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我在和县西埠中学高中部毕业，次年元月告别校园，旋即被公社列为下放对象。父亲四处奔走、多方协调，最终将我安置到石杨区高关公社，插队至明清时期布衣画家戴本孝曾隐居的花园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尝尽了山民的酸甜苦辣。
1976年开春，历经一年多的磨砺，彼时已成为大队篮球队与宣传队负责人的我，因表现出色，被公社相中，调任新成立的民办文化站负责人。那时我年仅20岁，身高一米七八，体魄强健，周身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
初到公社上班，我干劲十足，一心想展示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风采。先是在公社门口的东山墙上，每月精心开辟一期宣传栏。内容涵盖国家时政要闻、公社重点工作，以及全社的好人好事。从刊头绘制、题图插画，到文稿撰写，我皆亲力亲为，力求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而后，多次组织全社的文艺调演，在知青和回乡青年中精挑细选20多名男女青年，成立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应时节目，挨村巡回演出。紧接着，以高关中学的篮球场为据点，组织开展了社直单位和各大队都踊跃派队参加的篮球锦标赛，并及时选拔出一支能代表公社水平的篮球队。一时间，古老山乡小镇高皇殿所在的十里长山凹(即迢迢谷)，处处歌声飞扬、红旗招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些活动中，我身兼数职，既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又是冲锋在前的战斗员;既是精心编排的导演，又是登台表演的演员;既能在文场尽显才华，又能在武场一展身手。尤其在公社组织的大型活动中，如当年春夏之交的开挖高滕水库、秋风瑟瑟的纪念毛主席逝世，以及初冬参与全县的挑筑牛屯河大堤等，我多次带领公社宣传队奔赴工地慰问演出，极大地激发了全社民工的积极性，赢得了公社领导和广大干群的一致赞誉。
197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率领公社篮球队参加在石杨中学举办的全区篮球赛，机缘巧合下，遇到了该校的张荣升校长。此前，我俩曾在县里的球场上多次交锋过，彼此颇为了解。他见到我后十分惊喜，当即找我促膝长谈，劝我担任该校紧急招募的民办体育教师一职。起初，我婉言谢绝，毕竟在高关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然而，当他提及“民师有转正机会”时，便打动了我的心，毕竟公社民办文化站转正的希望极为渺茫。于是，他以“支援教育革命”为由，迅速与区“五七”小组和公社领导沟通协调，最终敲定将我调任石杨中学，并要求我在8月底前到校报到，9月1日正式授课。
消息传到山外的西埠街，我全家人都高兴不已，尤其是父母二老，为我的“有出息”感到无比欣慰。我家祖籍合肥，1938年爷爷钱文恒为躲避日寇，率全家老小逃至和县。先是在杨石巷(即石杨)短暂落脚，后定居西埠老街。在此地，我们举目无亲，常遭当地人排挤。自我记事起，父母就未曾有过一天舒心日子，而这一次，我凭借自身的努力，终于让他们扬眉吐气了一回。
在石中教书的头两年，日子过得轻松自在。我独自生活，毫无负担，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因教学认真且敢于创新，很快便在青年教师中崭露头角，不仅当选为教职工团支部书记，还被聘为住校生男生课外辅导员。可到了1980年，父母突然将在西埠读书的弟弟和妹妹送到我身边。父母此举，是想巧妙利用我这难得的家庭“资源”。一来，这里有多位从县一中下放的名师授课，弟弟能在此续读初中，妹妹能接受高考辅导;二来，能让我履行哥哥的职责，悉心照顾他们的学习与生活。
我虽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但弟妹的到来，让我每月仅28元的微薄工资捉襟见肘。我们仨都正值长身体的时期，油水枯，饭量大，每天仅大米就要消耗三斤多。再加上日常的菜蔬、油盐酱醋，以及煤油炉的正常使用等诸多开销，尽管父母不定期托人送钱来，可依旧入不敷出。
面对这般困境，该如何是好?我明白唯有厉行节俭，过紧日子。弟妹俩乖巧懂事，平日里除了认真学习、刻苦补习外，还抢着为我们这个临时的“家”分担家务，烧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样样都做得井井有条。我则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工作。在我的精心策划下，学校从周一到周五逐渐形成了“晨曦登山(男女住校生参加)、课前体操(全校师生参加)、黄昏球赛(篮球、排球、乒乓球等)、傍晚娱乐(部分青年教师和住校生参加)”的常规活动模式，使得全校生动活泼，一片生机。我则每日早出晚归，忙得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另一手抓生活。在教师家属的大妈大姐们的热心指导下，我巧妙利用周日和节假日，学会了操持各种家务事，缝补浆洗无一不能。此外，我还做到了：春天腌制油菜、豇豆，夏天腌晒咸鱼、菜瓜干，秋天研磨辣椒酱，冬天腌制大白菜等，极少去教师食堂改善伙食，始终坚持与弟妹同甘共苦。
俗话说，黑影上墙，孩子想娘。每当仅二十出头的我累得筋疲力尽躺在床上时，便会自然想念起父母来，尤其是母亲。她是我们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全家人命悬一线的困难时刻，还是“十年浩劫”中吃糠咽菜的艰苦岁月，只要有母亲在，再陡峭的山我们也能翻越，再险恶的水我们都能涉过。所以，我时常幻想，要是母亲能在身边该多好啊。
1983年初夏的一天，我偶然在学校广播里听到一首女声独唱歌曲，刹那间，被那优美的歌词与动人的旋律深深触动：“我思恋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歌唱的水磨，噢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歌词仿佛是为我量身打造，与我的心境无比契合。我急忙跑向广播室，向播放歌曲的老师打听歌名。可老师回应道：“我也没留意，只是转播中央台《歌曲推荐与点播》栏目而已。”我听后非常失望，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它。
有一天，我在校办公室翻阅报纸时，偶然在《安徽日报》副刊上看到一首名为《那就是我》的简谱，便依照简谱轻声哼唱起来。谁知不哼则已，一哼便喜上心头，这不正是我苦苦寻觅的那首歌吗?我仿若见到了一个久违的知心好友，立即将它剪下带回宿舍，张贴在我日常辑录的歌本上。
很快，我不仅学会了演唱这首歌，还能用二胡、笛子演奏出它那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呼唤。在我的感染下，许多热爱音乐的青年教师和高中住校生也爱上了它。每到傍晚时分，我们青年教师宿舍门前的那排白杨树下，很快便成了师生联欢的娱乐场。歌声、琴声、笛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吸引了众多师生驻足欣赏。大家陶醉其中，都倾心感受着此曲对干涸心田的润泽与温暖。直至悠扬动听的二胡声送走了西山橘红色的夕阳，清脆悦耳的竹笛声唤来了东山倒映在九湾泉水中那一轮清澈的月亮……
第二年，我因没赶上“民师转正”的机遇，只好被招工至山外的腰埠公社卫生院工作，但我骨子里依然不服输。恰好一位同事进城批购药品时在大街上听到了安徽电大正在招考的广播后，回来告诉我，真的是贵人相助。于是，我立即报考并顺利被安徽电大汉语言专业班录取，为我日后转为国家公务员身份奠定了基础。
在电大不脱产学习的日子里，我的贴心知音便是一款“燕舞牌”收音机，每天通过它的电波，能准时聆听到张志公、袁行霈、张传玺等著名教授的亲切教诲。我边听边记，日复一日，文化底蕴渐深，眼界越发开阔。我的第一篇作文《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成了和县“电大班”老师宣读的范文，《“电大”开启我人生第二春》更是荣获了中央电大“三十年校庆”征文二等奖。
尤为惊喜的是，在参加巢湖分校期末考试期间，我意外寻得了《那就是我》的相关信息。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谷建芬作曲，朱逢博演唱，创作于1982年，后收录于朱逢博的专辑《中国歌唱大师名家经典朱逢博》中。其背后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呢——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海外游子归国与亲人团聚，亲人相见时相拥而泣、呼唤乳名的场景，深深触动了词曲作家们的心灵。有一年在泉州，词作家晓光被一位“海外游子归家见母亲”的场景深深打动。游子的母亲双目失明，游子只能拉着母亲的手，轻抚自己的脸庞，说道：“就是我，是我，我是宝坤啊。”这声呼喊直抵人心，让晓光灵感迸发，他将这份“人人心中有，个个口中无”的眷恋，用文字生动地描绘出来，这才诞生了《那就是我》的歌词。
谷建芬原籍山东威海，生于日本大阪。童年时，她从日本回到中国，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幼小的心灵便深知，这里才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多年后，这段经历仍在她心中挥之不去。于是，1982年，她结合自身经历，特意为陈晓光《那就是我》的歌词即兴创作了谱曲，以此抒发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之情。1983年，谷建芬在上海初次见到朱逢博，便为她弹奏了这首曲子。朱逢博听得潸然泪下，她深感此曲唱出了一个历经委屈的孩子对祖国母亲矢志不渝的深情，伟大而深沉，当即决定演唱此曲——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磨，噢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我思恋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噢妈妈，如果有一只竹笛向你吹响，那就是我。我思恋故乡的渔火，还有沙滩上美丽的海螺。噢妈妈，如果有一叶风帆向你驶来，那就是我。我思恋故乡的明月，还有青山映在水中的倒影，噢妈妈，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这首由著名词作家晓光与著名作曲家谷建芬携手创作的歌曲，再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的倾情演唱，立即深受大众喜爱，唱响中国，唱出海外。因为它将游子对亲人和家乡的深切思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使许多思念母亲、思念祖国的华人产生了思想共鸣，自然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
在母亲病逝33年后的今天，我又哼唱起来这首歌来。啊，妈妈，您若在西埠那松柏常青的山岗上听到它，一定会倍感兴奋。因为我早已成家立业了，现已在税务机关退休，正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呢。啊，妈妈，您若在那浩渺天国里听到它，一定会更加扬眉吐气。因为那一朵微笑的浪花是我，那吹响的竹笛是我，那驶来的风帆也是我，那飘来的山歌还是我!我想用它们共同演绎出的一部世纪交响曲，来歌颂您的勤劳和坚强，歌颂世间母爱的深沉和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