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一毕业，就去了镇上的社办厂做木工，因为离家远，很多人都住在车间上面的阁楼上。晚上闲着没事，小青工们就聚在一起打牌抽烟。
休息天、节假日我跟着师傅去“打野鸡”(帮人家去做家具、造房子)，一般东家都会先是给你一包烟，接下来还会不停地给我们发烟。我知道抽烟花钱多不好，因此一直坚持不抽、拒抽。
1981年我去参军，在营部当文书，有时领导们会在我房间里谈工作，谈着谈着就没有了烟，就会差我去买烟。
于是，我有时候就多买几包，放着备用，有时候陪着领导也会偶尔抽上一、二支。
后来，我被抽调到团里、师里、军里学写新闻。搞写作可是个伤脑筋的事，可以说没一个搞新闻的人是不抽烟的。
为了融洽关系，联络感情，给人家留下好的印象，我一般都会主动地给他们递上一支支烟，还时不时地给自己也点上一支烟。
那时的烟卷做得很漂亮，闻着也香。大重九、良友、健牌、三五，福建沿海走私成风，各种品牌的香烟应有尽有。
九十年代我回到地方，进了县电视台做记者。无冕之王有人追捧，香烟又是公家报销。因此接待方就会不停地给你发烟，走时也会给你送点礼品送几条香烟。
就这样这香烟我一抽就抽了少说也有二十年，被动抽烟每天开始抽个一、二支感觉还行，再抽喉咙头就开始不怎么舒服了。第二天起来，总是一口黑痰，甚至还不停地咳嗽，还真是让人烦心!
1994年我从部队转业，大约第二年过年时，我当着舅舅舅妈等长辈、亲友的面宣布：过完年就开始戒烟。可是，烟没有戒成。
2000年前后，单位组织去新马泰旅游，看到他们的烟盒上都印着烂心烂肺的各种图案。十分恶心吓人，店家也总是把烟卷儿，藏在不易被人看到的角落里。
几个老烟枪，看了烂心烂肺的烟盒，有的还真的不敢再抽了，硬是扔了买来的香烟煎熬着过了几天。秘书科长沙理也是个老烟鬼，他说这几天没抽忍忍觉得也还行。
我们旅游的最后一站是新加坡，听说该国对香烟管控严格，每人入境最多只能携带十九支。我们的永康周台瘦骨怜忊，他带了很多的中华烟，在等待过境时，他慷慨大方地给大家发了一圈又一圈的大中华香烟。
回到国内，我决定再次戒烟。包里带烟，但自己坚决不抽。可是不行，每当给别人发烟自己不抽时，对方就说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们都短寿命，你么活个一百岁?烟酒不吃猪狗不及!
为了减少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我买来了一盒又一盒的有机玻璃烟嘴。
但每当看到抽过之后烟嘴里积存的一堆焦油，心里又是一阵五味杂陈。
时间久了，烟嘴也不再买了，而烟却一个劲地继续抽啊抽着。有几年我利用工作机会，顺便拉些乡镇、企业的电视广告。需要笼络感情，于是每月总要买上五六条、七八条中华、南京香烟，每月用于香烟的开支都在三四千元。
而看到电视上的公益广告：一只好端端的肺被香烟熏过后墨黑墨黑的，配字配音更是让人心里发怵——每年因吸烟造成了多少多少人患肺癌死亡!
2013年的初夏，单位组织宝岛游。都说中华文明在台湾，去了我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有一天在一间简陋的游客餐厅，我吃好饭边向门口走边伸手掏手机。
这时一个端菜的服务员凑上来对我说：“先生，这里是不能抽烟的!”这让我有点恼怒：你一个打工仔还管我抽不抽烟?
这要在大陆是决计不可能的，得罪了食客下场一定是会被老板炒鱿鱼的。来到餐厅门口见几个人，正围着一只垃圾桶死命抽烟，没见到一个来回走动抽游烟的。
和我同住的薛博士烟瘾很大，一回房间就躲到厕所里去抽烟，我说烟雾器会不会报警?他说不会。
几天里，我思绪万千：一个打工妹竟有如此的觉悟，在台湾那么多的抽烟人，为了维护环境，竟有如此这般严格的规定和自律!
回来的飞机上我决定这次一定要戒烟!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烟瘾，没必要为了所谓的朋友弟兄面子，把一个好端端的脏肺吸得乌的抹黑!
一旦真的因吸烟患上了肺癌，谁还会在乎你是什么朋友兄弟，有的甚至连看也不会来看你一眼。更何况不抽了烟，还能省下好大好大的一笔钱。
说干就干，回到家里我先把打火机和剩下的香烟送给了别人，也不再去买烟。说说容易，做做难!真要戒烟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首先是长辈亲友们的嘲讽：“最近阿是混不好啦，连香烟也买不起啦?”我说：“以后过年过节我会给你们买烟，但平时不会再给你们敬烟了。”
尽管面子上都很尴尬，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了，见到他们我也不再为不给他们敬烟，觉得自己是没派头、小气坯、缩卵一只而担忧难堪了。
以后几年，但凡过年我总要买上几条中华香烟，送送派派给长辈、亲友或乡邻们抽。虎年新年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一包烟也不买了。勤俭节约，清清净净过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