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只当是找错了人;挂断后铃声又响,对方直叫我的名字,“上普话”里不断地冒出“阿拉”,一瞬间,我从这陌生中感觉到一种久违了的亲切。那一刻,说不出是兴奋,是惆怅,是茫然,还是虚幻……于是就陷入了困惑。远在千里之外,二十几年未曾见面,竟然找到我，可见他费了不少的工夫;又邀我下班后到一家高档酒楼吃饭,更不知他此举的用意。自然,凭着这些年的人生阅历,脑子里就闪现出一幕幕灰暗的世俗画面。胡思乱想之后，我决计避而远之。临近下班，他又一次次来电话催促，并说到单位来接我。抵不住那一番热辣辣的话语，我心怀惴惴而去。
“阿拉”是我插队时认识的一位上海知青。这个绰号是我和几个知青送给他的——因为他的普通话里不时夹杂着自豪的“阿拉”，很有一种优越感。当年,荦荦大者上海人也。在他们的眼里，大概除了皇城根下的北京人,全都是乡下人。因此,就连到贵州插队的上海知青,在贵阳人的面前,也总是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然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显得十分卑微。
那是一个赶场天。我们几个贵阳知青聚在场坝上一家饮食摊前，将家里寄来的钱挥霍在大碗的酒水里，将平日的郁闷发泄在狂野的划拳声中。正在忘情之时，我的身子突然被人猛地一撞，手里的酒碗滑落在地，摔得粉碎。尚未回过神来,同伴们早已揪住那撞我的人,正欲挥拳，只见他双手抱头,连声求饶:“阿拉……我……不是故意的……对……对不起……”他留了个大背头,身着海魂衫,细腿细脚的港裤，脚穿蓝网鞋，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知青。当时一种莫名的情感驱动，让我拦住了同伴。他讨好的给大家点头，一边说：“侬也是知青，贵阳的?”见我点头，气氛缓和下来。他两眼盯着桌上的吃食，咽着口水，乞求似的：“不好意思，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就邀他一起坐下。他毫不客气地端起碗，狼吞虎咽，像没有喉咙管似的，三两下就将满碗的饭菜直灌进了胃肠。然后，他一边笑着给大家点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来抹嘴。大概是他的这副滑稽又可怜的模样,让他很快地进入了我们这个圈子。我们都学着他的腔调叫他“阿拉”。于是，觥筹交错，开怀畅饮。一个个的情绪燃到了沸点,开始胡说八道。一时触到了“阿拉”的痛处,他竟失声痛哭起来。末了,他操着“上普话”讲述了一段自己的经历。
“阿拉”插队的寨子离场坝有十几里路。他居住在一户农民家。在乡下人的眼里，城里人总要优越许多，尤其是大城市来的上海人更是不同一般。“阿拉”家里时常寄来些生活用品(当时在贵阳都是紧俏物)，他都拿出来与这家人一同享用，因此，那个叫大牛的年轻庄稼汉执意与他结为老庚。他们同吃一锅饭，同在一个屋檐下，看似兄弟一般。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阿拉都会帮上一把。
这年秋粮入库后，一些壮劳力被派到山里去伐木烧炭。烧炭挣的工分高，大牛没有娃娃拖累，就派上了。一去就是半年。这段日子,“阿拉”就像掉进了蜜罐：歇工回来，大牛老婆嘴里叫着“叔叔”，端水倒茶;吃饭时，他碗里掺了白米饭，偶尔还有两片腊肉或一个鸡蛋,她自己吃的却是包谷和瓜豆。每次,“阿拉”总是感激地望着那女人，叫一声“嫂子!”一天吃晚饭时，嫂子从哪里弄来一壶米酒，拉了“阿拉”一起喝。开始，“阿拉”像吞药一般难受，待几杯下肚，就感觉飘飘然然。这时，女人已是两腮绯红，眼里流动着一种撩人的娇媚。“阿拉”似乎才发现，原来这乡下女人自有其美!石板屋经过白天骄阳的炙烤，又不透风，异常的闷热,身子再让酒精一烧,人就汗涔涔的了。女人索性敞开衣襟，微露出白嫩嫩的肉团，像两只胆怯的小白兔，躲躲闪闪。“阿拉”一次次地把眼睛避开,又禁不住被一次次地牵了过去，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心里掠过一种从未有过的焦渴。他听见女人哀怨的声音:“我命苦,嫁了头骟牛……谁晓得?寨子里的人还当我是蹲着窝不下蛋的母鸡呢。”此刻,他看到女人眼里闪着一团火，感到全身的血脉流动着一种难以遏制的力量。于是,他疯狂了……当他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时,已经陷入了一种困境。他懊恼、忏悔……
女人怀孕了,肚子渐渐地隆起。好事的婆娘们嘴快,消息传到了大牛的耳朵里。这个学生哥还嫩哈哈的哩，没那胆，不成。再想，自己结婚好几年了，婆娘肚子一点没动静，这才几个月，中间跟老婆只睡过两回，就装上了，算算时间不对头啊，心里好不烦闷。他喝了半瓶烧酒，半夜里偷偷地摸下山，屋门口站了一会，只听到女人一声声的叫床，顿时怒火中烧，一脚踹开门，从床上拿下了“阿拉”。“阿拉”被吓得直抖，自认有罪任罚。他被捆绑在门前的栓马桩上，赤裸的上身被荨麻抽得红肿。直到次日的晌午，才被人放了。“阿拉”被撵出了门，住进村里的马圈。虽然有了栖身之地，但一年的口粮都让大牛扣下了。没有粮食，他就挖野菜，捉田鸡，淘螺蛳，到农民的地里偷些蔬菜;有时候饿得支撑不住，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直到家里寄来钱，他才能过上一段时间的饱日子。
听了“阿拉”的故事，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张“黄牛”(当时的五元钱)，其他人也纷纷解囊，连袋里的“锑毫”也凑数，全都交给了“阿拉”。“阿拉”一时涕泪俱下，几乎要给大家叩头。
大约过了半个月，又是一个赶场天。“阿拉”早早地赶来，拉了我们几个知青到场坝的饮食摊去喝酒。他说，刚收到家里寄来的钱，特地来谢大家，那天他已是走投无路，幸亏兄弟们相助，要不他已成了崖下之鬼。于是，五六个人围了一桌,划拳打马,海吃海喝。直闹到人散场空。以后,大家来往频繁,已然成了好朋友。
一天半夜，哗哗啦啦地下了一泼大雨，雷电火闪，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会不会是队里的猪圈给水冲塌了?还是涨水把田里的鱼苗给冲了?要不就是仓库漏水了。反正这大雨天没有啥好事，准是队长安排我们小青年去抢险。想起这些顿时就来了气。
“哪个?轻点声不。死人啦!”我不耐烦地大声吼道。
慢慢地起床，开门。“阿拉”和一个女人站在门口，身上湿淋淋的。女人怀里抱着一顶簑衣。“咋回事?大半夜的冒这么大的雨，都淋湿了，还站着，进屋呀。”
我暗想这女人准是大牛的老婆，莫非他们私奔?不，不可能的事。
“哥，不进去了。快，快带我们到卫生所找医生，这孩子发烧，快不行了!”原来女人簑衣里包着个孩子。
公社卫生所离我的住地不远，闲时爱往那里跑，结识了李医生。他是医学院毕业的，贵阳人，平日里跟知青们交往密切，我们都当他大哥。
敲开卫生所的门，李医生手里拿着眼镜，一边揉着眼晴，戴上眼镜：“哪里不舒服?咋搞的，我看看。”
“不——”我摇头。
“没病?——你小子半夜想起歌来唱。”
“他们娃娃发烧了。你这个大医生快给看看。”
我把“阿拉”和大牛老婆让到前面，李医生疑惑地看着两人。——极不般配的“夫妇”。
“阿拉，我朋友。”
李医生“噢”了一声，似乎明白过来，他知道“阿拉”的故事。立即安排他们进屋，给孩子检查，脸上神情严肃。
“孩子肺炎，得赶快输液。”
李医生紧张地处理完一切，洗着手说“再晚一点来，我就没办法了。”
“阿拉”紧紧地抓住李医生的手，不停地摇摆，连声道：“谢谢……谢谢!”
“不要客气了，李医生是我们大哥，大哥!记住了。”
待天亮，孩子情况稳定了。“阿拉”才告诉我昨天发生的事。
“阿拉”在大牛家门口徘徊，想看看孩子，他知道贸然进屋的后果。娃儿出生后，他曾经几次要去看，都被大牛拿着镰刀拦住了。这时门突然开了，大牛手里挟着孩子，拿了把锄头，他老婆哭喊着拽住他不放。大牛说孩子不行了，准备拿到地里挖个坑给埋了。“阿拉”明白过来，夺过孩子给女人，与大牛打起来。
“我那会儿什么也不顾，像疯了一样，把他打趴了。”
孩子恢复回家了，临行，“阿拉”央求我：“哥，你就帮我到底，叫上那些兄弟跟我到大牛家，警告他一回。”
我们五六个知青，头二十岁的小伙子，齐刷刷地往大牛家一站，他顿时虚火，连连承诺我们提出的要求。大牛再不敢虐待孩子了，“阿拉”也可以常去看望。
一年以后，知青们开始抽调回城。“阿拉”见到我，总是不安地说，当初欠下的孽债，就得承担起责任。他放心不下自己回上海后，孩子怎么办?尤其担心孩子的将来。
不久，我们贵阳知青一个个地抽调回城,后来，他也回了上海。从此音信杳然。真是白驹过隙，一别就要二十多年了!
按时来到一家豪华的大酒楼,服务小姐把我领进包间,里面坐着两个男人，年长的不到五十岁，年轻的二十多岁。我尚未从记忆中把他们确认，年长者早已迎了上来，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你终于来了，我的好哥子!阿拉呀，不认识了?”然后指着年轻人说：“我儿子——吃奶的时候你就见过。”时间磨掉了他原来的模样，唯有那一头的卷发尚留痕迹，如果不是在这特有的场合见面，我定然视他为陌路人。
“哥，你就是胖了点，没有变化……来，先抽支烟。”
“阿拉”边说边递香烟，接着又倒茶。
“孩子今年该有二十几……”我点燃了香烟，吸了几口，吐着圈儿，看着年轻人道。
“今年二十五岁。”
“阿拉”倒满茶递到我面前，“这么多年，孩子受了不少苦，上完小学就去劳动挣工分了，看上去年龄要大些。
“我回到上海参加了工作，工资低，但每个月都给大牛寄钱。结婚后，妻子为这事跟我吵闹，甚至出现了感情危机。我从没有放弃对儿子的关心，等待机会就接到身边。最后是我的执着，我对家庭的担当，对妻子女儿的爱，感动了全家人(我们生了个聪明漂亮的女儿)。
“我回乡下几次，要带走儿子，大牛夫妇不同意。当然，他们养了这么些年也不容易，一旦离开，终究难舍。后来，大牛生病走了;接着孩子他妈发生意外，修水利被山上滚落的石头砸伤。我接到了消息，就直接买了机票赶去，她没挺过来。唉!”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哽咽，眼睛也红了。
我默默无语，想不到他在社会上摔打了这么多年，经历过多少行业竞争的风险，却没有一点“江湖”上的味道，更没有商人的那般圆滑世故;人到中年了，竟然还这么容易动感情。
服务员已上了满桌子的菜，他斟满茅台酒，举杯说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惦着哥,去年我到乡下接回了儿子,就四处寻找，始终没有你的消息。最近才从一位贵阳的朋友那里打听到你在报社，我这就专程来拜访……这杯酒，我敬了!”说着，一仰脖子干了。接着，又让他儿子给我敬酒。几杯酒下肚，他更是滔滔不绝。我才了解他这么多年来的生活轨迹：回到上海后，在一家集体服装厂工作，因为工厂不景气，自己出来开服装店，后来发展成了上海一家有名的大公司。浦东开发时，又投资房地产，现在已拥有上亿的资产。他几次返回当年插队的寨子，出钱修路，引水上山，让全寨子的人用上了自来水;还给孤寡老人修房子……
“阿拉”叹了口气:“这些年,寨上的人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生的还在不断地生,就是那穷山穷水不变。我几次回去，见了心酸啊。我能有多大的能耐?我出的那点钱不过是杯水车薪。可是,老乡们竟把我当成了大恩人。”
我听着“阿拉”的话，仿佛回到了那个远去了的年代，往事虽然已经模糊,然而当年初遇“阿拉”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有些惆怅。这就是那个“阿拉”么?
次日上班，门卫老王拦住我，交给我一个文件袋，说是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上海人送来的，要亲自交到我的手里。
我打扫完办公室的卫生，沏了茶，心想，这“阿拉”搞的什么名堂，是他写的文稿，要我帮他审阅，还是要我帮他发表?昨天的酒桌上咋不明说呢?上海人心眼真多!
我喝着茶，漫不经心地打开文件袋，里面又是一个封得严实的袋子，用剪刀拆开，露出厚厚的一叠百元大钞。里面夹着一张字条，上写：哥，感谢你在我危难时给我的帮助，这点钱远不为报。我知道，你孩子正上大学，又欠有房贷，目前手里较紧，这五万元可暂缓压力。乞哥一定收下。
我的手颤抖起来，不知所措。
待我冷静下来，赶紧拨打电话，不通。看手表，时间已至十点，昨天分别时他就告诉我，今天一早九点的飞机回上海。这时候，他的手机正处于飞行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