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老家老屋早已化作朦胧的橘色画面。那时年幼懵懂，许多场景模糊不清，如今想用文字还原，着实不易。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的老家在北川县通口区香泉乡太平村鱼洞子，那是九里十八乡间的古老村落。蜿蜒的土公路坡多弯急，车过处尘土飞扬。虽是乡里的主路，却也难得见到车辆。偶尔有区公所的布顶吉普、警用偏三轮驶过，或是东方、解放牌汽车，农用和手扶式拖拉机经过，都能让小伙伴们兴奋不已。我们常常偷偷扒住拖拉机尾箱“免费乘车”，还笑着说柴油烟子“好香”。即便被司机臭骂，等车一开动，又嬉笑着追上去。现在想来，真是天真双危险。
我家老房子就在马路边，是五个大开间的高大柱梁老穿透架子房。正面双开前门高大厚重，大门和挑梁上雕刻着简洁的花纹。墙壁由蔑笆与木板镶装而成，门前阶沿两端，各有一方刻着花纹的大磉凳石。墙柱上的小广播，整日播放着“东方红太阳升……”“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的歌曲，偶尔也会传来其他消息。这房子是老祖辈留下的，承载着家族的岁月。
婆婆(奶奶)在爸爸他们年幼时就离世了。分家后，爷爷和未婚的幺爸住在主屋。幺爸是北川中学高一九七八级毕业生，英俊帅气，担任大队民兵连长及团支部书记，经常穿着军绿色衣服。后来，幺爸在接生病的爷爷回家途中遭遇车祸，英年早逝，此后爷爷便独自守着宽大的老主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计划经济渐渐进入尾声。因房子当道，不少人来借用爷爷的屋子做生意，开医疗店、摆代销点、收售农产品，应有尽有。那时的人们淳朴善良，几句好话、几个笑容，似乎比租金更重要。我们这些孩子，晚上常常从门下的缝隙钻进医疗店偷玩器械，或是溜进爸爸的面粉加工房捣乱，但从不敢偷吃代销点的糖果，哪怕馋得直咽口水。偶尔帮店家抬桌子、搬板凳，能得到一颗一分钱的水果糖，就能开心一整天。收购粮食的老板炒胡豆时，也会给我们每人抓一把。那滋味，至今难忘。
老房子前，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开汽车的、骑自行车的、挑担背篓的、炒玉米花的、买卖赶场的……人们都习惯在我家阶沿歇脚闲聊、讨口水喝，甚至有人直接摆摊卖货，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也不为过。那时，自行车稀罕得很，爸爸在部队学会骑车后，村民们都羡慕不已。土地联产承包到户后，村里学骑车的人多了起来，田间地头常常能看到连人带车摔进泥田浑身沾满泥水的场景。
老房子左侧，是一口三十余平方米的仰天大敞口天然水井，不知存在了多少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乡人。水井边的竹林，为其遮风挡雨，靠路的一边被行人坐得平整干净。井中央横支着一块大石条，方便人们取干净的井水。我们常趴在石条上，喝着冰凉甘甜的井水，看鱼儿在水草间穿梭。老井旁、竹林下，南来北往的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一袋烟的功夫，便熟络起来。老井流出的水，在马路对面形成了梨儿沟，婆婆嬢嬢们常蹲在沟边洗衣淘菜，家长里短的话语，伴着木盆的捣衣声，在空气中回荡。
水井与老屋之间的小丘山腰，有一个天然溶洞。洞内冬暖夏凉，大洞套小洞。我们常常在里面捉迷藏，即便被蝙蝠吓一跳，或是被石壁、石钟乳撞得满头包，也乐此不疲。洞口是大人们休憩闲谈的好去处。因为洞与井相伴，这个地方便被叫做“鱼洞子”。至于名字的由来，早已无从知晓。
老房子右侧，是一个五百余平方米的天然池塘，鱼儿不时探头呼吸。我最爱看大红鲤鱼，还用棍子去“逗”它们的红嘴。这些鱼是当年幺爸从生产队分来的鱼苗，他曾笑着说等鱼长大了就能吃，可他却没能等到那一天。后来，爷爷在池塘里栽了莲藕，每到季节，荷叶田田，莲花点缀其间。岸边的老李子树斜着伸向池塘，枝条随风摇曳，引得蜻蜓蝴蝶翩翩起舞。我们在树上摘李子，即便掉进水里成了“落汤鸡”也满心欢喜。池塘边的芭茅秆，像卫士一样守护着池塘，我们在其间穿梭，没少被叶子划伤，却依旧玩得不亦乐乎。
后来，为了大修公路，筑路队在我家旁边安营扎寨。炊事班长杨大爷对我极好，常喊我“老三儿”，还舀香喷喷的土豆片给我吃。他的胡须和竹烟管，成了我记忆中温暖的印记。筑路队里人才济济，几位曾在川剧团待过的叔叔，休息时会在阶沿上即兴表演。那时我虽不懂“生旦净末丑”，却看得入迷，还跟着有模有样地学。有一次，一辆农用车翻到路基下，司机愁眉不展，却被我模仿的川剧表演逗笑，脸上的阴霾瞬间消散。筑路队解散后，我和父亲在电影院偶遇已成为川剧武生的小陈叔叔。此后，便再无他们的消息。
大修公路，让老房子、老水井、竹林、池塘都消失了。因扩路取石，溶洞口也被毁坏，洞口那座天然的二层“天楼”，成了永远的遗憾。昔日的热闹场景，渐渐在记忆中模糊。
近半个世纪过去，鱼洞子的一切，都化作了朦胧的橘色画面，深深印在心底，成为我魂牵梦绕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