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雪下个不停，积雪太厚，树枝断裂声不绝于耳。我蜷缩被窝里，把被子攒紧，连手都生怕伸出被窝。这时，“咚咚咚”的敲门声急促响起。我知道，父亲又要去出诊。只听他一边向屋外的病人家属询问病情;一边穿衣下床。不到两分钟，便匆匆往病人家赶去。那时，我眼前就会浮现一幅父亲“雪夜出诊”的画面：背着一只红十字药箱，打着手电筒，双脚踩在雪地上，艰难前行;药箱上“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体字在白雪的映衬下清晰可辨。几十年过去了，父亲雪夜出诊这一幕深深刻在我记忆中，难以忘怀。
我父亲是一名赤脚医生。
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赤脚医生”一词，感觉很陌生，其实，半个多世纪前，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村村都有赤脚医生。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一穷二白。农村地区医疗条件极差，严重缺医少药，是赤脚医生们一肩担起救死扶伤、保护一方安宁的神圣职责。
父亲能成为赤脚医生或许就是所谓命运安排吧。他本是个孤儿，没进过学堂，扁担倒下来不认得是个“一”字。抗战结束时他才十六七岁，应召入伍，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团部当卫生员，有机会读书识字学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他因在部队担任卫生员的资历，被保送上了卫校。
在卫校，他靠在部队认的几个字，靠聪明勤奋，硬是把一部部深奥的医学专著啃了下来。那几部医学著作一直藏在家里，记得其中有《人体解剖学》《内科学讲义》《临床医学》等，后来我们兄弟几个长大了，都还看过那些书，书中有父亲做的密密麻麻的笔记，他的字写得很好看，线条流畅，笔法娴熟。
卫校毕业后，父亲被单位抽调到丹江口水利工地担任医务工作。医院因人手不够，母亲也慢慢地学会了给病人换药打针输液，成了一名白衣护士，我们全家都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看上去前途似锦。谁知父亲竟禁不住老家的召唤，做了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后来每当农村日子过得艰苦时，我们总埋怨父亲当初的“错误”决定。母亲说，当时医院的领导同事都好言劝他留他，父亲就是听不进去，铁了心要回老家，十头牛都拉他不回。
1962年，父亲回到老家。因为他是卫校毕业，科班出身;因为他有部队和地方医护工作的临床经验，整个大队找不出第二个专科毕业又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是不二人选。就这样，他有了新身份：赤脚医生。 其标配就是一只红十字药箱：人造革，紫色，上书“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体字。从此，父亲和这只红十字药箱就再没有分开过——
背起红十小药箱
随叫随到出诊忙
随叫随到，不就是家庭医生吗?没错，赤脚医生，就是全大队家家户户都可随叫随到的家庭医生。
那可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父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宗旨。他每天背着那只红十字药箱去医务室上班，坐诊并不多，一般不是出诊就是在出诊的路上。寒冬腊月的夜晚，天寒地冻，突然有人敲门，请他出诊，他一边问病情，一边穿衣下床，不一会便听见他双脚踩着冻得坚硬的地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消失在乡村小路的尽头。
全大队有六个小队，两百来户人家，那时国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人口爆炸似增长，每个家庭，只要是育龄夫妇，少不得要生五六个娃娃。娃娃容易生病，冬春季是流感高发期，夏秋季是胃肠疾病多发期，一年四季，父亲累得不行，常常是一顿饭吃了一半，丢下碗筷被病人家叫走;晚上忙到半夜刚上床睡觉，又被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吵醒，他便火速穿衣下床奔病人家去。十里八乡，两百多户人家，十几个村子，救死扶伤，行医看病，就靠父亲一人承担，搁到今天，医生护士，没有三五个人手完全办不到。没有节假日，不分白天黑夜，无论是深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来叫，他都是随叫随到。
红十字药箱里有一根听诊器，凭这根听诊器，他能准确辨别支气管炎和肺炎;他能根据病人肚子疼痛的部位和症状迅速作出急性阑尾炎还是一般肠胃炎的诊断，急性阑尾炎必须赶快送到公社卫生院或县人民医院做手术，诊断错了或迟了会出人命的。在这方面，父亲从未失手。谁家娃娃?高烧惊厥，一家人惊慌失措，只要父亲一到，说一声“没事，没事”，再给孩子打一针吃两颗药丸，症状缓解了，家人放心了。父亲俨然成了一方百姓的保护神。
人生何似，飞鸿雪泥。父亲辞世快四十年了，那只红十字药箱也早已湮没在岁月的风尘里。但是，在我心中，他背着红十字药箱雪夜出诊的那一串足迹却一直无法磨灭，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