一原先居住在句容时，是元朝政府矿户中的淘金户。可笑的是句容没有金矿，朱老爷爷又没有点石成金的神通，因此，只能去种地，走曲线救亡的道路：种地打粮——卖粮换钱——购买黄金交差。这种编外农民的日子很难长久支撑，他们全家只得逃离句容。定居泗州后，经数年辛苦劳作，朱家逐渐有了些田产，总算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但好景不长，由于元初战乱，朱初一不得不让儿孙们劳燕分飞，自谋生计。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辗转多地，后落户濠州，以给地主扛活谋生，沦为贫雇农。为了填饱肚皮，朱元璋很小就开始为父亲扛活的那家地主放牛，成了朱氏农民的正宗传人。
如果没有红巾军起义，他可能也会像父亲朱五四一样，待成人后，娶个佃户的女儿当老婆，生几个叫“朱八七”或“朱九九”的儿女，慢慢成长为一个老农。如果运气再好一点的话，他可能会比他的父亲寿命更长一些，活过六十三岁，多过几年贫苦农民的苦日子。可天生异禀的朱元璋却没能本本分分地做个农民，命运将他逼上了造反之路。或许是天意，或许他天生就适合造反，当了16年“造反派”的朱元璋历经艰险，终于建立大明王朝，当上了皇帝。回想当年，父母兄嫂在灾荒中倒毙，家中无立锥之地，是乡邻刘继祖赠予他一块薄地，他才得以勉强安葬亲人。忆起这段往事，朱元璋不禁泪眼迷离。
从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逆袭成封建社会金字塔尖上的皇帝，这变化是何等的翻天覆地!但是，身份大变的朱元璋并没有改变其农民本色。他思想意识大厦的根基，经几代农民持续夯实，已深深扎进泥土深处，坚不可摧。纵观他三十一年的皇帝生涯，无论是卓越政绩，还是累累罪行，都带着农民思维的深深烙印。
作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朱元璋继承了中国农民勤劳坚韧的优良品质，并将其发扬光大。他虽位尊九五，但并未心安理得地去养尊处优的享受生活。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一书中调侃朱元璋是“史上最卷的老板”。他每天工作超过14小时，且全年无休，堪称“皇帝中的劳模”。他凌晨4点起床批奏折，深夜还在召见大臣，甚至生病也不停工，将“工作就是生命”贯彻到底。废除丞相后，他更是“一个人干了一个宰相团的活儿”。他曾向大臣们告白：你们以为当皇帝快活?朕每天批的奏章，比你们吃的饭还多!”这话真的不算夸张。有人以洪武18年9月的史料为证，58岁的朱玩璋平均每天批阅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勤劳如此，真是无人可以匹敌了。
朱元璋不仅是皇帝中的“劳模”，还是实至名归的“节约标兵”。《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下称《明太祖实录》)中，有关朱玩璋节俭的事例很多，稍加研究就会发现，他所提倡的节俭就是对生活需求的极端克制，要求人们在最低标准的温饱之外，不得再有其它生活品质方面的追求。朱玩璋曾命中书省颁律昭告全国：“庶民房舍不过三间，不得用斗栱彩色;其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止用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违者罪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五)。皇帝本人率先垂范，穿衣吃饭都非常简单，比如早餐，他要求“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见一官员穿了一身值五百贯的华丽服装，他便逮住人家一顿猛批。他拿出一件由一百多块碎丝绸缝拼起来的床单，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这是做衣服的边角料，我让人缝成了一条床单，省得丢掉可惜。”(《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日退朝时，朱元璋见两个内使穿着靴子在雨中行走，便喊过来斥责道：“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遂命左右杖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七)。
凡此种种，看来人类要退回到原始社会，才符合朱皇帝的节俭要求。有人给朱元璋的节俭贴上了“农民式节俭”的标签，这也算恰如其分吧。“农民式节俭”是农民阶级在长期的艰苦生活中形成的生活策略，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对风险的防御意识。在物质匮乏时代，“农民式节俭”是必要的，无可厚非的;但在“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的封建王朝，一朝天子的“农民式节俭”必然会造成整个社会消费水平低靡、经济发展受阻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持续存在，又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除了“农民式节俭”，朱元璋心中浓烈的乡土情节，也具有很强的农民特点。农民阶级的“乡土情节”不同与其它社会阶层的方面有两点：一是非理性地信任和依赖对同乡，并不计得失地为乡党提供帮助和优待;二是对故土非常依恋，无论家乡穷富都舍不得远离。
朱元璋始终不忘给故乡人民以优宠。《明太祖实录》中有多处关于给凤阳免粮免税的记载，而且理由都很牵强。或因“连岁灾伤”，或因“帝业所基，而民力未苏”，完全是随意而为，主打一个家乡优先。如卷一百五十三记载：“上谓户部臣曰：‘凤阳，朕故乡，皇陵在焉。昔汉高帝生于豊，起于沛，既成帝业而豊、沛之民终汉世受惠。朕今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宜榜谕其民，使知朕意。'”既然刘邦可以让家乡人民“终汉世受惠”，朱元璋就可以永免家乡人民税粮徭役，从不考虑其它地方的百姓心里是否平衡。
对百姓如此，对朝廷大员也不例外。明初的朝廷要员大多是朱元璋的淮西故旧。浙东士人刘基、宋濂等人，虽然是朱元璋的主要智囊，但在权力结构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都难以与淮西集团的官员相提并论。比如，诚意伯刘基和魏国公徐达，一文一武，功劳难分伯仲;可在论功行赏时，两人的差距就非常之大了。徐达被封为公爵，岁俸为5000担;而刘基仅被封为伯爵，爵位比徐达低两个等级，岁俸也只有区区240担，还不到徐达的二十分之一。
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只回过凤阳三次，但故乡一直令他魂牵梦绕。因“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洪武二年，在大明王朝政局未稳，经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他便开始在家乡凤阳兴建中都。一向节俭的朱元璋不顾刘基等大臣的反对，执意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营建中都凤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农民式的故土情节作祟。张宏杰在《明朝的七张面孔》中有这样的描述：“农民们生活中一再节省，盖房⼦时却会倾其所有。同样，为了营建中都凤阳，⼀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和工匠，花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此段对比叙述寓意十分明确。
为做大做强凤阳，洪武四年，朱元璋下令将临濠改为凤阳府。提高了其行政级别后，又将寿县等18个县归其辖下。他对中书省大臣说：“临濠为朕兴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傍近州县通水路漕运者隶之。”(《明太祖实录》卷六十)。此无他，唯家乡之故尔。地域扩大后，朱元璋便开始充实凤阳人口，他下令将江西、山西等地约15万人、江南富户4.5万迁至凤阳。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不仅给移民家庭带来的许多痛苦;还造成了凤阳花鼓所唱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意外状况。
当然，移民凤阳也有治国方略上的考量。
元末战乱造成江淮地区人口锐减，劳动力缺乏，从而导致土地无人耕种，这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他和农民一样，见不得不长庄稼的土地。看见皇宫中有一块空地，便对身边的人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说辞而已，在皇宫的空地上种菜，与“伤民之财，劳民之力”有多大关系?
连皇宫中的一块空地也要种上蔬菜的皇帝，又怎能容忍大片国土不长庄稼。洪武元年，刚刚即位的朱元璋就下诏：“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他荒田,亦许民垦为己业,免徭役三年。”(《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这段材料很好地反映出明初移民的唯一目的：耕种闲置土地。《明太祖实录》还有许多类似的记录，如卷一百九十三这样记载洪武二十一年的山西移民：“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其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白纸黑字说的明白，移民就是为了耕种“闲旷之地”。
从治国方略方面看，最能反映朱元璋农民本质的，并不是这些大规模的移民垦荒行为，而是明初的“重农抑商”政策。
朱元璋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农为天下之本”，要求官员督导农业生产。他认为：只要“减轻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七)。他在训谕中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这里的“末”便是“商业”。他甚至说: “商贾之徒，多不务实。”直接表达出对商人的轻视和厌恶。朱元璋统治期间，不仅限制商业活动，抑制商业规模;还实行“海禁”政策，禁止出海贸易。为了打压商人，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而农民可以穿细纱绢布，以此显示农民与商人的身份等级。洪武四年，朱元璋开始推行“户帖制”，从而明确户籍等级，限制商户参与科举或担任官职，简直就是把商人拉入了黑名单。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一般都把“重农”当作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而“抑商”只是建国初期的短期行为，待统治稳定后，就会有所收敛。这是因为“无农不稳，无商不富”，没有商业就不能搞活经济。坚持“重农抑商”一条道走到黑的，当以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为甚，两人皆为农民出身。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自古及今，无论身份高低职业贵贱，只要是中国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农民印记和小农意识;而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朱元璋的农民印记和小农意识最为鲜明。这种来自土地深处的基因对朱元璋的影响，如他祭天时所用铜鼎上的铭文一样深刻，直至鼎毁铜碎也难以抹去。这成就朱元璋帝国伟业，也注定了大明王朝制度僵化的必然，造成了明朝在政治、经济、科技等许多方面的发展停滞，为大明王朝的灭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