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几天功夫，写了篇《村官——酸甜苦辣的岁月》，这是我自2024年5月《初为农民的日子里》《我当四年小队会计》《大队会计的哪些事儿》三篇农村生活后的续作，至此，我高中毕业在农村14年的人生故事全景生活缩影，献给读者朋友分享。
——题记
在我的人生旅途之中，有一段村官经历，深深镶嵌在我记忆的幽深处。那段时光里，我以村官这一特殊的身份，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经历了无数的挣扎与奋斗。其间，既有懵懂与担当的交织，也有汗水浇灌的成果与无奈的叹息，有挑战有成长也有纠结和迷茫。
25岁那年八月的一天，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洒在乡间的小路上。刚刚党员转正的我，接到了乡党委组织委员的电话，那通电话如同命运的敲门声，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当得知要我接任村书记一职时，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此前担任村会计期间，目睹村书记的工作千头万绪，毫无思想准备的我，内心满是诚惶诚恐。乡组织委员，这位曾经是我的老师，他的话语犹如一阵清风，吹散我心中的畏难阴霾：“青年人就要压担子，挑重担，有组织上支持你，有老同志当参谋，只要虚心好学，脚踏实地，勤奋工作，群众会信任你，工作就难不倒你。”一番劝说下，我虽有退缩之意，最终还是决定迎难而上。就这样，我带着忐忑与期待，踏上了这条“九品官”的“仕途”之路。
秋收刚刚结束，村庄里弥漫着收获后的宁静，但两个生产队的用水问题却像一颗隐藏的炸弹，随时可能引爆村民间的矛盾。引排不配套，让那宝贵的水资源成了引发纷争的导火索。上游村民在引沟里筑起泥土堰坝拦水灌溉，下游村民盼水心急如焚。一日，两位老人先是语言板纲，后是不断升级，你推他搡，进而肢体冲突，拳脚相加，结果一个头破血流，一个鼻孔流血，因村民及时阻止，控制了事态发展。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我和村主任悉知这来龙去脉，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个难题。
于是，一场浩浩荡荡的挖河工程拉开了帷幕。140名男劳力齐聚在那片土地上，“苦战一周，挖土万方。先进小组，每人奖励锹铣一把，奖状一张。”这成了我们当年的战斗口号 。我负责三个组，村主任负责四个组，大家齐心协力，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开挖中心引河的工作中。最终，多年困扰村民用水灌溉的“肠梗阻”得到了根本解决。
1983年秋收结束后，县里下达了在黄海边滩涂开发养殖场基地的任务。按照规定，每个村组要按15人口分摊一个河工劳动力。乡里带队的青年副书记，由于缺乏经验，要求各村一把手书记带队。也无大河工经验的我，只能服从安排，带领村民奔赴那片海风呼啸的旷野。那一个月的海边生活，就像是一场与恶劣环境的残酷战斗。海风如同锋利的刀刃，无情地割刮着肌肤。仅仅一周的时间，我们的脸庞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先是被吹得黝黑，接着皮肤开始生皱，脑壳也出现褪皮现象，整个人仿佛瞬间老了十岁。不管是“牡丹”还是“大宝”护肤品，都无法阻挡海风的侵袭。
我和民工们同锅吃饭、同睡地铺，每天都在挑泥挖土中度过。早晨四点钟就得唤醒炊事员煮早饭，一天三顿干饭，中午的白菜汤偶尔能见到一点豆腐，再搭配着自带的瓶装萝卜干、咸酸菜， 从早上六点不到就开始上工，一直到下午六点半左右天色渐暗才收工，浑身的汗水从未干过。晚上没有地方洗澡，身上的虱子不停地蠕动，衬衣就是换下来，也没时间清洗。许多民工吃完晚饭脚都不洗就疲惫地睡去了。但我们依然在各组工地轮流查看，直到所有工棚内一片沉寂才能躺下入睡 。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无私的奉献，锻炼了身骨”。努力也换来了回报，那次河工进度在全乡取得了名次排前的先进荣誉。
1984年夏季插秧刚开始，因我们同乡渔种场毗邻，乡政府要求我们村插秧时选择连片几个组，留下丰产沟，待插下水稻秧苗活棵后再放养鱼花搞稻田养鱼。全乡在我们村搞稻田养鱼现场。根据要求，我们四个村民小组共300亩水稻放养鱼苗，鱼苗放养之前组织所有村组干部到邻近乡镇去取经看现场。除了四个组，我们让全村对养鱼有兴趣、有经验、有条件的户，全部动员稻田养鱼。
稻田养鱼主要是鱼苗的放养空间大，有吃不完的浮游生物、浮游植物。二十多天，鱼花就长成一寸多长，待水稻搁田前，把鱼苗从丰产沟移放到沟塘圩，记得那年最多一户稻田鱼苗就收入了四百元，在当年可不是个小数字。那时候我这个村官一年补贴只有450元，大部分户年收入二三百元。
其中，有“马大哈”户放水时忘掉打堤埂口子，而让鱼苗全部跑掉，投资失败归零。也有少数户因小孩在秧田埂边掏黄鳝，致使水从窟窿眼流光而鱼苗跑光的，还有个别户私自用高效剧毒农药治虫而药死鱼苗。当年，我真是操了不少心，总结成功经验及时在群众中推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止损，保证了稻田养鱼一炮打响。
1985年秋正值水稻吐穗垂青之时，一场无声的战争悄然降临。粘虫如同入侵的敌军，悄悄地侵入了我们县的农村水稻田。全县上下顿时进入警戒状态，各村组干部不分昼夜地在田埂田头巡逻监察。我和村主任迅速分工，每人各负责半天半夜，在全村的水稻田块间穿梭巡查。深夜三点钟，村庄沉浸在最深的寂静之中，村主任在一个组的田块发现了粘虫的踪迹。这一发现如同警报声打破了夜的宁静，他立刻通知村通讯员，然后与我赶到田头，紧接着连夜通知各个组组织防治工作并上报乡政府。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下，我们成功地将粘虫消灭，取得了“虫口夺粮”的胜利 。
1985年我们村四个组的村办渔种场120亩落地面积，12个塘口，以养草鱼苗、大鲢头子鱼苗为主，每个塘口年纯收入都在800元以上，有四五户养的好又卖得好价钱的鱼苗收入达1000元至1500元。顾舍组种植浅水藕10亩地，收入相当于农业收入的两倍，渠东组利用高堆种植葵花芋、废河塘养成鱼都获得较好收成，全村各组多种经营收入均有特色，成绩显著，得到乡政府的嘉奖。乡政府的嘉奖就像一阵春风，吹暖了每个村民的心。
那时候，煤油灯是夜晚的常客，而我和村主任怀揣着改变的决心，召集四个组长共商，经过一番讨论，决定每户自筹200元，每人口自筹30元，前往盐城购买高压电线杆。这一决定如同点亮黑暗的星星之火，成功地让村民告别了煤油灯的时代，迎来了民用电，村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也使得村庄能够摆脱传统的农业束缚，向多元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条件，但不得不说，被现实束缚的梦想之翼，一时难以实现我的壮志、抱负，扑腾几下，遍体鳞伤。
1984年，一本《信息周刊》如同打开新世界的钥匙，让我看到了玻璃纤维产品的广阔前景。原材料易组织，产品市场需求大。这一切就像一个诱人的宝藏，等待着我们去挖掘。于是，我满怀希望地委派村青年书记前往湖南长沙考察学习。然而，梦想的道路总是充满坎坷，资金的难题就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横亘在我们面前。这个充满希望的项目只能在等待中被无奈地搁置。
1986年，我和邻村的三位村书记带着对致富的渴望，踏上了考察之旅。我们的足迹遍布苏南无锡、安徽铜陵、上海、淮阴等地，考察废金属粉末加工和酒糟提纯酒精项目。一路上，我们满怀憧憬，仿佛看到了村庄致富的曙光。可是，资金和技术这两座坚固的堡垒再次将我们拒之门外，所有的希望都如同泡沫般破碎，那些美好的规划只能被尘封在岁月的角落。
在那个年代，乡镇工业的发展就像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起初绚丽多彩，承载着村民们的致富梦想。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体制转变的原因，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的混乱，这些企业就像在风雨中飘摇的船只，一艘接一艘地沉没。农村本就缺乏能人，培养一个厂长，打开一个市场是多么的不易，可那些村办小厂往往在三五年内就倒闭关门。我，也只能在这现实的泥沼中，望着自己心中的村办企业梦想渐渐远去，徒留一声叹息。
二十年后，当我和村主任在那小引河的田头再次相遇时，踩着脚下的泥泞路，不禁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记得那年土地大平整，国家出钱在引河堆浇筑水泥混凝土路道，因个别村民种十边地受损而不让施工，至今仍是泥巴路。这件事一直横亘在我心头，这与当年全国率先大包干名村的一件事相似，一个外地客户老板无偿为解决那个村平整土地资助补偿迁坟二十万元，一经公布，一夜过后田里冒出几百座坟头，而让这件利民好事无法落实。我们当年修路与这个名村迁坟补偿同出一辙而无法实施，人性中的私利一旦作祟，再美好的愿景也会化为泡影。
1986年春，社会的风气如同一片阴霾，笼罩着村庄的上空，我在官场风云中的“滑铁卢”，也在这年悄悄降临。我们村一村干位置空缺，乡里的负责人意图安排自己的远房亲戚子女。作为村书记，我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坚持要提拔有能力、能做事的人。这一过程充满了波折，几经周折，乡里才同意了我的人事安排。后来得知，幸亏当时乡组织委员、那位我曾经的老师，在党委会上鼎力支持我的方案，这件事才最终尘埃落定。
然而，这件事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引发了一系列的涟漪。从此，我们村的工作稍有差池，领导就会在会上含沙射影，给我穿上了一双无形的“小鞋”，让我在工作中举步维艰，我知道，我的村书记岗位要换岗易人。
时至年底，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官场闹剧在乡里上演。一个善于投机的精明村书记牵头，组织了18个村书记给乡主要负责人新春拜年，并且每人送上三百元的红包。要知道，当时村主官的定额工资补贴不过六七百元，而这些红包是公款报销。这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行为，引发了一场官场的大地震。随后大规模调整了13个村书记的职务，有特别关系的村书记被安排到民办公助的事业单位，甚至他们的子女也被安排进了事业单位;而那些不被看好的村书记则被打发到岌岌可危的乡镇企业，能挣到工资就在企业混日子，挣不到工资就只能自寻出路，卷铺盖回家种责任田。我所在的片区五个村书记被一锅端，全部离职换岗。他们四人虽被安排到事业单位，但由于单位人满为患，根本无法到位上班。命运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几年之后，这些曾经被官场风云抛弃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们有的办起了电缆厂，成为了工业领域的弄潮儿;有的开了废品收购站，在资源回收的领域里开辟了一片天地，当了“破烂王”;有的从事木材贩运，在商品贸易的道路上越走越宽;还有的到上海组织运输车队或者当货运中介，在物流行业崭露头角。又过了几年，他们都成功地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这一场村主官的大换血，虽然是权力游戏下的产物，却歪打正着地改变了一批村官的后半生命运，让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摸爬滚打，最终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离开村书记岗位已经将近四十年了，那些曾经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常在我记忆中显现，依然如昨日重现。当年，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却未能彻底改变辖区内村民的贫困状况，这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自责常常如影随形。那些未能实现的抱负，就像未绽放就凋零的花朵，让我懊丧不已。如今偶尔回乡，听说一些脑袋聪慧的人为争取一个贫困户免交医保、生活低保指标不顾廉耻、不惜动用市县机关的人脉关系而让我流泪，一些善于钻营的村干因工龄不够十年为获得定额生活补助而千方百计、绞尽脑汁请客送礼，找张三李四写证明、打招呼，攫取额外补贴而不顾尊严，要是我们家乡同苏南农村一样，每三五户有一个民企，谁也不会为那点小钱而低三下四，挖空心思攫取不义之财。
旧有村庄不断凋敝、落寞，乡土生活渐行渐远，在生活记忆不断被删除的时代，老年人无力言及农耕经验，如果没有文字留存，缺乏当年的生活记忆和生命体验，村落的历史就空白无味，为激发农村青年人对家乡的归属与认同，留住根脉与故乡情怀，随着多媒体的普及，我写了《缅怀村官唐修干》《老党员戴志雄纪事》《我的表哥王中勤》《点赞!这位农民父亲———读王运〈我的老父亲〉》和我在农村14年的四篇文章《初为农民的日子里》《那年月，我当了四年小队会计》《大队会计的那些事儿》《村官——酸甜苦辣的岁月 》。我把在故乡的经历用文字挖掘记录下来，虽然时过境迁，但我深知，那些点点滴滴，看似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之事，却有着它独特的时代烙印，是当年农村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我想，在这个快速发展、记忆不断被刷新的时代， 这一写照对我、对从农村走出去的人来说，不忘从哪里来，产生一种归属感，激励对故乡的热爱之情有点益处，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