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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记

作者:杨厚君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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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文学童生   总稿:5篇, 月稿:0

  4月29日

  今天又还乡。尽管已经退休,照理是常还乡的,我却觉得还乡亦是倒计时——母亲已是九十三高龄了,还能活几年呢?母亲若走了,还乡就会变成做客,还乡就会成为客居,还乡的滋味就变了,变得不是滋味。

  一个月前还乡,我就发现母亲对待大姐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他突然变得心疼大姐,说大姐也可怜,还让我给点钱大姐。大姐照顾母亲已经近三年了,以前我回家,母亲常在我面前说东道西地挑剔大姐。上次回家,母亲没说。今天回家,母亲和大姐相处,让我感觉那才是母女正确相处的模式。以前她们之前是紧绷的,母亲和大姐说话的语气都不平和,今天明显平和多了。

  父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缘分并非全是善缘,或者说某一个阶段,父母亲与孩子之间也有可能种下了孽缘的种子。这粒种子何时何因种下的,甚至当事人都是很难说清的。

  坦白地说,对于母亲的突然变化,我是有几分的担心的。老人脾气的突然变化都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一般都是凶兆。

  我进一步联想起,母亲最近好几次催我给她准备死亡以后需要躺着的灵板,我又多了几分的惶恐。我悚悚然起来——母亲莫不是悄无声息地在做“回家”的打算?母亲每次催我时,好像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闲谈一个无关紧要的他人的事情。母亲的催,也是恬淡的,她只是那么一说。但是,多次那么一说,便引起了我的警觉。

  所以,我愈发珍惜每一次的还乡,尤其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说:“一个人老的时候,是那么渴望春天来临。尽管春天来了她没有一片要抽芽的叶子,没有半瓣要开放的花朵。春天只是来到大地上,来到别人的生命中。但她还是渴望春天,她害怕寒冷。”很遗憾,我还真没有聆听过母亲对春天的期盼。或许刘亮程仅仅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母亲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都是随遇而安的,即便是如今,她老人家亦如是。她对生活,只存感恩,从无抱怨。

  母亲几乎没有说过“我们那时候”之类“想当年”的话。所以,我与母亲之间从来就不存在更不需要代际和解。而真正的代际和解,乃始于承认每代人都在自己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着等量的搏斗。当父辈用“我们当年更苦”否定子女的困境时,恰恰复制了他们曾经反抗的苦难叙事。我的母亲是文盲,她不会思考这么深奥的哲学问题。但是,她的最浅显的身教却重于最深刻的哲学说教。

  不过,母亲和大姐之间两年的磕碰,我至今还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除了缘分。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有句名言:“约略懂得幸福晚年的秘诀不过是与孤寂签下不失尊严的协定罢了。”周珂银先生在《看见孤独》中说:“事实上,需要与孤寂签订协定的岂止是在晚年?老人或许是因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放大了孤独感,如果懂得‘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的道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签订这样的‘协议’?”

  母亲或许是孤寂的。作为她的儿子,我亦是孤寂的。但我不知道,我和母亲在各自的孤寂里会不会相遇。

  4月30日

  凌晨,我还在睡梦中,一阵阵“叮铃铃”且急促的响铃声,把我从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里拉回到眼前的人间俗世。我起身,到客厅,寻找声源,母亲也起床了,她说:“闹钟响了。”“才四点钟,闹钟怎么就响了。”我说。母亲说,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让闹钟停下,闹钟就不闹了。但是,人却被闹钟闹醒了。我躺到床上,想睡个回笼觉,却怎么也睡不着,只好独自想着自己的小心思。当我在想心思时,窗外却起风了,风和窗玻璃在对话。它们在说什么呢?那是属于风的语言,虽然有趣,我却全然听不懂,但我还是静静地听了一会儿。故而,心思也没想成。我说:“干脆起床吧。”

  5:30,我就起床了。服药、洗刷、烧开水、吃水果,吸了一支烟之后,我告诉大姐:“大姐,我到镇上去买点菜啊。”

  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门口和左右的池塘都已干涸,地里的大蒜也已干枯。我走了三公里到达余井镇。在一家相对大型一点的超市外,有十多位老人在摆地摊卖蔬菜,我买了一把水芹菜,老人劝我把三把都买着,我说“吃不了那么多”;在另一位老人处,我买了一把韭菜,她旁边卖韭菜的老人把韭菜都送到我面前,说她们的韭菜新鲜又好吃;我又买了两把蔊菜,老人同样劝我多买一点。她们是想早卖完,早一点回家?还是菜也难卖呢?我在买菜时,枫树庄的小婶出现在我面前,婶说:“厚君,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婶,您怎么在这里?”我问。婶说,她也在这里卖点干菜。说着说着,婶就哭了。小叔去年秋末摔了一跤就走了,小叔走得突然,婶接受不了。春节回家,我见婶,婶也哭。我最怕看见别人哭,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安慰更合适。我只好找别的话说:“婶,厚金明天回来不?”厚金是我的堂弟。我还买了一尾鲤鱼和三斤多小龙虾。母亲很少吃小龙虾,我想让她尝尝辣味小龙虾。

  买好菜,搭公交回家,吃完早饭已是八点过了。睡意袭来,我选择看书,以读书抵抗睡意。今天看的是武汉大学哲学系赵林教授写的《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

  让-雅克·卢梭,他可是我的“老朋友”。卢梭的多数著作,我在大学时代就已读过。怎么说呢?一个敢于与全世界为敌的人,最是自由,也最为痛苦。他敏锐捕捉着世间的一切灵动,也无限放大着妄想的迫害。敏感的他知道世界一切的虚伪,却像勇士般真诚地活着。一个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人,却活在沙滩上,用生命唤醒着新时代的到来。所以,我在大学时代就认卢梭为一个可怜却伟大的人。

  看着看着,我又想起了小婶。小叔在时,他们的日子是很好过的。只是小叔的命硬——早年丧父,中年丧子,晚年生活好了,他却走了。小叔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从小叔和小婶再深入到百样人生中,看到寻常人家的苦,也能看到高门大户的难,我们才能体会到:谁的人生没有进退维谷、风雨交加?

  对了,早上买菜的时候,我就到处张望,看有没有做招牌的店开了门——我想做一个招牌,上书三行字:这三块地里的菜/是一位九十三岁的老人/一瓢一瓢浇出来的。母亲的三块地的菜,最近又被偷了。昨天吃午饭时,我对母亲说:“我去找派出所,让他们到交警部门调监控录像,肯定能查出来是谁偷的。”母亲说:“别人也没偷多少,查出来,让人家多没面子。算了,儿子。”哎,母亲的善良真让人无语。所以,我才想在菜地里立一块招牌。

  或许是我起得太早,几家做招牌的店都还关着门,他们还没有开工。

  5月1日

  许是我睡得太沉,鸡叫头遍时,我没听见。

  老家空气中负氧离子富集,人的呼吸显得异常的轻松和畅快,睡得通透,所以,睡眠效率也高。睡眠效率高,醒得就早。四点钟,我就醒了。此时,鸡叫二遍。鸡叫的声音是“男高音”,激昂高亢,深情款款。窗外的竹林里,鸟的叫声是“啁啾”和“呢喃”,典型的“女低音”,莺声燕语,余音袅袅,娓娓动听。躺在床上,我竖起耳朵,倾听着清晨鸡和鸟的这场动物界的奏鸣曲。

  和昨天清晨一样,5:30,我就起床了。因为公鸡外出觅食,动物界的音乐会谢幕了。否则,我还会躺在床上多听会儿。

  今天的晨练,我是往村部的方向健走。行至半途,折返。走了六千余步,却罕见人迹,只有村医小海开着车和我擦肩而过。农村只有老人了,老人早晨不晨练。大清早,在乡野的小路上,十里八里见不到一个人已很正常。所以,乡村振兴,最后也只是振兴了一个寂寞。

  上午,大姐去吃喜宴去了,小妹回来了。小妹带了新鲜的荔枝和苹果,还带了一只已经杀好的鸭子。我上午没事,没事我就看书,看韩裔德国哲学家的《他者的消失》。作者通过分析个体在消费主义和数字化时代的异化现象,以及他者对个体认知和情感的影响,强调在艺术、哲学和日常交流中重构他者的重要性。作者还通过拉康哲学的视角,探讨了目光和声音在技术影响下的变化,并提出了在自我负担中思考他者的必要性。

  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提出的“重构他者”。因为“重构他者”与我常说的“自我建构”,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九九归一,都是说每一个个体在消费主义和数字化时代应该如何实现自我建构,让自己成为自己。

  母亲又养了二十多只小鸡。对于母亲养小鸡,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不支持是因为母亲养鸡的成本确实太高;不反对是因为养鸡、养鸭和养狗亦然是母亲的一项事业,她在鸡鸣狗叫声中能够感受到存在的成就,同时,她也可以更好地打发每一天的孤寂时光。

  我和小妹聊了几句。在家人中,或许只有小妹是最懂我的,我也最懂小妹。所以,我和小妹有什么心思,就会聊几句,就几句,我们兄妹之间就能了解彼此。对于其他姐姐妹妹,我更多的是倾听她们的倾诉,偶尔也会提提建议。但是,我的心思,我和其他姐姐妹妹是不说的。一是她们的日子本来就过得够拧巴,我不想给她们增添无味的烦恼;二来她们确实也无法理解我的心思,比如,她们就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每天坚持写作并为著作的出版而烦恼。

  下午,继续看书,间或听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拉着家常。其间,还浏览了一会儿微信朋友圈。朋友们都在欢度劳动节。如今劳动节给我的印象是,凡欢度者皆不劳动,凡真正的劳动者皆不欢度。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和《散文》的主编王惠仁先生今天没能回老家潜山,他在天津出版大楼值班。值班似乎是可以开小差的。他边值班,边为家乡的一位作者的一本书写《序》。或许他写的《序》还是初稿,但我还是给他发去一条信息:

  惠仁兄:

  刚看到您写的《序》。这项工作可能为难您了,确难体现您的水平,甚至不及您的《卷首语》的十分之一。

  抱歉!恕我直言。

  厚君

  上面提到的《卷首语》,指的是《散文》期刊每月一期的《卷首语》。我正是通过《散文》期刊每月一期的《卷首语》,决计要去认识惠仁君的。除了每月雷打不动的一篇《卷首语》,我还看过惠仁君的很多文字,深感总编和主编只是他的职业上的某种头衔,他更是大家公认的散文家,我觉得这还不够,他的文字总是折射着一种令人醍醐灌顶的哲学上的光芒。我可以说,他的文字没有一句废话,你扭不出一点水分。他的文字不仅是干净的,更是哲学的。正因为如此,我很珍惜惠仁君的“羽毛”。这也是我给他发那一句话的短信的原因,当然,也还有另外一层的原因——我认为,以家乡潜山当代的作家论,后人若写当代的文学史,惠仁君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他的每一笔一划。

  这一天,我既没有欢度,似乎也没有劳动,日子就这么悄然而过。对于大多数人,日子大抵都是这么过去的。轰轰烈烈,或者悲天恸地,那只是少数人的日子。属于我的日子,总是和大多数人一样,日复一日,悄然而过,如果说还留有什么痕迹,那就是我对生活的痴爱,以及我的无成本的文字。

  5月2日

  每次回家,醒得早,起得也早。昨天写到清晨时鸡和鸟的“奏鸣曲”。难道鸡和鸟都有灵性,它们都能感知到我写了它们?今天清晨,它们居然都选择了沉默,不叫了。

  我又走到了余井镇。真可谓一举两得,既晨练了,又可以去逛菜场。地摊上卖鱼的都称自己卖的是野生鱼,我看像,便卖了斤把黄辣丁。顺便卖了一把大概有一斤多的水芹菜,还买了一斤蔊菜。我们老家的水芹菜四季滴翠,根似龙须,茎如玉簪,清香脆嫩,味道鲜醇,外地难得一见。据说老家的水芹菜还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无形中赋予寻找人家都能吃得上的普通菜肴某种形而上的色彩。

  拎着两袋子菜正欲转头返回时,见炸油条的摊位前排了很长的队伍,我也凑过去排队。母亲喜欢吃油条,见到我就买两根。小时候,路过余井时,也常见炸油条的,很远就能闻到油的香味,香味又诱惑人的味蕾,远远地望着,垂涎欲滴。每次路过,我只能远观啊——因为口袋里没有一分钱。

  回到家,告诉母亲:“油条,要趁热的吃。”两根,母亲和大姐一人一根,大姐也感叹:“小时候,真想吃,就是没钱买。”哎,我们这些人的小时候,真是不堪回首哇。

  回家乘的是公交。在公交站,站牌下有几位老人在嘀咕什么,见我走近,有位老人问我:“这里的公交可到岭头?”“到的。”我说。公交到了,我请他们先上车。上了车,我发现,车上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老人,只我一个年轻人。是的,和他们相比,我显然就是年轻人。

  上午没事,看韩裔德籍哲学家韩炳哲的《禅宗哲学》。这是最近读的韩炳哲的第二本书。《禅宗哲学》以比较研究行文,通过解构哲学家们的“禅宗”来建构“禅宗”,通过解构“空”来建构“空”,确为别具一格的视角。

  近十年,看过一些禅宗和写禅宗的资料和书籍,心中便起了不少的疑问。如今,人们普遍认为禅宗重冥思,初祖菩提达摩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揭出禅宗的特质。我首先怀疑的正是禅宗“不立文字”一说。从初祖菩提达摩到六祖慧能都留下了不少的文字学说,如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六祖慧能的《坛经》,等等。二是“禅宗对语言的怀疑,尤其对概念性思维的不信任,使其用词神秘而凝练,无言中折射着言说”,事实上恐怕没那么邪乎。比如,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上,面对众弟子,手拈金色波罗花,静默不语,唯摩诃迦叶微笑领悟,此乃佛教中非常著名的“拈花一笑”的故事。我看摩诃迦叶只是礼貌的微笑,未必如后来人所说的领悟。还有人把禅宗对理论和言语抱有拒斥的基本态度,美化成文字或可描述禅之静谧,禅之静谧却无须囿于文字。这就是典型的“造神”。欲造之神,何患无辞呢?

  韩炳哲的《禅宗哲学》,说好听点,他得益于对禅宗的哲思,以及由禅宗而来的哲思,通过概念将禅宗蕴含的哲学力量阐发出来。韩炳哲还尝试通过特定的思想与语言策略,规避语言上棘手的问题。我看韩炳哲也是落进了俗套,不可能成大器。

  眼睛看累了,便浏览起手机上的微信朋友圈。研究生同学刘会武君写了一篇《与蚊子的战斗》颇有趣。最有趣的是以下这两段:

  近日似乎很忙碌,除了打球耗费了不少时间,还将家里从头到尾清理了一遍,该扔掉的扔掉,不想留的不留。以前上班,早出晚归,家里该怎么乱就怎么乱,也懒得去管,现在临近退休,以后长期呆在家里,还是要简洁一些,规整一些。书房的电脑桌,摆了个台式电脑和打印机,再看看书写写字就不方便,又在卧室布置了一张书桌,在过道放了一个九斗柜,收纳一些杂物。妻子的鞋子实在太多,春夏秋冬各不相同,有些根本不穿,也不愿意丢弃,即使我丢了,她还会捡回来,无奈,多买一个鞋柜,去存放那些乱七八糟的鞋子。请了一位大姐来打扫卫生,她说,你们两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有孩子的房间,有老人的房间,只是多了一个书房而已。孩子不在跟前,母亲也不会来住。虽然母亲在武汉呆过五年,那是在弟弟那里,帮他们照看孩子、照顾生计,现在母亲更愿意住在乡下,那里有她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和熟悉的乡音。

  听妻子与那位大姐聊天,自然是数落我在家里干活少。那位大姐说:“你老公现在还在干活,已经不错了,而且人还长得帅。我老公不但不干活,还又矮又黑。”卧槽,原来女人在背后是这样数落男人的!有人说: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可也没有人说,做男人就很容易了。难快贾平凹先生写道:“现代人对传宗接代已经很冷漠了,因为过了三代,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你在这个世界存在过。多生孩子,是让他们到这个世界来受苦受罪吗?”

  哈哈,看来男人长得帅还真是一大优点,至少在别人老婆的眼里是优点。可惜我终究还是矮了点,虽然皮肤还不算差。

  我在看书时,听母亲在客厅里和谁说话,便放下书,走出去。咦,并没见到谁。我问母亲:“妈,您刚才在和谁说话呢?”“和我们家小狗说话。”母亲说。哦,原来母亲一直在和小狗说话。很多的时候,狗确实比人好,狗对主人至少如此。

  好久没有打坐了。下午没事,打坐。

  5月3日

  四点不到,我就醒了。我想了一会儿心思,公鸡才开始叫。第一遍叫的时间是三点,被我听到了,我正小解。

  公鸡叫了几声,或许感觉无趣,便停了下来。公鸡停下来时,屋后竹林的鸟登场了。我不知道鸟是否也在聆听公鸡的啼叫。今天的鸟鸣,除了有娓娓动听的“女低音”,似乎还有“男中音”——低沉而富有磁性,且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似有余音绕梁之感。

  因为加入了“男中音”,更吊足了我聆听的兴味。据说聆听是对他者的治愈。我不知道公鸡和鸟是否需要治愈。如果它们需要,我愿意天天倾听。鸟应该是不需要的,因为自古以来的鸟自降生以来都是自由的,而公鸡则不然。公鸡白天有有限的自由,晚上则不自由,它会被主人关进低矮的棚子里。公鸡最不自由的是关于死亡的选择,它完全没有选择权,也不可能拥有自然死亡的可能,它的生死全都掌握在主人手上。鸟因为没有主人,鸟就有了自由。看来主人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说呢?但凡有主人的生命体,皆不自由,它们都需要被治愈。人更是如此。所以,人总是寻求被治愈。

  今天的晨练,我原本是沿105国道走的,因为车辆的噪音影响我听书,走了一段,我又折往村部方向。折返时,在天圣庄园路遇一对夫妻,男方主动找我搭讪:“您是住在天圣庄园吗?”“不是,我家就在附近,我在晨练。”我说。夫妻俩会心地一笑,我大抵明白他们笑的意思——男方猜对了,女方认为我住在天圣庄园。顺便我也问他们家在哪里,女方答:“徐面屋。”“哦,我知道,英盘和英柏家那里。”我说。英盘和英柏是相差二十岁的两兄弟,他们的父亲和我父亲健在时过从甚密,英柏又是我的小迷弟,所以,我提英盘和英柏。

  女方吃了一惊:“哇啊?英盘是我父亲,英柏是我小叔,您都认识啊?”

  “不仅认识,我们两家还有点亲戚关系。”我说。

  “那我该叫您叔叔。叔叔早上好!”

  “呵呵,不客气。代我问你父母好。”

  说到这儿,我们又走到了105国道,他们向南,我向北,我们南辕北辙,就此别过,但我还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们也不知道我的名字。这叫偶遇,也叫萍水相逢。

  对了,晨练前,我特地掀了一下母亲的被子。因为昨天我按了一下母亲的腿,母亲的腿似有浮肿的迹象。今天清晨,我又按了一下母亲的腿,再一次确认了母亲的腿白天确实有些许的浮肿,晚上就消了。我说:“妈,我带您去医院看看医生。”“不去。这么大年龄了还死不得呀?活这么久,给你们添了太多的麻烦。”母亲还没说完,我的泪水已经情不自禁地涌了上来。我的母亲啊,她总是替他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儿女着想!

  今天的任务只是做客,吃的是喜宴。因为请客的主人建议我不要写,所以,关于做客的事情就不摆了。

  此刻,我忽然想起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创造爱情吧!对爱情最深刻的解释,很可能是在奥古斯丁的一句话中,叫作amo volo ut sis,我爱,意味着我要爱人如其所是,保持本色。爱是更深层意义上的‘让存在’(Seinlassen),依此意义,这种‘让存在’唤起本质。”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爱情在于帮助他者实现其本质。爱情如此,其实,一切的爱都应如此。因为,假如爱变成了负累,他者便失去了自由,而自由乃是本质中的核心。

  今天,我自由了吗?我不知道。

  5月3日

  昨天夜里,无缘无故地失眠。所谓无缘无故,系指本人不能十分明确地清楚其缘故。这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对此,弗洛伊德、本雅明、荣格和拉康都有自己的心得。

  大约失眠了两个多小时,从凌晨一点小解开始,三点之后,才又不知不觉地睡去。这两个多小时,到底想了些什么,似乎也不太能记起了。能记起的似乎想了想假如母亲百年之后,我还会不会再回到这个堪称为故乡的地方,或许不会再回,也或许会选择将故乡当作自己永久的家乡,二者皆有可能。而每一种可能都必有一个可称之为理由的引子,这个引子可能是表面的,也可能是人为的或说故意被遮蔽的,甚至连当事人都很难说的清道得明。世事总是或明或隐,一件无关宏旨的小事,都有可能掀起一场波澜。似乎还想了点什么别的,那些暂时忘却的别的,或许这些别的,它会在心底里扎根,遇到某一个引子,它就会发芽,甚至炸裂。心理这玩意儿就是如此邪乎,你信或不信,该开花的时候,它仍然会开花。

  今天的晨练,无甚新意,无非从改道前的105国道走到改道后的105国道,即从屋后绕了大半圈,又在屋前绕了小半圈,最后回到圆点,也是原点。人生的旅程往往也是如此,兜兜转转几十年,最后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人生的大好光阴全交付给了旅途,自己除了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斑白的耄耋老人,一切的失与得,此刻皆成了空。

  空是形而上的。如果能成空,倒是涅槃的最好的果报,不成空反倒是罪过。所以,佛永远教人多想想来生,基督则劝人及时忏悔。于是,当下成了分水岭。其实,当下是没有的当下,未来也皆是虚妄,过去的才是自己。过去的已被嵌入到历史的华表。

  本来上午准备去看二姐,她儿子、媳妇带着孙子来了,我说,就不去了。堂兄厚华喊我去吃午饭,我说,昨天一天都在外面吃喜宴,今天我要陪妈妈吃饭。

  提到残疾的二姐,我便想起叶倾城说过的那句话:“我们以各种方式与他人的苦难产生关联。所谓同情,就是‘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的感情’。我们不是为别人的父母子女而哭,而是透过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亲人。我们要祈福的,也不是不相干的陌生人,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知交朋友。”

  最近几天,狂看韩裔德籍哲学家韩炳哲的著作。或许是因为我的浅薄,得之甚少,失去的只是时间。如今时间对我亦无太大的价值,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失去。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说:“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局外人》(Der Fremde)描写了身处局外之感,这是一种根本的存在与生存感受。人类面对世界是局外人,在人群中是局外人,面对自己同样是局外人。话语之栅将主人公默尔索与他人隔绝。陌生表现为无言。人人都身陷牢笼,彼此分隔,而这牢笼的四壁便是话语之栅。这份陌生既不属于当今这个超交际时代,也不属于作为舒适区或百货商店而存在的世界。”韩炳哲把人与人之间的不可知性归结于话语之栅,这就没有看清人性的幽微——人与人之间的不可知,岂止是“话语之栅”一言以蔽之?并不是“人人都身陷牢笼”,而是人人皆是牢笼。

  春节和清明回家很匆忙,这倒是理由。这次回家倒是很闲适,也还没有去看望高中的老师。我的高中老师健在的和故去的大概一半对一半吧,有深情厚谊则很少。我所说的深情厚谊主要是指对我的人生走向具有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我的高一语文老师、高二政治老师孙昌瑞先生对于我即是那样的人,可惜他已作古。高二语文老师汪南松先生,我不时去看他;化学老师陈维仕先生,已是多年不见了,一想起陈先生,《论语》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话就出现在心头;物理老师金跃先生,如今常驻桂林。明天去看望汪南松先生和陈维仕先生,如何?

  作家余华说:“树木在成长的时候是需要阳光照耀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树木在阳光的照耀下成长时,是以树木的方式,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但是,如果没有阳光,树木未必会以树木的方式成长。余华还是夸大了树木本身的作用,小看了阳光。我呢?我是看重阳光的,诚如费尔巴哈所言,“人是他所吃的东西”。

  有位读者昨天告诉我:“杨老师,看了您的作品,最直观的感受是,您能辨证地看问题,说的都是大实话。”怎么说呢?他没有看到我的狡猾——我怎么可能说的都是大实话呢?不过,我说的是什么话,这就看你怎么看了,当然,也要看我怎么写。我负责解构,如果你能负责建构,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质言之,如果人人都认为我说的是大实话,我的目的更达到了。

  今天这篇《还乡记》,写得断断续续,从日升写到日落。最后落笔时,我还是想起钱理群先生晚年说的他有三大遗憾:一不懂外语;二古文底子不好;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琴棋书画啥也不懂。他说,有这三个缺憾自己永远成不了大师。钱先生是谦虚,我恰也有这样的三个遗憾,我没想过成为大师,但因为这三个遗憾,总使得我的文章好像缺少了点什么。我只在乎我的文章,其它的,倒也无所挂碍了。

  5月5日

  昨天晚上九点多,我就躺到床上听书,也想早点睡。可是,十点钟左右时,忽闻窗外风雨大作。我索性闭起眼睛,静听窗外的雨声——豆大的雨点打在屋顶上的彩钢瓦上,“噼里啪啦”如阵阵鞭炮;小的雨点被风吹到竹叶上发出“刷刷”的如山泉流动的清脆声。

  雨点打在竹叶上,是一种治愈之声,也是一首首催眠曲。雨点打在彩钢瓦上,却把人的心绪扰乱了,使我顿觉进退失据。于是,我只好整理心情,专心听雨声。下了两个小时,雨渐小,我也在淅淅沥沥声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按妈的意思,这场雨早该下,它下晚了。我说,它毕竟还是下了,久旱逢甘霖,地里的菜又可以长了。妈笑了。虽然这晚来的雨比不上及时雨,但它终归还是来了,如果用“好饭不怕晚”来思维,它仍然是好雨。妈说,那当然是。我和妈说的时候,没有如此的文雅,文雅了妈不懂,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妈只听意思。

  清晨,打开门,雨还在下,下的是小雨。但是,江山已不是昨天的江山——昨天还是春天的气象,今天亦然换了夏装。这雨比人还懂季节的变换。晨练算是泡汤了。

  早饭后,雨停了。雨停,或不停,我都会照昨天的计划去看望我的高二语文老师汪南松先生和高中化学老师陈维仕先生。昨天晚上,我还约了另外一位高中同学蒋泽艳君。泽艳君大学毕业后即回家乡扎根山区种茶、制茶,他的公司名曰“恨水茶叶公司”。2021年10月3日,我和泽艳君等几位高中同学小聚过,专门写过他。2022年4月1日,我还写过一篇《岂能不恨水》的文章,写的也是他。所以,今天就不摆泽艳君。

  汪南松先生和陈维仕先生都是1937年生人,今年八十又八。汪南松先生家我常去,所以,他记得我,一时想不起蒋泽艳。陈维仕先生家,蒋泽艳常去,所以,他记得蒋泽艳,一时想不起我。汪先生家,我常去,也常写。陈先生家,还是十六七年前,有一次酒后我才敢让蒋泽艳陪我去过一次。昨天我就说了,一想起陈先生,《论语》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话就出现在心头——高中两年,他是所有老师中对我们最严厉的一位。说他严厉吧,他又特别喜欢蒋泽艳和我。每天下晚自习之后,我和蒋泽艳都要到他宿舍去,他要辅导我们两直至学生宿舍熄灯才作罢。

  汪先生的气色比春节期间好很多,我心里踏实了不少。陈先生说话仍然中气十足,不改往日本色,唯一让我颇感意外的是他竟然在2007年就把烟给戒了。想当年,他可是烟不离手的,整个右手全被烟熏黄了的。我问陈先生:“陈老师,您干吗要戒烟呢?”“2007年时,越咳越想咳,越想咳就越咳,咳的痰中有血丝,那很可怕,我就一下决心把烟给戒了,戒了以后好多了。”蒋泽艳向陈先生详细汇报了大学毕业四十年他所干的茶事。出了门,我才想起来,又忘了,上次是酒喝多了忘了,这次是我太专注听泽艳君的茶事忘了。忘了什么呢?1981年高考,化学我只考了79分,四十四年过去了,我仍不解,我认为应该考97分才对。我后悔当年的当时没有去查卷子。这事没完,下次一定要找陈先生问个究竟,我应该是没有错的,为什么要扣我21分。尽管卷子不是陈先生批阅,但他是可以为我主持公道的。

  从陈先生家出来,泽艳君夫妇请我去他们的茶园和茶厂,我说:“不,我要回家陪我妈吃饭。”他理解,我说:“就此别过,再见。”

  多年来,我很想专门为陈先生写一篇文章,多次提起笔,又放下,终于还是没有写。陈先生个性忒鲜明,特点忒突出,反而觉得难写。但是,昨天晚上,我在听雨时就琢磨,把《论语》中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八个字给陈先生,或许比写一篇文章更贴切、更合适。

  下午,继续听妈拉家常。对了,昨天下午,妈和我讲了她十七岁时,怎样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外婆和堂姐包办婚姻,嫁给了大姐的父亲,大姐的父亲病故之后,我的姨奶奶又是怎样把她介绍给我父亲。妈还对我说,当年她到武汉帮我带女儿时,小妹是如何的无家可归。妈讲自己的身世时,似乎是在讲另外一个与她无关的人。妈讲小妹无家可归时,她的喉咙哽噎了。妈说:“我就心疼你小妹,那时候,她那么小。”妈哽噎着,我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忍住没让它流下。

  这两天,妈所说的,都是深藏在她心底几十年的话。听了这些话,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妈这是最后的话吗?但愿我是多虑了。

  5月6日

  今天清晨,沿改道前的105国道晨练时,我在道路这边,一对约莫长我十岁的夫妻在道路那边,我和男方几乎同时朝对方点头。或许是我们彼此都感觉到似曾相识,但又不知对方是谁。我回老家,常遇到这一类似曾相识的乡人。

  点完头以后,我们又朝彼此微笑。微笑是人类最好的沟通方式,再也没有比微笑还要好的沟通方式了。我索性走过马路,我问他:“您是程祠的,还是天圣的?”

  “天圣的。”他答。

  “那您是朱大屋的呀?”

  “是的。”

  “哦,那您是姓桂,还是姓朱,或者姓张呢?”

  朱大屋的人只有桂、朱和张这三个姓。

  “我姓汪。您家在哪?”他说。

  他说他姓“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您是桂立忠和桂立平的姐夫吧?姐夫好!”桂立忠和桂立平两兄弟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班同学。

  这时候,女方说话了:“你是厚君吧?”“是的,姐。”我说。

  这下子就亲热了——我喊“姐”的,她妈妈,也是桂立忠和桂立平的妈妈,他们的妈妈和我的妈妈还是远房的姊妹。他们的妈妈健在时,我喊她“姨孃”。

  我们又唠了几句。原来表姐一家多年前就搬到姨孃家居住了。表姐做姑娘时似出水的芙蓉,清秀,漂亮,颜值高着呢,几十年不见,韵味犹存。时光能改变人的只是容颜,那骨子里的风韵只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内敛却不失清新。从姐夫的表情里,我能看出来他们的幸福感,尽管他们俩的表情都是恬淡的。

  转到改道后的105国道时,我拍了一个短视频,名曰“老家潜山真宜居”,配的文字说明为:

  今天还在老家门前晨练,明天就到了深圳。人啊,真是奇妙的动物。明天开始又将开启5月份的培训,5月份的培训已排满。老家的风景和空气都好,难怪历史上就有“解田归田”一说。我也想彻彻底底地退休了。

  短视频发出去之后,点赞的不少。点赞的多是潜山的当地人和外地的潜山人。是啊,“谁不说咱家乡好”呢?

  上午,翻了几页闲书,翻的是古罗马斯多亚派哲学家、悲剧作家、雄辩家塞涅卡(Seneca)的《论生命之短暂》。

  “从第一天开始,生命就一路前行,不会中止也不会转向。结局又如何呢?就在生命匆匆流逝时,你却被不重要的事情分散了精力。死亡降临时,你虽然尚未准备充分,但也只能被迫接受。”这是塞涅卡两千多年前的智慧。后来的哲学家颠来倒去地说,似乎也没谁超越塞涅卡,全是重复,了无新意。

  上午,还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母亲聊的都是过去的故事,但过去的故事得看你怎么去品,我总是能品出新意。人越老,新意越多。新意都是岁月和命运碰撞打磨后沉潜在生命中的无敌的“卵石”。这和塞涅卡的顿悟是一个道理。

  中午,在床上躺着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或许是想到又要踏上流浪的征程,没有期待,也没有兴奋,只有浓浓的不舍,还有些许的忧伤——这是我很少有过的对母亲的如此的不舍。

  此时此刻,我已经在征途上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自己的心、自己的身,都很难追上它的脚步。”这是血红说的。

  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一转眼,回家八天就倏忽而过。人生大抵亦如此。

  离开了母亲,我又一次陷入极大的孤独。帕斯卡曾言:“人类所有痛苦都源于无法安静地独处一室。”但尼采反驳道:“只有当人群散去,你才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孤独不是惩罚,而是天才的加冕礼。”看来,我只有借尼采来安慰自己了。

【审核人:雨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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