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在交通上扼黔川通道之咽喉，是省会贵阳的北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也是黔北的主要经济、文化中心。但真正让这个城市蜚声中外的，却不是它的经济、文化或是地理位置，而是在七十多年前有一个政党在这个城市召开了一次决定本党命运的会议，这个会议作出的决议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重要性不仅是解决了当时紧迫的党内组织问题以及红军的战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从那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开辟了本国的革命道路，开始了实事求是地解决本国革命遇到的问题，开始了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然就是我每到贵州必然瞻仰的圣地。其实，遵义真的是圣地，不论是十大革命圣地、八大革命圣地或是五大革命圣地，遵义都是列入其中的。
我第一次到遵义是2010年的8月，在一个傍晚从贵阳上火车，当晚9点多就在遵义下车了，第二天的主要游览目标就是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
遵义会址纪念馆位于红花区的子尹路，它是由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等组成的。
遵义会议会址原来是黔军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府邸，其主体为一栋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两层小楼，灰瓦青砖，歇山式屋顶，主要风格是黔北干栏建筑为主，四面回廊围着红色的围栏，围栏由于夜里吸饱了雨水，红得分外的饱满。但小楼的前顶上却突兀着一个英式的老虎窗，这个老虎窗表明了原主人见识过外来的建筑风格，为了加强小楼的通风和采光，特意融入了这种英式风格的建筑。最难得的是纪念馆的“遵义会议会址”匾额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的，毛泽东的字体不仅苍劲有力，自成一体，更是飘逸中透出稳健，全国很多景区都集采毛体字做匾额，但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匾额，“遵义会议会址”是唯一的，所以这匾额被称为“中华第一匾额”!
毛泽东对于给各地题字非常慎重，但独对“遵义会议会址”格外看重，这也是有原因的：当年在这栋小楼上三天的会议改写了中国的命运。对于遵义会议，中共党史的评价极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为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指明了方向。”“三个挽救，一个转折，一个开启，一个最终”如此评价在党史上绝无仅有!
夜里的厚云已经慢慢地散去，早晨的高原天空蔚蓝如洗，薄絮般的白云懒懒地滑行在太阳底下，阳光从云上洒下来，小楼、树木及跨院围墙在地上落下了浓重的影子，给我们提供了一片片的荫蔽，阳光照耀下的小楼另一面闪闪发光，地面及游人的身上也洒满了阳光。
披着灿烂的阳光，我们走向了红军总政治部的旧址。我们都没有想到，总政治部旧址会是一座天主教堂!这座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 年)的教堂，它当然也抵挡不住岁月的磨砺而有所损坏，但在解放后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了修缮，目前是保留着初建时的原貌。
这座天主教堂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将传教的核心需求掩蔽在中式的庭院之中，也可能是希望通过外表的本土化增加对当地百姓的亲和力。
教堂的大门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马头墙风格，墙头叠起、屋檐飞翘，气势宏伟;而那中国特有的青瓦、雕窗、红柱以中式的花廊相互连接环绕在教堂周围，但进入其礼拜堂，堂内的布置与装饰又是典型的西方教堂风格，高柱穹顶，十分壮观。
在七十年多前的1935年1月，这个教堂可不简单，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的驻地且拥有大型的礼堂，当年就是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红军营级以上干部大会，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在大会上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
站在这个礼堂里，我们能想象到当毛泽东以党和红军领导人之一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现场的几百名红军中、高级干部是何等的欢饮鼓舞，毛泽东是和他们一起浴血井冈山、创建中央苏区的领导人，更是和他们同舀一锅野菜糊，同喝一碗南瓜汤的兄长，听到遵义会议决议，看到毛泽东重新出现，这些在一年时间里屡遭重挫、疲于奔命的红军干部对于前途又有了信心!
事实上，自湘江战役以来，红军队伍里就弥漫着“怀疑”和“不满”情绪，要求“改变领导”的呼声越来越大。现在，这个呼声得到了实现!
与遵义会议会址一街之隔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其原为黔军第25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这是典型的黔北民居，具有坡屋顶、小青瓦、穿斗屋架的建筑特点。
说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下称红色银行)，不是专门研究党史或是金融史的人很少知道在烽火连天的年代中共会有这么一个金融机构的!这其实是中共建立、领导金融机构的开始，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的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在当时的中央苏区瑞金叶坪正式开业。在长征中，红色银行也跟随红军一起撤出苏区，挑着印钞机、印钞纸一起踏上了万里征程，被喻为“肩挑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共在那烽火不息的战争年代以苏区为基础建立国家雏形的尝试，这个银行的建立和经营则彰显了红色政权的经济管理能力。
1935年1月初，当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让当时的红军官兵能使用手中的一点点苏区货币(苏币)在遵义城内卖到一点征途上必需的物品，红色银行在遵义公开发行了苏区印制的货币。
由于红军征收、没收了大量土豪劣绅的物资及银元，红色银行就欢迎当地群众用收到的苏币来购买物资或是兑换银元。由于货源充足，买卖公平，红军所用的苏币可按日兑现，因此，遵义城内市面更比平时繁华。但几天之后，红军就要撤离遵义了，考虑到部队离开后，苏区货币就不能使用，也避免敌人对使用苏币的群众进行刁难、迫害，红色银行写出布告：欢迎社会各界群众将苏币兑换成银元或是物资，城内多处设立兑换点，桌上堆入着银元、食盐和烟等实物，让群众自由按市价进行兑换。
纵观各国历史，军队过境往往强行使用“军票”。而军队撤离后，这些“军票”成为废纸，甚至成为百姓受到敌对势力迫害的原因，这无异于纵兵强抢。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却在撤离前夕忙于收回苏币，为百姓兑换银元和物资。试问：各国历史上有哪一支军队在屡受重挫、疲于奔命之际，能这样为百姓着想的?
中央红军在遵义只有短短的12天，但这12天中就扩充了四五千名新战士。遵义的青年纷纷加入红军，是由于他们在这12天就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吗?我想他们在这12天里还来不及树立共产主义信仰，但他们通过红军的言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看到了这支军队的血脉和根基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银行在遵义的做法，是让百姓看到了一个为百姓谋幸福的政党，看到了一支为百姓打天下的军队，遵义百姓们由此建立起了对共产党的信任。苏币在遵义仅流通了6天，这6天赢得了百姓的心。所以，红色银行在遵义的12天，可以说是中共经济工作的典范。
我是长期服务于金融企业的银行人，站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前，我为金融前辈们感到自豪，也更贴切地感受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其实原因很简单：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与人民心连心，与人民同命运，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共产党能夺取全国胜利的原因。
长征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以及红二、六军团都分别在贵州转战四个多月，贵州省90%的州、县都留下了红军的足迹。长征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壮举，红军各部队长征共途经14个省份，其最浓墨重彩的一段就是在贵州，而遵义则更是最精彩的华章，由此，遵义名重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