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南河屯，我右腿一抬，一撇，上了飞鸽自行车。坐稳，深呼吸了一下。人间四月天，梨花、桃花、杏花，迎春花，姹紫嫣红的花朵，汇成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喜鹊在枝头歌唱，我扯开嗓子，也嚎了一首歌邓丽君的《小城故事》。当时，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都在流行此曲。我曾哼着小城故事，在如水的月光下，写完我的处女作小说《山里山外》。写完之后，事也凑巧，县文联的王主席，托人捎口信给我，叫我带篇稿子去文联，他要亲自指导我。我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突然间觉得以往枯燥乏味的日子，变得丰腴，美丽起来。
写作是我的一个梦想，不管将来能否成为作家，我会一直写下去。我与王主席素未谋面，只是我经常往文联投稿。那时候，文联创办了一个刊物《冰峪》杂志，专门刊发本县的作者作品。可以说，为热爱写作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的文字生涩，生搬硬套，自己都看不入眼。王老师对我的文字，逐字逐句加以修改，纠错。我虽然很勤奋，但没有大的进步。王主席有些着急，决定见一见我。
我不知怎么向父亲说，他是不希望我一个人走得很远，尤其是到离南河屯有六十多里的庄河县城。那阵子庄河县城是南河屯人心目中的“大城市”。谁能去一趟县城，回来就有几天时间的炫耀资本。
风一吹，院内的一棵杏树，花瓣纷纷飘落，带着一股子清香，在天地之间蔓延，就像蝴蝶一样轻盈、灵秀、可爱。父亲坐在门槛，面朝街上，抽一支喇叭烟。烟叶子散发着浓重的烟味，辣嗓子。我忍不住咳嗽了几声，壮着胆子，试探得问：“爸，我想去县城。”父亲瞅了我一眼，问我去县城做啥。我清了清嗓子，说：“文联的王主席找我……”
父亲将烟屁股扔在地上，用解放鞋底碾了几下，说：“”你不怕遇到坏人？嘚嘚瑟瑟，不好好种地，写什么文章！”父亲说完，起身摘下屋檐挂着的锄头，出去了。我一看有门儿，急忙摘了一把锄头跟了过去。四月末的玉米大地，绿油油的玉米苗，齐刷刷地伫立在地垄中间，父亲锄地，他锄一垄，我也紧随其后。锄到一半的时候，日头悬在高空了，父亲取下肩膀搭着的红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子，扭头剜了我一眼，说：“你不是想去县城吗？还不走，再等着就晌歪歪了。”
我一听，高兴得差点一蹦几个高，扛着锄头，风似的掠过玉米地，回到院子，冲进自己房间，简单洗漱一下，并在箱子里翻来翻去，找出一套水蓝色牛仔衣裤，长发束在一条黄纱巾里。
母亲一个劲地叮嘱我，不要走丢了，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办完事儿早点回家。我来不及一一回答，支起依在篱笆墙上的飞鸽自行车，就急匆匆出了院子，对母亲说：“没事的，我都多大了，丢不了。”
母亲在身后补充了一句：“早去早回！”
山绿了，水清了，云白了，村子一下子热闹了。南河屯去县城的土路，坑坑洼洼，一点不好走。没关系，我激情满满，浑身充满力量。一座座村庄，一条条河流，一块块稻田，被我甩得远远的。那阵儿没有手机，我戴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钢蒙儿，铁表链。动不动就停摆了，罢工。走多久不清楚，反正汗津津的，衣服紧贴在身上，发出汗臭味儿。应该是快到庄河县城，土路一转，成了水泥路，光滑、干净、整洁。道两边是一家一家的商铺，老三蓉花山羊汤、赵五发廊、二妞拉面、康养中心等等。我肚子咕噜噜响，仿佛一只小鸡在打鸣。我下了自行车，手伸进兜里，捏出一叠一元五角的纸币，看了看兰州拉面门口的黑板上，写着一碗兰州拉面二元！我咬咬牙，再数了数手里的纸币，共三元四角钱。我想：吃一碗拉州拉面二元，就剩一元几角了，第一次来庄河县城，应该给父母买点好吃的回去呢。
肚子问题不解决，显然是走不动了。我狠狠心，左手掀开那家兰州拉面门口的珠帘子，哗啦啦的珠子与珠子碰撞声，让耳朵有了一种享受。一个女服务生迎了过来。女服务生把菜谱递给我，我有些拘谨，接过菜谱，扫了一眼，除了二元一碗的兰州拉面，一元一碗的大米饭，就没便宜的饭菜。厨房传过来的菜香，以及大葱爆锅的香气，我忍不住吞咽了几下口水，要一碗兰州拉面吧。
女服务生鄙夷地看了我一下，吩咐厨师做了。我在想，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伺候人的吗？比谁高一等似的。说来不撒谎，那碗兰州拉面，真的是有嚼头，我放了一点陈醋，吃得是汗流浃背，力气瞬间上来了。付了面钱，我整了整额前的刘海，骑上自行车，继续赶路。
总算看到一幢幢楼房，至于文联在哪个位置，我一无所知。只好一路走走，停停，打听商铺的人，文联在何处。
找到文联，已经快中午了。我从县城大厦最高处的大钟上，看到时间。日头也格外毒了，晒人。文联办公室在市委院内，一楼一零六房间。我鼓足勇气，叩开文联的红木门。迎接我的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林老师。王主席戴着一副近视镜，温文儒雅。王主席很热情，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就我的小说《山里山外》做了详细而深度的指点，鼓励我坚持写下去，把写作当成一辈子的事业去经营。王主席挽留我在文联吃顿便饭。我告诉他，在来的路上吃了碗拉面，不饿。临走，他叫林老师装了几本刚出版的《冰峪》杂志，让我带回家读一读。这一次文联之行，弥足珍贵的是，王主席给我留了他的办公室座机的联系方式。
那碗拉面的味道，至今在我记忆里活色生香，以至于眼下吃过好多家拉面馆的拉面，居然吃不出当年那一碗二元钱的拉面味儿。
从文联回来，我不安于现状，不想和土地打交道。与屯子里的秋菊在一起商量，我俩在乡里繁华路段，租了一个小小店面，干起快餐。我俩早上三点就起来了，揉面，炸油条，办置各种小菜，煲玉米粥，包菜饼子，烙饼，忙得不亦乐乎。上学的，上班的人来吃早餐生意不错。我几乎没时间写作，再忙也阻挠不了我写作。我身上带着一个本子和油笔，在做事儿时，有灵感了就赶紧掏出本儿，写下来，闲了就整理一下。那年年底，我在快餐店发面，准备第二天早晨炸油条，我兜里的诺基亚手机响了，一看号码，是座机号。似曾相识的号码，我猛得就想起来了，王主席办公室的座机号。接通后，王主席嘘寒问暖，最后，恭喜我《山里山外》小说发在《北方文学》上。我不了解这家杂志是什么级别，能发表就是对我作品的一种肯定。我惊喜异常，连忙对王主席说谢谢。王主席说：“不用客气，这是你努力的结果。年轻人别携带，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我说：“好，王主席，我谨遵您的教诲。”
快餐店开业不到半年，对面新开了一家小两口酒店，硬生生把我们快餐店挤兑的入不敷出，最后就把它关了。
在家待业，没有工作的那一年，我苦闷彷徨，不知明天是什么？好在，王主席隔三差五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的写作近况。
2003年，在王主席的推荐下，我进了县城，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虽然工资不高，但很稳定，也不累。这期间，我报名参加一个小说讲座班，于是，我的写作有了一点点进步。每完成一篇作品，首发的都是《冰峪》杂志，因为那里有我的恩师——王主席。《冰峪》杂志是我行走人间的一座桥梁，现在，王主席退居二线了，在石城岛老家上颐养天年，落笔此文，不为别的，只为感恩这位默默支持我，鼓励我的好老师。他让我像一棵树一样，昂着头，有骨气地站在尘世，活出自己的风采——品格和独立。
美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