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去别人的灵魂里欣赏与润心;践行，是在自己的世界里探寻与耕作。
读了与苏东坡有关的书籍，我切身感受到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起起伏伏，颠沛流离，令人感慨，无比痛惜。
然而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境遇多么糟糕，但仍以身许国，时刻不忘兼济天下，时时处处关心百姓疾苦，主张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敢于“悲歌为黎元”，为百姓说话，与民共忧乐，所到之处不是修桥治水，就是筑堤抗旱，不遗余力地为改善百姓的生产生活而多做实事好事。
我喜欢苏东坡，不仅因为他是大文豪，在诗、词、文、赋、书法和绘画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而且更因为他较为完美的品格道德，特别是因为他有爱民、重民的民本思想。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得民心则兴，失民心则亡;国家的施政关键在于得民心。”
东坡贬谪惠州时，有职无权，但他亲闻目睹惠州缺医少药，百姓又多无钱治病，他就自辟药圃，多种药草，便积极施医散药，救死扶伤，并作《小圃五咏》。来惠州数日，他发现江边路旁常有无人掩埋的骸骨，任凭风吹雨打，惨不忍睹，便和知州詹范商议，筹钱雇人掩埋，并写文祭奠。其盛举波及二三百里外的海陆丰。有诗为证：“闲居蓄百毒(百药)，救彼跛与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横。”
绍圣二年秋(1095年)，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造成岭南钱荒和米贱伤农两大问题。苏东坡先后写了两封长信，请惠州府程正辅有关官员商量，采取措施，“纳钱与米，并从其便。”不久，由本路转运司、提举司、提刑司联衔发出告示，准许今秋交纳田税“钱粮各便”。这样，不仅惠州农民受益，而且连整个广南东路的农民都得到实惠。
绍圣三年正月初一，惠州博罗大火，全城化为灰烬，“百姓千人，皆露宿沙滩”。苏东坡去信惠州府程正辅，请他通令地方政府，放粮救灾，“弹压寇贼”，严禁向灾民摊派，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矣”。有一次，他陪同程正辅游博罗香积寺，看到寺后的溪流，便积极提出建造水碓水磨建议，并嘱县令林天和大力推广。这样一来，老百姓不仅可以用来舂米磨面，还能把檀香木等舂成香屑，远销广州等。民谣云：“七十二溪流水香，香随流水出罗阳。山中水碓家家有，香末舂成即稻梁”。他还与林天和等试制新式农县“秧马”，经改进、推广后，让农民坐着插秧，省时省力，效果甚佳。“今惠州民皆施用，甚便之。”
东坡寓惠千日，为民做实事流传千年。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助筑一堤两桥。原来惠州向有州县两城，隔江相望，“有桥，多废坏”，靠小船渡江，十分不便，且常溺死人。又“州西丰湖(即西湖)上，有长桥，屡作屡坏”，百姓常涉水而过。他便倡议建造一堤两桥，并捐出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宫中赏赐的数千黄金钱。于是在西(支)江上，用四十艘小船连成二十舫，又“铁锁石矴，随水涨落”，建成浮桥一座，名叫东新桥。又在丰湖上，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石盐木在堤中建桥一座，“坚若铁石”，取名西新桥。绍圣三年六月，一堤两桥落成，他喜赋《两桥诗》，叙述营造过程，还描绘了与百姓共同庆祝的盛况：“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世人皆喜欢苏东坡，我想不全因为他超凡脱俗的才华，可能也因为他有着深厚民本情怀，总是坚持人民至上，爱民如子，敢于仗义执言，为民鼓呼，总是倾真情用真心出真力，为民造福，“把真情洒满人间”，留下许多万古不朽的佳话，竖立起一座座无形的丰碑。
苏东坡不管为政一方，还是贬谪一地，总是倾注真情，为民造福，“把真情洒满人间”。任徐州知州，在洪水随时冲垮城墙淹没城市的危急关头，他身先士卒，披蓑衣、穿草鞋、柱木杖、住草棚，连续七十多天在一线组织指挥抗洪，令洪水减退，回归黄河故道。以后又修筑防洪大堤，不仅保住了徐州，更实现了长治久安。他在杭州任上，建立起治理西湖、抗旱救灾和抗击瘟疫三大丰碑，创造了骄人的政绩。经过他的治理，西湖宛如西子动人，杭州苏堤更成了流芳百世闻名世界的美景。杭州抗旱，感动了一向对他评价不高的朱熹老夫子，不得不称赞他的仁爱精神。特别是为抗击瘟疫，苏东坡违背了“决不外传”的承诺，献出了老友巢谷给他的“圣散子”的秘方，自费购买大批药材，组织人员配制“圣散子”，熬成汤济广施民众。还捐赠黄金五十两，拨出公款二千贯，开办了我国史上第一所服务民众的官办医院“安乐坊”。
在广州，见百姓饮水困难，他找官员设法引水下山，成了自来水的鼻祖。在儋州，他传授经验，帮助民众发展生产以自救，采集草药以治病，帮助孩子学文化，传授知识讲文明，带出了一批文化人……所以人们都特别尊重他、欣赏他、推崇他。苏东坡的足迹遍布湖州徐州杭州黄州惠州儋州，他一路走来，到处都留下一心为民的说不尽道不完的故事。
“没有人比苏东坡更充分表达民间的疾苦。”人们传说，他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有着菩萨心肠，是大善人。苏东坡的遗迹塑像遍布祖国大地，是文人墨客中最多的。治西湖，他把人家送给他的肉做成“东坡肉”，送给民工共享;当知州审理绸缎商告制扇商欠款案，他同情扇商因久阴天凉卖不出成品，在制成的扇子上题字作画交给原告变现抵债，使双方和解。创造了依法断案，以情对待涉案当亊人，以绝技解决矛盾的办案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不在其位，谋不了政，也要谋事为民。被贬黄州，他广交民间朋友，对求字求诗者从不拒绝，更是分文不取。他真的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的豁达与率真。
在一部记录片中，作家余光中说：“我如果去旅行，不会跟李白在一起，因为他不负责任，也不会选杜甫，因为他太苦了。我会找苏东坡，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那颗有趣的灵魂，不仅自身发光，而且心中有阳光，始终散发着善良的光辉，温暖着他人，温暖着世界，这就是独一无二的苏东坡。
秦朔老师也曾说“如果说达·芬奇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巨人中的巨人’，苏东坡则是中国古代文化巅峰时期‘传奇中的传奇’”。苏东坡的无限魅力，不仅来自丰富豪放的诗词，更是源于多元而开放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为民观。不管何时何地，不管何种境遇，也不管外面怎番风雨，他总能活在当下，圆融无碍，以出世之心，做着入世之事。
即便自己身为大学士，已经艰难到要靠耕田来填补家用，但他依旧在兼济天下，担负着身为父母官的责任。苏东坡为官多年，爱民如子，每到一处都颇有政绩，深受百姓爱戴。不说杭州西湖，就哪怕是在环境最差，处境最恶劣的海南儋州，他也关注着民生，积极带领着百姓去务农、挖井、治病、建校、讲学、传道。也正是因为他的教导，海南才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举人，第一个进士。而正如林语堂所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东坡拙于谋身，锐于报国，执着道义，无怨无悔。他虽屡遭贬谪，官越贬越小，谪守的地方离京城越来越远越荒凉，他乐观豁达自信，一点也不悔恨。他在诗文中说：“九州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还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他关心国计民生的大事，面对“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虽相知甚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他在朝廷，年轻时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年过半百时，又反对司马光的守旧。他不忘提携恩，特重师生情。他反对的是不实事求是，不以人为本。他和新旧党的争论，纯粹是义理之争，君子之争，与个人好恶无关。
他那种对生命的乐观、对生活的认真、人生的豁达，对百姓的情缘，不仅治愈了自己，更照亮了他人。我想，苏东坡的价值更在于，他向我们证实了人生最重要情和义——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有兼济的胸怀，人应有情有义，重情重义，又不可为情所困。义比情重，大义在先，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背信弃义。为大义可以灭亲，可以舍身，这不是无情，而是充满豪情的壮举。
苏东坡这种经世致用的为民爱民精神，难能可贵，历久弥新，虽已穿越千年，仍值得后人秉承并发扬光大。尤其是作为平凡的你和我，或许没有苏东坡的大起大落，但也有各自的精神炼狱和初心使命。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难为外人道的磨难，需要日复一日地忍受与攻克，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若有志趣之如苏东坡，还有坚定的信仰，为民的情怀，又何惧生命艰难生活坎坷，只要积极应对、主动担当，就会让我们在砥砺奋进中更加有趣，在上下求索中更加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