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西南部的太湖县，曾经有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学校——新仓高中。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在校学生不到二百人，连校长在内的教职工也不过十来个人。但就是这样一所条件极其艰苦的农村高中，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造了一段“知识改变命运”的神奇故事。
新仓高中校址在新仓区公所的驻地新仓镇，这是一座始建于明朝末年的古镇，1949年2月，太湖解放后设立新仓区，中间几次行政区划调整，到1961年，再次恢复新仓区，下辖新仓、转桥、牌楼、花园、罗湾五个人民公社。1977年3月，我们新仓高中120名新生从五个不同的人民公社来到这里。我们那一届学生进入高中，不是凭借自己的考试成绩升学，而是由各公社中学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和学生家长代表推荐入学，可能很多人对文革期间的这种推荐方式颇有微词，其实，我也不甚了解当时推荐的条件和程序，但对即便是已经过去了近50年的那次推荐，我依然真诚地崇拜贫下中农的伟大!真的，我不能说他们把各个初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百分百都推荐上了高中，但我确信他们仅凭自己朴素的感情至少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优秀生源推荐上了高中。这从后来1979年高考发榜的结果得到了有力的佐证。我虽然也有幸被贫下中农推荐，但我能上高中其实还有另一个隐情。我有一个堂妹(伯父的女儿)比我小月份，我俩小学同一天入学，后同时进入罗湾中学读初中，在初中毕业时，由于名额限制，我们兄妹俩同时进入高中的可能性为零，所以我父亲提出:男孩不念女孩念，因为我身强体壮，回乡种田完全可以。而我伯母则坚决反对我父亲的想法，坚持女孩不念男孩念，她的理由既封建又传统，就是女孩读书无用论。为此，我伯母专门跑到学校找校长、老师理论，坚决要求放弃妹妹的升学资格，确保让我升学。所以我上高中，是在一种朴素亲情环绕的温馨中被贫下中农推荐入学的。后来，伯父费了很大的周折(据说是交了一笔赞助费，这应该是当时政策允许的)，才让妹妹上了另外一所高中。
彼时的新仓高中条件十分艰苦，学校坐落在新仓镇东北的一个小山坡上，学校呈梯田状，没有大门，没有围墙，一条渣土坡道从学校左面上去，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夯土操场，两个十分破旧的篮球架。第二排比操场高几米，是一排四间教室，第三排是学校办公室和老师职工的宿舍，最后一排便是学生宿舍。在教师和学生宿舍的西面，还有一溜纵向三个开间的平房，那就是学校食堂。学校没有自来水，连水井都没有，师生吃水和生活用水全来自于学校两边陡坡下面的两个小水塘。食堂对学生只提供米饭，没有菜品供应。学校的米都是每个学生从家里每周带来，一斤米交五分钱柴火费，然后学校发给学生饭票，每到饭点，学生排队凭票打饭。那时的农村尚未解决温饱，学生每周回家，有的家庭要靠借米、借柴火费上学。我本人就经历过好多次家里凑不齐每斤米五分钱的柴火钱，父亲到亲戚朋友家去借钱的事。当时没有一个公社通公路，最远的同学家与学校距离三十里地，对每周往返学校，男孩子还好应对，女同学就充满了艰辛，手无缚鸡之力的她们，夏顶烈日，冬踏雪霜，肩挑大米咸菜，徒步羊肠小道，让这帮十四五岁的花季少女承受了不该承受之重。
高中的两年半生活，咸菜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旋律，每个学生一周的下饭菜就是周日从家里带来的两罐头瓶咸菜，冬春气温稍低还好，夏秋气温高，加上没有什么油，有时带去的咸菜放几天就生了薄薄的一层白霉，即便如此也舍不得倒掉，用开水一冲照样吃得津津有味。那时候十四五岁的年纪不懂细水长流过日子，几乎都是周一周二过好日子，周三周四到处找菜吃。周三周四还有菜的同学一是家境比较好的，二是有爷爷奶奶健在的，因为疼爱孙子往往会变着法子多带菜，三是会过日子的。但即便是周三周四还有菜的同学，多数也不会独享，基本是与其他同学共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后来成为县医院财务副院长的周同学，他的奶奶特别疼爱他，他每次返校除了带腐乳咸菜，他奶奶还经常给他做青椒炒小鱼，炒鸡蛋等新鲜菜。所以，每周一他的寝室特别热闹，同学们都想去他那里夹一筷子，也因此他虽然带的菜多，但到了周末，境况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到了周五周六大家都没菜，就只能用开水涮一下咸菜瓶子拌饭了。那时候同学们关系融洽，男生基本上是昼同教室、夜同寝室的兄弟。学校没有统一的床铺和被褥，床都是同学家里带来的，被子是一人带一床，一床垫，一床盖，大点的床睡三个人，小的睡两个人，也有少量的上下铺，每层也是得挤两个人。所以，大家不仅是同学，更是同床共枕的兄弟。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与我高中同学的妻子同桌吃饭，在给来宾介绍时我本想来段脱口秀式的幽默，我说“这位美女和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跟同一个人同过床”。这一说不要紧，桌上的领导一时没转过来弯，以为我说错话了，慌得我赶紧解释，说她的丈夫在高中时代和我睡一张床，大家才恍然大悟，哑然失笑。那时候我们男生是兄弟，女生是姐妹，但男女生之间往来却少之又少。我们那届全年级女生不足20人。那个时候没有改革开放，特别是农村青年思想比较禁锢、保守，男女生是严格保持物理距离的，虽然没有像电影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在桌子上划界，但男女生安排同桌的少，所以互相交谈也非常少。我印象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女同学在整个高中期间我没有和她们讲过一句话。所以，虽然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我估计暗恋的可能有，但敢于表白的绝对没有，因为连话都不敢说的时代，何来的勇气去示爱?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我的说法。后来考上清华大学的鲁同学，他生性聪颖，个子不高，但脑瓜子灵光，什么东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但他最大的毛病就是顽皮，学习不认真。他上课时经常和周边同学戳戳捣捣，讲话嬉闹，为了治住他的顽劣，班主任老师想了一个绝招，他把鲁同学与一个女同学调成同桌，不仅如此，更是把鲁同学课桌的前后左右全部换成了女同学，让女同学给他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还别说，鲁同学虽然顽皮，但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根深蒂固，属于那种见到女生就脸红的人。所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在上课时与旁边人交头接耳，学习态度好了许多，成绩也稳步提高，为最终考取清华打下了基础。
进入高中的第一个学期，还没有高考的说法，所以，劳动课占据了我们的主要时间，我们的任务是在第四层梯田的上方再开发第五层梯田，学校想在上面再建一排房子，挖屋基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年级头上。由于我们120人中90%以上父母都是农民，所以挖屋基的活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不算很苦很累，大家都是在玩耍中完成劳动任务。我对当年劳动课的记忆不是特别深刻，唯一到现在还被同学聚会时大家津津乐道的记忆就是班花美女孔同学，在挑担子时肩膀上总是垫一块全新的花手帕，被几乎所有男女同学认为是小资情调从而成为下晚自习后的谈资。想想也是，那时候，有一块新的花手帕是好多女孩子的梦想。就像我那时候渴望自己有一条红色的孔雀牌老球裤一样，这个梦想直到我大学毕业后才实现，我用第一个月工资一下子买了红蓝两条球裤。
到了1977年的下学期，刚开学时间不长，好像是10月份的一天，学校广播里播送了国务院、教育部关于在全国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通知。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让当时的老师学生都十分兴奋和震撼。几乎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知道了“高考”这个词，知道了我们可以通过高考去外面上学，分配工作。仿佛是一夜之间，学校停止了劳动课，所有的老师开始认真评估班级每一个学生的状况，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学习计划，老师们开始到处找资料，开始做详细的教学方案，他们满腹经纶，他们踌躇满志，他们肚子里都憋着一股劲，立誓要在即将来到的高考中大展宏图，用自己学生的成绩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证明自己的实力。在当年的大环境下，我们学生的整体水平可想而知，虽然是高一下学期，除几位天资特别聪颖的同学外，整体水平特别是数理化应该处在初中一、二年级的样子，而像我这样愚钝又不爱学习的人，初中一年级的正负数加减乘除都不会。所以，我们的老师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决定从高一下学期开始，数理化课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复习，这个教学计划一直延续到高二全年。也就是说，高中两年半(春季改秋季多读半年)，一共五个学期，我们是一学期劳动，三个学期把初中到高一的课程从头到尾学了一遍，最后一个学期是做题复习迎考。当年我们的胡振华老师、胡文登老师、陈和来老师等都是原太湖师范学校的高级教师下放到新仓高中的，他们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经验丰富，爱生如子。而朱家楔老师、李新祥老师、朱宏民老师、汪德义老师等年轻老师有的毕业于名牌大学，有的是正规师范教育出身，他们年富力强，勇于创新，敢为人先，把全部身心都置身于教学之中，可以说没有这几位年轻老师的创新拼搏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然他们的努力也成就了自己，后来有几位老师因为教学成绩突出，先后调入安徽省重点中学太湖中学任教，特别是朱家楔老师后来是太湖中学物理教研组长，教学骨干，他们为太湖县的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的校长汪先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他身材高大、不苟言笑，我已记不住他的名字，但他的形象我一直没忘，他好像不带课，给人印象特别刻板严肃，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内柔外刚的人，而且是一个民主作风特别强的领导，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鼓励老师创新教学方式，正是他敢于试错的办学理念成就了新仓高中，成就了我的老师们，也成就了我们。所以，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为过。
1979年7月7日，我们走进了当年的高考考场，那三天天气特别热，那时候的考场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为了给考生降温，考点学校在室外准备了几个大澡盆装满凉水，我记得我考完第一场后，出门就把头埋在水盆里凉了个透。我们学校是老师带队到小池区高中考点参考，而我因为高考前三个月被县文教局组织统考选拔到县文科重点补习班学习，所以我是在县城考点参考。那时候没有家长陪考，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考生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考试，所以从考场出来，是看不到像现在高考时身穿旗袍，将考点大门口挤得满满堂堂的送考大军的。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我们新仓高中1979届应届考生120人，达线生40多人(当年是本科、专科、中专一次考试录取，安徽省当年的高考录取率是6%)其中清华大学2人，北京大学1人，同济大学1人，北京师范大学2人，华东水利水电学院1人，华东师范大学1人，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工学院，安师大，安徽机电学院等都有学生考入。更有安徽警校，安徽商校，安徽粮校，安徽水校，安庆师范，太湖师范等中专学校录取了一大批同学。名不见经传的新仓高中一考成名，县里为此专门奖励新仓高中一台18寸的黑白电视机。被清华大学录取的余同学，与著名诗人海子分列1979年安庆市文、理科状元。如今余同学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水利学家、博士生导师。曾任清华大学水利系主任，现任南方科技大学讲习教授，清华大学卓越访问教授。北京大学录取的周同学，曾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党委书记。同济大学录取的陈同学毕业后进入机电部工作，目前定居加拿大，是加拿大著名爱国华侨，致富后不忘初心，始终为祖国的环保事业劳碌奔波。合工大毕业的韩同学，是浙江一所知名建筑设计院的院长。还有央企高管鲁同学、舒同学、朱同学，公安局长郑同学，高级教师孔同学、余同学，中学校长章同学、方同学等等......还有许多当年没有通过高考独木桥的同学，他们并没有因为没有考上大学而气馁，而是立足现实，利用高中毕业有知识、有文化的优势，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为家乡的发展无私奉献，添砖加瓦，发热发光!他们有的成长为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如男书记王同学，女镇长周同学。有的成为村支两委负责人，如严同学、汪同学等等，他们作为带头人和领路人，用自己的努力工作，带领家乡百姓造福一方。还有一些同学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勤劳致富，并且先富带后富，不但自己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而且带动乡邻增产创收。
四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如今新仓高中已不复存在，旧址在荒废了若干年后被改建为新仓初中。去年清明，我和几位昔日高中同学前往怀旧，被保安拦在门口，我们一再说明身份，但忠于校园安全的保安丝毫没有为之所动，我们对此也完全理解，几人只好在校门前匆匆合了个影，以慰藉对自己高中时光的怀念之情。遥想当年，这里曾是我们这群少男少女求学进取、追逐梦想的圣地，它是我们心中的圣殿。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光,微以致远。人一生最紧要处就几步，而最最关键的是起步的那几步，新仓高中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在我们最关键的起步阶段扶着、推着我们和时代站在了一个起跑线上。
新仓高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它的辉煌新仓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它的精神也必将永远激励一代一代新仓年轻学子奋发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