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路各不相同，感受有异，收获亦殊。对于我，读书是命运的绳索，攀着它，我从懵懂孩童走向花甲之年。
懵懂与荒诞
一九七〇年九月，未满六岁、没有进过幼儿园的我，跨进了村小。所谓村小，其实就是在原地主大院里把几间公用房作为教室而已。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陌生。几本薄薄的课本、泥墙木桌，就是全部世界。
四年级时，冯光镛老师来了。冯老师瘦高个子，对人严厉。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授语文课，字画俱佳，他画的毛主席像让我们这群乡下孩子惊叹不已。
那是一个荒诞的年代。受黄帅“反潮流事件”的影响，在学校要求下，我们被迫用歪歪扭扭的毛笔字给老师写大字报。大字报贴满校门口农家墙壁，内容无奇不有：“某天老师罚我扫地”“某次老师批评某某”……孩童不解，为何老师自求“批判”?还有不解的是，生产大队斗争会上“地富反坏右”分子站在课桌搭建的台子上，低头无语。我们跟着大人一阵”打倒某某某“的口号震天响后，一切又归于平常。如今想来，那只是时代的游戏。
那个时代，适合我们的唯一的课外书就是小人书，不管是英雄故事，还是样板戏，即使破烂不堪大家也争相传阅，爱不释手，还时有纠纷不断。
泥泞与书香
一九七五年秋，未满十一岁的我开始走五公里乡间小路进入又一个原地主大院改建的学校——农中。条石为桌，自带木凳，雨季的“烂田湾”小路总让胶鞋裤脚浸满泥浆。每周四天上课、一天劳动——学校在附近山沟里开垦出几十亩荒地，我们种麦、收薯、守护……记得第一次去夜间守护，几个男生手忙脚乱地生火做饭，炊烟混着笑声在深谷中飘荡，我们便在这种不经意间慢慢长大。
尽管已进入初中，但那时是不开设英语学科的，其他课本也是薄如蝉翼，还有一门特别课——《农业基础知识》。这样的学习单调枯燥，于是便逐渐迷上了课外书，总是想方设法到处借阅。两年中，我在一位同学家借阅了大量书籍，包含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国文课本，内容丰富多彩，经典名篇不少，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西厢记》等等，常常就着灶火或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啃噬着，真是大开眼界。
日复一日，家务活完成后，我总端坐在屋檐下高声诵读，朗朗书声传遍整个院子，成了邻居家教育孩子的“榜样”。
转折与救赎
初中毕业那年，高考制度恢复，全社会又重新重视学习，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春天再次来临。因为基础差，于是转入县城中学学习，似乎一切从头开始，人也似乎突然开窍，在新的环境里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课堂学习外，还常常参加各种课外学习活动，新华书店和街头出租书摊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时不时将伙食费节约下来购书或租书，乐此不疲。因为父亲在县城工作，办公室的书刊报纸也是我闲暇时的最爱。几年下来，将报纸上的心仪之文剪辑粘贴成了厚厚的三大本。
一九八一年，高考失利的我以仅超过录取线一分而入读中师(几十年后，中师被人们戏称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985”“211”)，这一分弥足珍贵，这一分从此决定了我的一生。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扛着行李坐上敞篷卡车，经过盘山公路的颠簸来到了黄瓜山下、卫星湖畔。
师范两年，图书馆是圣地，周末结伴进城淘书更是流连忘返。免学费和伙食费的恩惠，让我将零花钱全部换成了书页，至今书柜中那些盖着“永川新华书店”印章的旧书，似乎仍泛着淡淡的墨香。
最难忘的是，与同学以及书店营业员为了知识竞赛的答案热烈讨论，还时常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跑去请教邻近的师专的何老师，她的一封回信，我珍藏至今。
讲台与书柜
一九八三年我回到家乡，开始了四十余年的教育生涯。早年微薄的工资，多半变成了书架里的新书。专科、本科文凭堆叠的培训证书、获奖证书与藏书，是我自我救赎的阶梯。
我总是鼓励学生多读书，常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们。看着他们如获至宝的样子，我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
如今，年已花甲。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仍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每每打开书柜，抚摸着那些发黄的纸页，往事便如潮水般涌来。这些书不仅填满了我的书柜，更填补了我人生的空白。“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七个字，是我踉跄半生后最珍贵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