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与庙堂的距离
——读储劲松的《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贬谪中的宋代文人》
庙堂和江湖本无高低、远近之分，皆为地理位置，世人却将二者看成对立的两种境地或状态。你说诸葛亮深居隆中草庐不是庙堂?乾隆皇帝下江南你能说他不是行走在江湖?毛泽东住窑洞写《两个中国之命运》，圣地是庙堂，当年爬雪山、过草地，长征路是江湖;故宫是清朝的庙堂，今日是游客的江湖;田间地头是农民的庙堂，是游客的江湖……这样说庙堂和江湖之间的距离是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庙堂既江湖，江湖既庙堂。可在武侠小说里庙堂是深宫大院、是勾心斗角、是你死我活，江湖则是鲜衣怒马、是快意恩仇、是恣意汪洋，两者遥不可及。有没有一件物什能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储劲松先生的《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贬谪中的宋代文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宋代文人的诗文。庙堂和江湖本是得意和失意的两种境遇，宋代文人却很好地用诗文将两种境遇活成一种境界，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得意失意，都活得酣畅淋漓，都是一代文豪的精神徽章。
我读《在庙堂与江湖之间》时间特殊，正接受纪委调查，有人举报我利用工作时间写书、卖书。如果说乡镇干部算是地方官员那我也算是身居庙堂之人。但我一生平庸，参加工作时在乡镇临近退休依旧在乡镇，感觉自己一生都在江湖飘荡。庙堂有庙堂的法则，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自认为是守法之人，可能坏了江湖的某条规矩，被人匿名举报。被举报我云淡风轻，如同看一场闹剧，内心甚至衍生出一丝窃喜，有人举报说明你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不轻。好在纪委证实我是一个“好人”——纪委的同志说他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小窃喜不过是精神安慰，一次次的问话，一次次要求提供各种证明材料，不时也会产生蒙冤的憋屈。与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大人物遭贬谪相比，我这点小委屈实在不足挂齿，但以蒙冤的心情看文人遭贬的文章感受自然与别时不同。
王禹偁为官十八年，三起三落，谪居黄州“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焚香默坐，送夕阳，迎素月……”何其洒脱。欧阳修二十四岁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辅佐三代群主，却屡遭谗言中伤。六一居士，自号醉翁，在朝主张新政，流放潜心著史，一生著作宏伟，一人一华章华国。东坡居士仙风道骨，神一样的人物，居然也像孙猴子屡遭打压，但仙人就是仙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身居庙堂心中依旧装着广袤的江湖、行走江湖心中依旧装着危机四伏的庙堂的家国情怀，感天动地，无人能及……
其实每个人都有庙堂梦，自呱呱坠地时便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到了成年更渴望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古代的秀才举人是，今日的公务员考生也是，哪一位考生走进考场不是怀揣着庙堂梦?只是庙堂太高，江湖太远，太多太多的人和我一样一生只能在江湖行走。行走江湖要笑看江湖。江湖有风花雪月也有腥风血雨，有无限的自由也有各种村规民约。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必有庙堂。江湖与庙堂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说长无限长，说短无限短。仅慕庙堂的权贵，必失去江湖的朋友;仅慕江湖的自由必失去前行的动力。庙堂是江湖追逐的高地，江湖是庙堂思慕的故乡。
储劲松先生为写这本书，翻阅青史、资料、私家著述一册册摞起来齐腰深，可见作者付出的心血有多巨。正是作者在浩繁卷帙中为我们采珠拾翠才让我们得以在极短的时间里领略到大家的风采，欣赏到宋代文豪在穷达跌宕间展现出的气度与风骨。我们要感谢作者。读罢此书，若能从书中吸风饮露、通真达灵那更是无憾。在《江湖和庙堂之间》里一个个大家以诗为剑，搏杀庙堂，笑傲江湖，俗人学他们什么呢?我看不如多读一点书，多学一点斯文，也以诗文为佩剑，仗剑天涯。虽达不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至高境界，偶遇跌倒的老人、过马路的盲人、问路的陌生人……发善言、行善事，装一装侠客，侠客行侠仗义时是不在乎自身烦恼的，如此也就无所谓江湖和庙堂了，两者之间的距离等于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