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穷，跟随母亲去借粮的酸楚仍历历在目。
1975年，旱灾之年。春旱到伏旱连着秋旱。稻谷只有水源好的深沟田有些收成，旁坡地薄的平坝田的水稻刚抽穗就被大太阳晒成白穗，形成空壳。旱地的作物叶茎被太阳烤干成了柴火。记得那年秋收一个人只分到50斤稻谷。
翌年4月，小春粮食作物还在壮苗期，尽管母亲精打细算，杂粮蔬菜清汤度日，还是断炊了。 母亲决定到20里外的四姨娘家去借粮。四姨父是个木匠，日子比较好过。
早晨，我和母亲喝了两碗菜稀饭。背起背篓，去往20里外的岳池新民王家桥四姨娘家借米。
吃的稀饭粥，一路上解几次小便就消化了。20多里山路走了4个多小时，当我们赶到四姨娘家已经是中午一点，他们家已经吃过午饭了。
我的肚子早唱“卧龙岗”了，满怀希望四姨娘能用白米干饭，煎鸡蛋、炒腊肉招待我们。
饥肠辘辘中，母亲说明来意，借几十斤大米度荒月，秋后分到谷子就还。
还没等到母亲说完话，四姨娘就答复母亲说他们家也缺粮，靠买高价粮吃，并打开储粮的木柜让我们看，柜子里也没有多少存粮。
四姨娘煮了一碗汤面招待我们。见四姨娘没有留我们的意思，吃完面我们就到三姨娘家去借粮。
三姨娘家住在山区，我们爬山越岭，赶到三姨娘家，三姨娘正在院坝里翻晒红苕干。我在院坝里走动，情不自禁地在簸箕里抓了几块红苕干放在嘴里咀嚼。三姨娘见状说，我们的米也不够吃，就把红苕干推成粉掺着包谷粉子凑合吃。
母亲见妹妹说到这个份上，就告辞回家，三姨娘见我抓着红苕干舍不得松手，就用我们的布口袋给我装了一袋。
一小袋红苕干，解决不了全家挨饿的问题，在返回的路上，母亲又提议到大姑妈家去借粮。大姑妈家住在平坝上，家里人口多，劳力强，有两个表哥在部队服役，生活相对宽裕。
走到姑妈家附近，已近黄昏，听见姑妈家的院子里传来石碾碾碎谷物的“叽嘎”声。我们感到惊喜：姑妈家正在碾米。院子里的狗先出来迎客，汪汪地叫着，我们不敢靠近，就在院子背后大声喊大姑妈的名字。大姑妈家里的人听到喊叫声，碾米的声音嘎然停止了。
我们进到院子时，看见屋檐下的石碾里已经没有粮食，碾槽里的米糠刚刚被收拾干净藏起来了。
大姑妈在堂屋接待了我们。母亲提出借粮的事，大姑妈难为情地说他们家上上下下七八口人，粮食也不够吃。
母亲几乎用悲切的语气述说我们家的生活现状，乞求大姑妈给予救助。
最后，大姑妈拿出他们家儿子寄给家里用作补贴的20斤全国通用粮票给母亲，打发我们娘儿俩。
离开大姑妈家，天色已晚，我已经饿得心里发慌，口腔里流出的清口水舍不得吐出口，又吞进肚子里去。心慌难受中，趁夜色没人注意，我跳进路边的胡豆地，掐了满满两裤袋刚谢花不久的胡豆荚，边走边剥豆粒放进嘴里咀嚼。胡豆粒还没成熟，嚼在嘴里有一股苦涩味，那味道，至今仍记忆犹新。
回到家，母亲到处借钱，用那20斤粮票在国家粮站购回了20斤大米，将三姨娘送的红苕干磨成粉，并悉心浇灌催生自家自留地种植的油皮菜。就这样靠着每天在一窝油皮菜上剥一片叶子煮菜粥，我们度过了艰难的一个月，直到生产队分发嫩胡豆，才接上断粮的空当。
缺粮挨饿的岁月，往事不堪回首。(石乾华)编辑：郭梦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