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格言

广安文化对邓小平的影响

作者:侯立新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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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同志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与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他从小在广安受到的文化影响紧密相连。邓小平故居(资料图片)

  家族家风传承家国情怀

  邓姓历史源远流长,以诗书济世,忠孝传家,历朝历代人才辈出。但,也有几代人历经磨难,九死一生。邓小平的祖辈曾蒙受大祸,逃难在海边,整个家族几乎全部灭亡。邓氏后人认为,邓氏一族能够一线绵延不断,都是祖先的福泽。因此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要求后人做好事,积德行,勤奋上进,报效国家,光宗耀祖。

  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代表当为南阳邓氏第47代邓禹(公元2-58),被誉为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在刘秀的28名宿将中排在首位。邓禹进言刘秀,要拯救百姓,要爱护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刘秀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于邓禹推荐人才唯才是举,任用将领时,刘秀也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刘秀称帝后,拜邓禹为大司徒。邓禹行为忠厚纯朴,服侍母亲非常孝顺,十分注重家风建设,要求每个子女都掌握一门技能,不修私产不谋私利。邓禹的后裔避战乱迁至江西洪城梅南涯,邓小平家族入川一世祖、出生于江西庐陵县的邓鹤轩即系这一脉之后。江西先祖邓光荐曾任礼部侍郎,忠孝爱国,诗书传家,与文天祥一起抗元,赞募勤王。宋亡,几次投海自尽被拦下。后与文天祥共押赴北上,途中同行二月之久。两人志同道合,相互激励,文天祥以身后碑铭事相托。邓光荐写下《文丞相传》及《文丞相附传》,让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特别是文天祥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了更多了解。

  广安姚坪里(今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邓氏第八代祖邓士廉,崇祯16年进士,曾任广东海阳令和吏部侍郎。明末随永历帝朱由榔入滇缅,清顺治18年(1661)秋,与其他41位大臣同时遇难。感其忠义,后朝乾隆47年(1782),赐谥节愍。其堂兄邓士昌1607年中进士。先后任南京户部郎中、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市)太守、湖广按察司副使。担任处州太守期间,尽力为老百姓办事,兴修水利工程、修缮学宫,经手的经费很多,他未曾从中谋取一毫私利,其清廉耿直被人们广为称赞。

  邓士廉之子邓昉携妻子和两子由四川广安赴粤探望邓士廉,在高耀县三叉河,遇海盗抢劫,举家溺水,父母俱丧,兄弟俩逃荒要饭,遇到伍家村伍姓员外收养长大。邓嗣祖在广东科考,遇到邓士廉故人之子李仙根,才得知爷爷已殉难,同时,被告知朝廷已下达“将流寓各地的蜀绅督办回籍”的谕令,后带领妻儿及弟弟于康熙十年(1671)回到广安。被称为“白衣秀士”。邓嗣祖为人谦厚,夫人伍氏勤俭持家。他们的儿子邓琳被称为“蜀中鸿儒”。邓嗣祖因孙邓时敏作廷尉官,朝廷赐予通奉大夫,伍氏被赐予太夫人。

  雍正十年(1732),邓时敏被推举为孝廉,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在翰林院做官,邓琳写信告诫他为官之道:“第一等事是要修身,树立起自己的品格和道德操守,要与正人君子结交,接受正人正言的教导,立身端正,做正直之事”。邓时敏业绩突出,受到朝廷重用,皇上钦命他为宣谕化导。邓琳又写信给他,告诫他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不要怕事务繁重,到了地方,要减少随从,不要滋扰地方,要注意修养廉耻之心,为老百姓办实事。邓小平这房的字辈从第十二世、清乾隆年间邓时敏编拟的,“以仁存心,克绍先行,培成国用,应尔昌荣”16个字辈。邓小平谱名邓先圣就是根据这个字辈取的,后来改名邓希贤,彰显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

  邓家历代都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邓小平祖父邓克达去世,其祖母戴氏独自承担起家族的担子,毅然送儿子去成都学习,希望求学取士。邓绍昌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接受新式教育。他一直有光复祖业、重振门庭的使命感。同时,他希望把这种使命感传递给下一代。邓绍昌是反清秘密组织“哥老会”成员,先后担任过协兴乡团总、广安县团练局长、八县联防副指挥等职,他办事公正,主持正义,为人耿直,愿意为穷人打抱不平,也成为官家办事的依靠,在当地享有一定威望。他望子成龙心切,对子女要求严厉。邓绍昌一直认为只有到大地方的学堂去读书,才能学到真本事,总希望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邓小平刚满5岁,就被送进私塾,稍大,就送去北山小学堂,四年后又到县立高等小学堂插班寄读,考入县立中学堂不久,听说重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邓绍昌不顾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现状,毅然决然让邓小平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学习。正是这一不同凡响的决定彻底改变了邓小平的命运,也改变了后来中国的命运。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安县立中学的大门。(资料图片)

  邓氏家族女性对家风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伍氏、郑氏、戴氏、淡氏等都是名门望族或善良人家,他们把娘家的好家风带到邓家。如,清代一氏祖伍氏、被赐予太夫人,每天做家务,孝敬老人,友爱弟媳,督察孙子学业,家庭和睦。邓琳夫人郑氏是广安显贵人家,其祖父郑于斯曾是礼部郎中。像婆婆一样,知书达理,相夫教子。邓小平生母淡氏是明代入川的世家大族。邓绍昌常年在外的时间多,家中里里外外、大事小事都是淡氏一个人操持,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邓小平尽力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扫地、搬柴、摘桑叶、喂蚕等。邓小平的童年是在祖母、母亲的呵护里度过的。邓小平常说,家是个好东西。勤俭持家的家风代代相传,也给邓小平留下温暖的回忆。

  邓绍昌仗义疏财,家中少有积蓄,日子过得相当紧张。祖母和母亲既要操持繁重的家务,又要养蚕增加部分收入。邓小平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从小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品质,这种作风跟了他一辈子。听邓小平同志警卫秘书张宝忠将军讲,1961年春天,邓小平去北京郊区顺义视察15天,他吃住都在自己的专列上,白天吃过早饭就到基层调研,中午和晚上回到专列上吃饭、休息,虽然来去奔波辛苦,但为地方节约了开支。从建国开始直到“文革”前,邓小平在公共场合穿的外衣只有三套中山装,还有一件华达呢外套,一直穿到不能再穿为止。长期以来,他的内衣都是有补丁的,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到了九十年代后,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他才穿上女儿们给他买的新夹克。在他的影响下,一家人都很节约俭朴,把省下的钱捐给了“希望工程”和公益事业。

  历史文化涵育理想信念

  1909年春,邓小平被送去私塾发蒙。发蒙仪式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父亲点燃香烛,引导邓小平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行跪拜礼,然后向坐在一侧的塾师行礼。塾师受礼,向新学生祝福。同时,把“邓先圣”改为“邓希贤”,表达了希望他成为一个贤达之人的美好愿望。

  一年之后,邓小平正式进入私塾读书,熟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儿童启蒙读物,接受了严格的写字课训练。7岁,邓小平进入北山小学堂,学校开设有国文、体操、图画等课程。老师从四书五经中选择一些课文给同学们讲授,也讲小说中的故事。由于刻苦努力,邓小平始终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在北山小学堂读书时,对邓小平思想影响较大的是国文教师邓俊德。邓俊德是邓小平的远房堂叔,是当地一位读书人,经常给学生讲述“花木兰代父从军”“岳飞精忠报国”等故事,激发了邓小平对古代英雄的崇敬。因不满清廷的腐败,还给学生们讲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的现实,偶尔还激动地读一段邹容的《革命军》,这些内容虽零散,却在邓小平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

  1915年秋,邓小平到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看到了比协兴更大的世界,接触了许多新鲜的事物。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建立于1904年,是广安兴新学的开始。从这时开始,他酷爱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历史书籍,直到晚年仍保持此习惯。学校礼堂悬挂着当年书院的楹联:“毋自画,毋自欺,循序致精,学古有获;不苟取,不苟就,翘节达志,作圣之基”。这些传统文化,特别是“毋自画”的思想对邓小平产生深刻影响。邓小平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蕴藏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四川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同盟会活动较为活跃的省份,广安也成立了同盟会组织。1911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全川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遍及全川的反清武装起义。四川保路运动的领袖蒲殿俊就是广安人。对这场运动耳濡目染的邓小平,从小就对四川人民渴望铁路主权的强烈愿望有切身感受。

  1911年10月,川东北起义军攻下广安城,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挂十八星旗,张贴“兴汉灭满,建立民国”告示。男子纷纷剪去发辫,女子开始放脚。协兴场的一些哥老会成员也纷纷赶赴县城参加起义军。邓绍昌参加了攻占广安的战斗,当上了相当于排长的小指挥官。曾驻扎在大寨的军营中,邓小平曾在寨中的军营里住过两天。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体验“军旅”生活,他好奇、兴奋,甚至有点喜欢这种生活。这两天使他终身难忘,到了晚年他还几次提到这件事。

  几天后,起义军扩充到约三千人,开始进攻巴中和顺庆,均告失败,退守广安、营山、岳池三地。这时军政府领导集团内部开始分化,新兵成分复杂,破坏了起义军的纪律,使广安人民感到失望。推翻满清目的已达到,四川已经统一,存在了7个月蜀北军政府完成了历史使命。1916年,广安经历反袁护国,再次独立。这种动荡分裂的局面让12岁的邓小平感到失望和困惑,军阀混战,兵匪横行,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历史的印记深深刻在少年邓小平的心里。这些经历让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事情看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

  在县立高等小学,学习国文、算术、理化、史地、修身等,拓宽了知识面,寄读培养了他的独立生活能力。邓小平比较喜欢理化和史地,从这里开始,他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后来,不论走到哪里,他经常看地图。在广安县立中学读书,邓小平深受校长王宣彝、教务长曾正源的影响。《满江红》的旋律一直在他心中回荡,1983年2月游杭州西湖时,面对岳飞手书的《满江红》,邓小平无限感慨地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广安县立中学时期,《新青年》传播的新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主张,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期间,邓小平参加了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投身群众斗争和政治斗争,开始比较深入地思考一些社会问题,萌发出改造社会的意识,具有了初步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

  法国被认为是近代欧洲文明的发源地。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倡导和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激发起热血青年对知识的渴求。随着在广安县城的学习,邓小平眼界逐步打开,已不满足于在县立中学读书,急切地希望走出广安这个狭小的地方,到外面去闯世界。于是,邓小平怀揣“工业救国”的思想踏上了寻梦之旅。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从那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并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一生的挚友。

  自然山水浸润鲜明品格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中国文化中,山水与人的品德操行具有某种象征关系。《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揭示了人与自然以及理与自然规律的辩证关系。董仲舒认为秀丽的山水可以淘洗掉人的欲念,培养人中正平和的品德,使人的生命焕发出光彩。

  川东北地区嘉陵江、渠江环绕,高山耸立。大巴山是四川盆地北部的天然屏障,阻止了北方冷空气和风沙的南侵,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古米仓道是汉中通往川东北的必经之路,1932年红四方面军和1949年第18兵团由陕入川,均由此道进军。

  华蓥山是川东平行岭谷主体山脉,是世界三大褶皱山系之一。主峰高登山为四川盆地底部最高峰。渠江流经川渝两地五市两区,体现了它巨大的包容性,北宋张商英《咏戏仙亭》有“浓洄江水泻高滩,中有神龙久屈蟠”诗句。明代杨瞻写下“篆水呈祥”五律,清代李以宁也留下篆水诗歌。渠江是嘉陵江左岸的最大支流,两条江相会于合川,构成一个巨大的“V”字。

  渠江和嘉陵江流域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賨人尚武善战,帮武王打天下,助刘邦平定三秦。宋蒙战争,两江流域是抗蒙前线,“蜀中八柱”大都在两江沿岸,抗蒙半个世纪,书写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近代以来,走出了朱德、邓小平、罗瑞卿、张爱萍、陈伯钧、毕占云等杰出人物,胡耀邦、李先念、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王近山也曾战斗和工作在这片土地上。

  山水既是人的人格的象征,又是培育人的最佳空间。山让人往高处走,水让人往远处行。奇山奇水奇文化养育一代又一代奇人。邓小平从渠江出发,穿越嘉陵江、长江、走向大海,走遍万水千山,走成一座历史的丰碑。广安的山水养育了他少年的梦想,给了他体魄、灵气,滋养了他的气质、品格、思想和精神。祖国的山水成就了他的胸怀、气度、境界、伟大和非凡的个性。

  中国有句民谚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一个人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生活的环境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学习、事业和生活等方方面面。谱养志,家养情,文养性,史养慧,山养仁,水养智,书养气。家风和家族文化在邓小平的血液里流淌,对他的人生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他幼年和少年所认识的老师和所接受的教育,启发他思考人生、社会和国家的命运;他在广安所经历的特殊时代在他的生命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培养了他的历史眼光、历史思维和历史担当;广安的山水是他生命活力的源头,是他一生的牵挂,他把思念变成为“萃屏公园”和“凉滩电站”的题字,吃家乡柚子的口味一辈子没有变,说广安话的口音一辈子没有变,全世界都能听懂他的声音。(侯立新) 编辑:黄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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