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的堂屋，总氤氲着一层灰蒙蒙的雾霭，那是爷爷的旱烟，宛如在椽子与蛛网间编织的晨昏。他常常蹲在青石板上装填烟丝，我总能瞧见阳光从瓦缝倾洒而下，在他佝偻的背上切割出金箔般的碎片，恰似他曾讲起过上世纪四十年代自家粮仓里、晒谷场上跳跃的麦芒。
爷爷的旱烟袋是乌木制成的，咬嘴处被磨得发亮，沾染着经年累月的茶渍。“这味道舒坦。”他总把烟袋锅在鞋底磕得咚咚响，“就像人活一世，总要尝一点辣味。”动荡年代，由于他总是拐弯抹角地暗讽“红卫兵”的狂热，那些人便常冲进院子，将他按在家门口的老槐树下批斗。爷爷见奶奶又急又怕，自己虽遭受整治，却还冲奶奶挤眉弄眼，试图宽慰她。夜里，二儿子在柴房看到，他悄悄摸出藏在墙缝里的旱烟袋，小心翼翼的模样生怕被那伙人没收了去。黑暗中，火星明明灭灭，恰似一只倔强的眼睛。“房子可以拆。”他把烟袋塞进手里，烟丝的辛辣混合着铁锈味，朝老二幽幽说道，“但人心里的屋基，拆不掉。”
时光流转，奶奶确诊癌症的那天，广元的医生断言她撑不过两年。回到家，老房子的房梁正漏着雨，爷爷蹲在门槛上装烟丝，手颤抖得厉害，烟末撒落一地。“华西医院的楼有七层高。”他突然笑起来，用烟袋敲了敲门框，似是回忆起往昔，“当年我考大学坐的火车，烟囱也有这么高。”为了给奶奶筹救命的钱，他卖掉了两亩薄田，揣着旱烟袋一言不发地走亲访友。成都的亲戚去医院送饭时，瞧见他蹲在楼梯拐角抽烟，后背蜷缩得像一片蜷缩的枯叶，烟袋却始终紧紧咬在嘴里，仿佛咬着一口生生的希望。后来奶奶康复了，他便坐在板凳上给她念《红楼梦》。旱烟袋搁在膝盖头，咬得似乎没那么紧了，烟灰簌簌落在奶奶织了半截的毛衣上，那画面宁静而温暖。
他去世前那个秋天，老房子的屋檐下挂满了玉米。他躺在床上，身形消瘦得让我不禁想起屋檐下风干的辣椒串。“把烟袋拿来。”他冲我眨眨眼，声音轻若游丝，“咂一口才舒坦嘛!”我将烟袋塞进他手里，却发现他的手指已无力握住烟杆。于是，他让我装了一袋烟，用火柴点燃，而后深吸一口气，缓缓把烟雾吐向屋顶。那团青白的雾在阳光里盘旋，掠过掉漆的日历，掠过爷爷年轻时穿中山装的照片，最后轻轻落在奶奶满是针眼的枕头上。“瞧!”他望着烟雾缭绕的照片出了神，忽然笑出了眼泪，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滚动，“我要变成神仙咯，要去天上盖新房子咯!”
如今，我伫立在拆迁的老房子前，推土机的轰鸣震耳欲聋，唯有那根旱烟袋还静静躺在窗台上。砖缝里长出的野草已没过膝盖，却掩不住堂屋木门上他在我儿时亲手教我用毛笔歪歪斜斜写下的十多个“爷爷”的字样——笔画里似乎还萦绕着些什么味道。我拿起旱烟袋，倏地明白了那是什么味道——一缕若有若无的旱烟的辛辣，混着老房子特有的霉味与阳光味。远处的挖掘机扬起尘土，而我分明看见在那团烟尘里，爷爷正背着双手穿过堂屋，旱烟袋在屁股后晃啊晃，烟锅里的火星，像永远不会熄灭的一颗颗跳动的星子。
拆前，拆迁队的工人问父亲，要不先收拾屋里的东西带走，父亲和我都摇摇头。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比如房梁上被烟熏黑的燕子窝，比如门槛上被旱烟袋磨出的凹痕，比如那个在烟雾中笑着说“房子会倒，人不会”的老人。当推土机碾过最后一片瓦片，我知道，爷爷的梁木早已长进了我的骨头里，就像他的旱烟，永远在记忆的某个角落，明明灭灭，生生不息。它承载着爷爷一生的坚韧、乐观与深情，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永不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