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中专毕业后被县委派往洞口县马鞍公社当上了公社秘书，于是与那台手摇电话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藤椅后头的灰墙上挂着个木匣子，摇把上的铜漆早磨得斑驳。这就是公社里唯一能通向外界的喉舌。每天清晨我总要捏着钥匙，将电话机从木匣里请出来，像擦拭祠堂里那面老铜镜般拭去浮尘。黄铜接线柱微微发亮，总让我想起村口那株老银杏的枝丫——它的脉络伸向山外的天空。
那时节，电话铃声比山雀的晨鸣更惊心。县委的指示常夹着电流声钻进来：“小刘啊，春耕进度要抓牢……”话音未断，屋外广播站的喇叭又催开早会。最要命是晌午头，炊事员老张的灶火噼啪作响，偏这时县委的紧急通知就来了。我扯着嗓子喊“喂——喂——”，对方却听见锅铲碰铁锅的脆响，把“立即组织防洪”听成“明天杀猪”，急得老书记连夜跑县里挨训。有一次公社财政所所长蒋万孝要打个电话到上海，接线员让等电话足有两个小时，接通后，所长在高喊：我是蒋万孝，蒋介死的蒋，罪该万死的万，忤逆不孝的孝，对方才听清他的名字叫蒋万孝。
最难忘那台机器通灵的脾性。但凡守着它，日光一寸寸爬过办公桌也不见动静。可刚解手回来，准能撞见老书记举着话筒嚷：“小刘又溜号!”后来学乖了，连去食堂打饭都要盯着这铁疙瘩。炊事员们笑我像抱着祖宗牌位，倒油星子时都绕着我转。
冬夜守电话最难熬。雪粒子簌簌地敲窗，我把摇把攥得温热，生怕错过县里的紧急会议。有回县委办公室喊了五遍“马安公社”，全公社的电话线偏在此时冻僵。情急之下，接线员大姐竟通过邻县的线路传话，倒似烽火台接力，三更天里惊动三个县的接线员。待我哆嗦着记完会议要点，手摇机子早已沁满冷汗。
后来去县里开会，才知这老物件竟是战备时期留下的德国货。它记下的不只是会议通知，更有那年月特有的焦灼与温情。有一次我见到了接我手当秘书的老曾，那台手摇电话那去了，他告诉我，那台电话机成了他麻鱼设备。
如今见着手机信号满格的年轻人，总会想起那台总在错过的电话机——它像条忠诚的老狗，永远在你转身时突然吠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