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3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连续第22年聚焦“三农”问题。今年的文件中，“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首次以独立章节形式出现，成为全社会热议的焦点。
彩礼本身作为我国婚俗中的“六礼”之一，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重要象征，蕴含着双方及其家庭对婚姻的美好期盼。但近年来，农村“天价彩礼”事件屡见不鲜，部分农村地区甚至将彩礼异化为攀比的工具，从而催生出了“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严重侵蚀乡村社会的和谐根基。 这也是此政策为何一经出台，便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的原因。
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央整治高价彩礼的实质是为了降低含彩礼在内的婚俗综合成本。据了解，在部分农村地区，彩礼还并未占据婚俗成本中的“大头”。其实有不少群众在接受相关问题采访时表示过，“彩礼高点无所谓，但希望女方能在其他方面能够降低要求”。据央视网报道，某些地区的彩礼金额高达30万元，再叠加商品房、汽车等要求，一场婚事需举债百万才能完成，是许多农村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
但有部分人认为，国家出手整治农村高价彩礼，降低婚俗成本，归根结底是为了缓解当下结婚率与生育率双降的现状。虽然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这一方面的考量。但我始终认为，用这一结论来解释国家为何要高度重视农村高价彩礼的整治，终究是过于粗浅、片面了。历届中央一号文件所涉及到的问题，无不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社会的和谐安定。出现农村高价彩礼的根因，还是因为当今适龄婚恋群体中的性别失调问题。这一现象所牵扯出的“底层剩男”危机或许才是国家层面所高度关注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婚俗成本的上升必然会进一步加剧由性别比例失调引发的“底层剩男”危机。其实说到这，依旧会有人认为，当今剩女、剩男现象并不少见，为何要如此强调剩男现象的社会影响。
这就不得不提学者刘远举的一个结论，他提出“剩女是群体问题，而剩男却是一个阶层问题”。
他在《新京报》中提到，“男性到了结婚年龄，性生理需求没法解决，可能促成性交易行业潜滋暗长。非但如此，未婚男青年对女性的需求，还会导致贩卖妇女，甚至跨国贩卖妇女产业的发展，犯罪率增多。而城市大龄女青年往往是因为要求高，不能达到自己预期而未步入婚姻，她们不会对社会有什么抱怨。相形之下，农村男青年因娶不到老婆，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的自己在婚姻上没有竞争力，很可能心生不满，从而走上破坏社会的犯罪道路。从这个角度，剩男是一个阶层问题。”
所以说，国家出手整治农村高价彩礼的实质是为了解决当前社会中正不断加剧的“底层剩男”危机。但光以降低婚俗成本来应对“底层剩男”危机，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破解这类问题往往需要多管齐下。
其一，社会应该加强对剩男现象的关注和投入。相关部门可以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社区建设、志愿者服务等，以提高他们的社会融入感;提供培训和资源，帮助他们提升个人技能，增强自信。此外，媒体还需积极宣传正确、健康的婚恋观念与价值观。其二，家庭和学校应该加强对男性的教育和引导。家长与学校，应强化性别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男生建立健康的人际交往模式，学会恰当的情感表达，为未来的婚恋生活奠定坚实基础。其三，自身也应该积极面对问题并采取行动。剩男群体不应被困于现状，而应主动出击，通过参与各种社交活动来拓宽交友圈子，增加与潜在伴侣的接触机会。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信心至关重要。
破解“底层剩男”危机，不能仅依靠于婚俗成本的降低，而是更该去重视由“重男轻女”等错误观念所引发的性别失调问题。尽管观念的改变、人口比例的恢复是个长期过程，但这仍需“日积跬步”式的努力。短期来看，适度引入移民、支持跨国婚姻等方案，显然也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