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说过，“未来将属于两种人：思想的人和劳动的人。实际上，这两种人是一种人，因为思想也是劳动”。蒙田也说，“人要有三个头脑，天生的一个头脑，从书中得来的一个头脑，从生活中得来的一个头脑”。
在我看来，1600多年前的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三个头脑的人。他不仅属于历史，他还属于未来。他出身名门，不仅书读得比一般人多，且有过四仕三隐的经历，生活中也比很多人看得多、想得多。陶渊明是中国文化之集大成者，他的思考遍及人生的所有方面，而且陶渊明作为书写者，将自己的所历、所思、所悟都作了记录，即便是放在1600年后的今天，其思考的系统性和深度也是十分令人佩服。
陶渊明在他去世的这一年，为自己写了一篇《自祭文》，他在文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这是陶渊明对自己一生的最真实、最准确的总结。梁启超也认为，可以把这16字作为陶渊明“人格的总赞”，确实是深得要领。“勤靡余劳”意即一辈子勤勤恳恳，干活不遗余力。“心有常闲”意即内心始终保持平静，精神上做到悠闲放松。一“忙”一“闲”看似矛盾和对立，实质正是陶渊明的人生底色与生存状态，也是他能够成为思想者的必要前提。
美国学者罗伯特认为，陶渊明的诗歌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其诗歌从本质而言是对《论语》和孔子思想的一种诠释。对于罗伯特的观点，虽不见得人人都会同意，但他却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陶渊明作为思想家的存在，已经受到中外读者、研究人士越来越多的认同和重视。
陶渊明是用生命本身、生活本身来进行思辨的，但他的思辨并不表现为哲学上的逻辑推演，以及理论上的体系构建。陶渊明的诗，很难说是一种艺术，还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美还是一种真。它是融合了艺术与哲学，同时表现着真与善。有人说陶渊明是哲学家诗人，也有人说他是诗人哲学家，但不管落脚点放在哪里，陶渊明都是作为诗人与思想家的著名存在。
对于儒家经典，陶渊明少年时代起就有所偏好，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对他一生影响最为深远的也是儒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也成为陶渊明思想体系的主要部分和主要基调。但陶渊明毕竟又生活在一个佛教流行和崇尚老庄的时代，他的思想中包含有道家、佛家的思想成分也就不足为怪了。陶渊明正是在充分吸收三家学说精华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认知体系。他一生推崇儒家，虽然身处乱世，但从不随波逐流，始终坚守“忧道不忧贫”的气节;而对儒家思想方面无法解决的、不能令自己满意的地方，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了解决、求得了满足，道家思想还极大地影响了他对生活方式的选择;陶渊明也有不少信仰佛教的朋友，但陶渊明不为出家邀请所动，只是部分地接受了一些佛教观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对佛教的很多观点并不完全认同，因此在诗文中也无流露出明显的佛教色彩。
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是陶渊明诗文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陶渊明49岁时所写的《形影神》组诗，就是他对人生的基本命题——生命与死亡，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所得出的生命答卷。通过这组诗，我们不仅可以知道陶渊明对于生死的态度，还能够从中了解到儒道释思想对他的影响。组诗由序、《形赠影》《影答形》《神释》组成，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开展对生命价值的讨论，进而阐述作者对于生死的态度和对生命哲学的思考。陶渊明认为，生命由形影神三要素构成：形，是人们祈求长生的愿望;影，是指人们立善求名的思想;而神，是指人的意识。“生往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是萦绕于古今中外每个人心中的大问题。佛家觉得人死后灵魂还是会存在的，人的生命可以轮回;道家认为形神相依，可以通过修炼来达到长生不死;儒家看来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并不是“自然生命”而是“价值生命”。陶渊明通过比较各流派观点，最后以“神”的名义，阐释自己的新自然生命观：人的自然生命、身后影响都是有限的，也不可能有所谓的生命轮回，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珍惜当下，达观看待生死，顺其自然地好好活着，遵从内心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既不必刻意远离政治，也无须孜孜以求功名。由此可以看出，其实陶渊明并不完全认可儒道释其中一种思想，但又部分接受了其中一些观点，而三种主要思想流派又在他的生命里达到了统一与和谐。
入世与出世关乎人生道路选择，也令陶渊明一直苦苦思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行为准则，在他的意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积极入世思想的形成也是因为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陶渊明在诗文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可见他有着效仿先贤、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并在29岁时开始了长达12年的出仕做官生涯。然而这也是陶渊明矛盾生活的开始，他不得不面对人心险恶的政治环境，不得不应酬世俗无聊的官场往来，不得不压抑向往自由的个人天性，“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的快乐，“少时壮且厉，张掖至幽州”的豪气，也都在这十二年消磨掉了，表露了对官场生活的抵触情绪。陶渊明经过几番波折，最终决定淡然出世，彻底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过上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如果说，陶渊明入世是因为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那么，他的出世则一定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生死问题是人类敏感而永恒的主题，而陶渊明的思考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陶渊明认为大自然就是由天地人组成的，“人为三才中”，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茫茫大地，悠悠高昱。是生万物，余得为人”，“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既来谁不去?人理同有终”，“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他已经认识到生与死是人生的规律，就如同寒暑交替一样自然，正因为如此，陶渊明在死亡面前不忧、不惧、不悲、不伤，“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生于世，就像住店旅客，总有一天会离开而回归“本宅”(坟墓)。陶渊明受到庄子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认为应以自然的态度对待生，以淡定的态度对待死，用任性随化的思想化解最让人困惑的主题——生死，从而建构一种自然、自适的生活方式，活出自我风采，享受同有人生。陶渊明对待生死的思想是开创性的，其精神高度与境界实在令人惊叹，千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也还有着难以替代的现实意义。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从不放弃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永葆一个平常心的境界，为官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归隐时躬耕而自食其力，生活穷困时也绝不怨天尤人，始终做到欲仕则仕，欲隐则隐，顺其自然，乐天委分，安贫乐道，恬淡高洁，真诚地坚守着读书人的尊严与信仰，顽强地在功利世间、动荡社会中努力保持着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
陶渊明不是美术家，但他用文字描绘的桃花源，为无数中国人构建了一个跨越时代的精神家园;陶渊明不是政治家，但他用文学勾勒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如果《桃花源记》只作美文小品来读，而不深究其中的政治意蕴，是多么令人遗憾。著名时政作家梁衡在谈及《桃花源记》读书体会时说，少年时的印象是文字优美，故事奇特，直到年过花甲之后，才渐有所悟。因而感叹，一篇好文章原来是要用整整一生去阅读的。可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篇散文虽然不足360字，却凝结了陶渊明毕生的现实思考与政治期望!我们需要花一辈子来阅读、来体悟，也就不足为奇、理所当然了!此文写于公元422年，此时他已经58岁，五年之后他就去世了!陶渊明生逢乱世，虽然也在仕途官场上打滚过，但他非常清醒，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是注定无法实现的。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他的心情是极度苦闷的，辞官归隐只能是他政治失落的最后选择与结局。但深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却从未放弃自己心中的理想，用非凡的文字功力，将自己毕生的政治思考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演化为桃花源这一经典文学意象，成为千百年来鼓舞人、照亮人、令无数中国人深感温暖与慰藉的精神家园。
清代学者沈德潜在《说诗语》中说：“晋人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托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北宋文学家黄庭坚也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也有人说，陶渊明诗文“情真景真意真事真”，皆为中肯之语。陶渊明所记都是生活日常，读后都让人感到亲切自然并深受启迪。古人感叹，“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陶渊明是一座思想的宝库，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发掘、去体悟，这也正是陶渊明作为思想者的厚重、深刻、发人深省，令千百年来的万千陶粉为之深深着迷、受益无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