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日下午三点四十分，我在从巢湖市出差回来的路上，手机突然响起。我接起电话，习惯性地大声说道：“王局长好!”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是王培垠，我是他儿子。”我的心猛地一沉，随后听到了那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他走了，临终前还嘱托儿子要把消息告诉我。那一刻，车窗外的风景仿佛瞬间凝固，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涌上心头。
王培垠，这位肥东县文化局原副局长，不仅是文化界的领导，更是我的老师，与我有着深厚情谊的忘年之交。平日里，只要我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从各个方面给予我细致入微的指点。他的知识渊博，见解独到，让我在文史学习的道路上少走了许多弯路 。
上世纪90年代初，学水利出身的他，被调到县文化局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肥东文史资料》第三期，从此便与肥东文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如他自己所说，他被书中众多乡贤的传奇故事吸引，一口气通读全书，随后又迫不及待地买来前两期细细品味。在舅舅的影响下，他本就对古书和古典诗词情有独钟，这次邂逅，更是点燃了他为肥东文史事业贡献力量的热情。
于是，他开始尝试写作，凭借着对桥头集镇的深入了解，撰写了《风光旖旎的桥头集镇》一文。文章在《肥东文史资料》第四期发表时，他激动不已。这一次成功，让他正式与《肥东文史资料》结缘，也开启了他为肥东文史事业默默奉献的征程。此后，他笔耕不辍，以县政协和合肥市政协相关文史资料为蓝本，创作了26万字的人物传记小说《歧路英雄王亚樵》。为了确保内容的准确性，他多次前往长丰，采访王亚樵的亲属，获取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这本书出版后，在省内外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甚至有多家公司想将其改编成电视剧，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这足以证明他的作品的影响力。
在担任瑶岗渡江战役纪念馆馆长期间，王培垠凭借着对地方文史的热爱与执着，为传播瑶岗的红色历史不遗余力。他精心主编了《邓小平、陈毅在渡江战役的日子里》，通过收集大量一手资料，生动地还原了邓小平、陈毅等革命先辈在瑶岗指挥渡江战役的峥嵘岁月，让读者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们的智慧与勇气。同时，王培垠主持编辑《旌旗南指大江边》。他四处走访，挖掘珍贵的历史细节，将那段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历史以更直观、更全面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两部书籍不仅丰富了纪念馆的文化内涵，也成为外界了解瑶岗、了解渡江战役的重要窗口。众多游客因这两部书对瑶岗产生浓厚兴趣，来到纪念馆实地参观。王培垠用文字的力量，将瑶岗的红色文化传播得更远，在肥东的红色文化传承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3年，肥东县启动《肥东县志(1986—2005)》的续修工作，王培垠被聘为该书主编。在这十年的修志过程中，他呕心沥血，从彰显地方特色以资政育人的角度出发，突出人文、历史、文化和传统产业特色，让这本志书不仅成为记录肥东发展的文献，更成为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著作。2011年12月，在《肥东县志(1986～2005)》评议会 上，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文根称赞《肥东县志》写出了经济特色和人文特色，记载的人物之多为全省之最，而这背后，离不开王培垠的辛勤付出。
2008年，县政协决定编写《肥东人物》系列丛书，王培垠再次担起重任。为了写好《新四军中三兄妹》，他不仅查阅大量档案资料，还远赴北京，采访传主幸存者，又通过电话多次联系传主亲属，收集了大量珍贵资料。这篇文章不仅在县政协相关刊物上发表，还在省政协《江淮文史》等多家刊物上刊登，为新四军研究会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资料。为了写好《合肥儒学第一人蔡悉》，他前往县档案馆调阅复印《蔡氏家谱》，反复研读相关资料，纠正了人们对“一里三公”墓的错误认知，让肥东人倍感骄傲。
退休后的他，本应享受悠闲的生活，可他几乎从未真正休息过。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肥东的文史研究中，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创作了《肥东赋》等几百首赋。他用文字描绘着肥东的历史与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他的奉献并非一帆风顺。曾有人与他合作出版一部书，他毫无保留地将20多万字的书稿交给对方，可书出版后，却没有署他的名字。面对这样的不公，他只是淡然一笑，选择原谅对方。他的淡泊名利，让人为之动容。
2019年11月，他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授予“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这是对他多年来默默奉献的肯定。但他从未因此而骄傲自满，依然在文史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他曾对我说，还有很多未尽的事业要做。如今，他却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他的离去，是肥东文史界的重大损失，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陨落。但他留下的文字，他的敬业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他也曾对我说，要我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继续为肥东的文史事业努力，完成他未竟的心愿。
在肥东文史的浩瀚星空中，王培垠宛如一颗最耀眼的星辰，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他的故事，将永远铭刻在肥东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