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上任
一九九八年末，我从十里墩乡乡长到凤凰桥乡任书记，履新前，县委书记苏宇光找我谈话，当面给予不少褒奖，并指示：到凤凰桥乡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在新的通江大道旁建一个新集镇，乡政府办公楼也建在新集镇上;二是积极申报兴建一个低级棉市场，为棉农解难谋利。
一九九八年的最后一天，县长高德金和组织部长宋德邦一行送我及副书记陈明胜、副书记严仕军、副乡长鲁传霞上任。在一个不像会议室，又不像饭馆的餐厅里召开了全体机关同志的见面会，会议按预定程序召开：组织部长宣读了县委任命文件，我作了就任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高德金最后总结讲话。就在县长讲话将要结束的那刻，一位参会人员向主席台传递一张纸条，纸条被“接力棒”式传到县长面前，他看了一眼后将纸条推给我，大家都很诧异，我认真的看了内容：“县委调来的四个同志我们欢迎，调走的四个同志我们欢送，但我们有老婆孩子，我们要饭吃，已经八个月没发工资了”。我刚到任，情况不明，也不便轻易表态，这个见面会就在这样不太轻松的氛围中结束了。
一九九九年元月六日，将要召开凤凰桥乡全体干部大会。全体机关干部、乡直单位负责人及支、村两委干部都是参会对象，全乡有二十六个行政村，与会对象应该有两百余人。当时乡政府没有固定会场，最后会议选定在凤凰桥小学的二楼大教室里召开。元月五日下午，就在工作人员布置会场，拉好条幅，摆好桌椅离开后，学校的大门被一个包工头紧紧锁上，理由是：乡政府欠他几十万元建校工程款。那包工头以酒壮胆，到乡政府办公室拍着桌子大声嚷嚷。我闻讯赶到，一边批评，一边劝告，晓之以理地说：我刚到任，你要给我点时间，工程款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经过一番对话劝导，这才了事。
元月六日，会议如期召开，全部内容通过高音喇叭对外播放。九时整县委组织部领导及乡党政班子在主席台就坐。可会场内经清点只有十六个村的干部不整齐到会，会场显得松散、稀拉。会议进行约一个半小时结束了。
散会后我和陈明胜同志边走边谈，忽然接到今天没参会的凤凰村书记电话：大致内容是今晚在和平饭店请我和副书记吃饭。我当即给陈明胜同志讲了，他显得有点迟疑地说：“书记，那能参加啊?”我很干脆的回答：“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那晚我们应邀到和平饭店，有七八位当天没参会的村书记同在，我们之间一一握手、寒喧后就坐。据说凤凰桥乡有十大“弟兄”，席间一些村书记之间都以兄弟相称：老大、老二……。开席前，其中一位书记站起来对我说：“书记、乡长很对不起，今天上午我们都没参加会议，但我们每个村都派一个支委参会了，而且我们在大喇叭里都听了你们的讲话，都认为你们是干实事的人，往后工作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至此，我走马上任拉开了序幕。
必做“课题”
屈指满算，从上任那天起到除夕，仅有四十五天时间，但有几道无法回避的硬课题必做。作为乡镇的一把手，我虽表象从容但内心很焦急：首先要保证成功的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以乡长为代表的政府领导班子。而要开好人代会，又必须在全乡产生出人民代表。县人大常委会严格规定：人民代表产生必须经三榜公布：全体选民出榜——人民代表候选人出榜——当选人民代表出榜。公布是有严格时间规定旳。
其次是全乡的离退休老干部已经五个月、教师已经六个月、乡直机关干部已经八个月没发工资了。当时财政包干，县、乡“分灶吃饭”，如果到古历年底，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情景可想而知。
那个时期令乡村干部最头疼，最复杂，耗时也最长的工作就是各项财贸任务，而且这是导致群众对干部，对各级政府，特别是对乡镇政府对立情绪的引发点、引爆点和源头。如果各项财贸任务不能完成，就不能完成上缴县财政的税费任务，进而县财政也不得拨付以工资为主的款项给乡财政。但当时凤凰桥乡还有三分二的财贸任务没有收缴。听到乡财政所长刘永生给我的报告，头都大了。
当时凤凰桥电站正在改扩建，而改扩建属农业开发项目，所需经费由国家、县、乡财政按比例出资。我到任时间不长，县财政局负责农业开发的杨从国书记严肃对我说：“如乡财政筹集的三十万元一周内不上交县财政，电站改扩建工程就要停止”。电站改扩建时间性很强，如果五月份工程不结束，汛期到来，我怎么向全乡老百姓交待?急啊!真的很急!!
如果说以上是必做的课题，仍有两个课题必须谋划改进和计划推进：一是机关作风拖沓懒散，乡财政穷得“叮当响”，而机关干部出行都是公款打的或坐三轮车。据财政所统计，一年来光打的坐车费用票据有二十多万元。二是政府没办公场所，我们同去工作的四位同志，我借财政所二楼一间办公室办公，副书记在财政所一楼借一间卧室兼办公室，严仕军和鲁传霞同志在土地所各借一间办公室兼卧室，我和土地所长周骏同在一个狭小房间，摆两张床铺。全县上下不少领导和同志的评说中，对凤凰桥乡的状况深表同情，但也有不少人讥讽嘲笑：“凤凰桥是全县唯一无政府乡镇”。
统筹兼顾
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作为一乡的“三军主帅”既不可能心平如水，更不应该乱了方寸。何处入手?伟人毛泽东曾说“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会议调研：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将问题摆出来，将情况讲清楚，让大家建言献策。这起码有三个作用：了解一些人的基本性格、长处，摸清熟悉乡镇的基本情况，吸收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
走访村情：我和党政班子形成共识：分两组带着分工干部一道走访各村。听取村干部意见，和村干部交朋友，联络感情;了解村情乡情，尽早进入工作“角色”;为积极完成年内各项任务打基础，为全乡人代会的顺利召开唱响“前奏曲”。不几天时间我们走遍了全乡各村。
个别谈心：晚上到办公室主动找党政班子成员谈心，找各村分工干部谈心，找乡直单位负责人谈心。得些空闲还主动上门找财政所长、派出所长、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等咨询问题、征求意见。
多年来我养成一个习惯，晚上一觉醒来，夜深人静时思考问题。很多次在我思考受阻，需要询问时便推醒了同室周骏，他睡眼惺忪的问：李书记干什么?我说陪我靠着抽支香烟。于是开始谈心、咨询、共同分析。
我认为：除学堂上“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外，人生中还有两个好“老师”，一个叫虚心，一个是勤勉。做人切不要自视高明，自以为是，尤其是当领导的。当你虚心问询、请教，别人才会诚恳心悦的告诉你实情，从而让你把握全局，运筹帷幄;为人切不要懈怠懒惰，很多美好的光阴就是在懈怠和懒惰中偷偷溜走。当你勤勉不缀，才会比别人多些思考心得，多走些别人没走过的路，从而让你丰满羽翼，丰富人生。
率先示范：对下属机关干部，既要大胆管理，也不能事事批评。打的费用已形成事实，票据已被财政所登记收存，靠严厉批评既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挫伤机关干部积极性，因为打的多半可能为着工作，再说年内任务特别繁重，还要靠群策群力。俗语说：身教重于言教，一日得闲，我约党委副书记严仕军和我坐汽渡同去运漕街，在一家较大的商场，我自掏腰包买了一辆轻便“凤凰牌”自行车。因为凤凰桥乡当时没有轿车，只有一辆无牌照，两天一小修，三天一大修的派出所赠送的旧警车。据说一日乡负责人到县城开会，在后河埂上跑掉了一个后轮，居然还前行了三公里，驾驶员开着开着感觉失衡，才回头找到了丢失的轮胎。每到县里开会，驾驶员总是提心吊胆，躲躲闪闪，唯恐被交警抓住。自从我买回自行车，走村入户方便很多，而且此举，不胫而走，无翼而飞，不久在全机关传开。在此后的不长时间里，不少机关同志争相仿效，机关打的的风气自然消退了。这又一次验证了：“其身正，不令而行”的道理。
你追我赶：在完成基本调研后，我拿出初步方案：将乡党政负责人、分工干部划分四个财贸任务征收组，建议陈明胜同志带一个组，为各组做出表率。四个征收组每两晚回机关召开一次汇报、“诊断”会。这个方案我首先和陈明胜同志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在党政联席会上通过。在近一个月的实际工作中，各组干部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你追我赶，角逐先后，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我终于松了口气，全机关的同志也松了一口气，每忆至此，我的眼睛常泛起难以自禁的潮润。
一九九九年元月底凤凰桥乡全面完成县财政下达的各项税费任务，足额上交了三十万元农业开发配套资金。离退休老干部的工资补发了，教职员工的工资补发了，机关干部的工资补发了。
由此机关同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脸上挂着笑容，时不时还传来腾格尔“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河水……”那悠扬的歌声。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凤凰桥乡依法按程序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陈明胜同志以满票当选乡长，政府副职也高票当选，这是真实的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一波三折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九九九年春节刚过，农村到处鞭炮声声，洋溢着节日的氛围。正月初八我和乡长同坐一辆车，以比较愉快的心情去上班。
按既定方案，这天是全乡党员训练班的第一天，一切依照旧年底部署进行：我给与会党员作了动员报告，演讲主题是“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我还请来了巢湖市讲师团团长张含光同志给全体党员上了一课，会场安排在乡政府新食堂里，会场内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场外的过道也坐满了党员，与会人员鸦雀无声，那场景让我十分感动，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两天的党训班一结束，依照年前乡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的精神，依法依规在完成报批程序后，对全乡二十六个行政村的财务、账户进行封存。由乡党政负责人带队和财政所专业人员一道对各村清产核资。此后将二十六个行政村顺利合并为二十个行政村，这样做法的宗旨是减少行政支出，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
月圆时会渐渐亏去，乐极时会有不快潜伏，凉爽的秋天之后会有寒冷到来……但凡社会、人生到行政管理莫不如此。
一九九九年六月上旬，连续阴雨，运漕河水位上涨，内圩水位吃紧，凤凰桥电站虽然完成改扩建工程，但内圩水系很长，上下游水位差较大，排灌容量尚显不足。雨后烈日当空，天气十分闷热，农民担心禾苗淹后被煮，难以复原。在此当口，处于上下游结合点的关杨行政村，在“芝麻坝”处筑起一道埂，这让上游的龙湾行政村水位越涨越高，上下游的水位差和村民的心理反差也越来越大。
六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大约十时许，我在政府新食堂的一间办公室兼卧室里，听到外面大声嚷吵，我连走带跑，看见黑压压的人群，大约有一百多人，听说是十二个三轮车送来的。这些群众气愤起来，怒不可遏，将财政所的玻璃窗户砸碎，将窗台上花盆摔碎，还蜂拥而上追打乡某负责人。该负责人见状，难说清道理，拔腿向派出所办公楼跑去，很多群众也步步紧追。在此关键一刻，我健步来到派出所，站在楼道口中央，高声对拥挤的群众说：你们要打先打我，我是党委书记，要打他先从我身上踏过去。经过一番说教，群众慢慢退去。现在回想那场景真是触目惊心啊!
风波虽暂时平息，并未根除。事发当晚，我到县委当面向正在开常委会的陈学东副书记作了汇报，陈书记问我：可有好的解决方案?我建议让该村在县直工作的副检察长杨玉勇和土地局的一位副局长两同志回老家做劝导工作。陈书记善解人意，点头同意。随即拨通电话，杨玉勇等二同志从热被窝里起床，及时赶到县委办公室，认真听完我的汇报介绍后，他俩义无反顾，连夜回家乡龙湾行政村的大杨自然村做群众工作。此情此景让我十分感动。什么是对百姓的情怀?这个行动便是最好的诠释。
当晚我回到卧室已近午夜十二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次日中午我和一些负责人同桌，正准备午餐时，手机铃突然响了，那是去大杨村做群众工作的杨玉勇同志打的，要求乡主要负责人中必须有一人去大杨村当面向群众做解释。我略作思考，二话未说，丢下碗筷，立马骑着“凤凰”自行车向大杨村驰去，烈日当头，心情迫切，我快速蹬车，内衣全部湿透，在一片棉花地旁，我将自行车停稳，把湿漉漉的背心脱下，光着膀子将背心汗水拧干后再穿上，继续前行。
大杨自然村一户农民家里，客厅比较宽敞，杨玉勇等二同志早在等候，室内室外有三四十男女老少，有的老人拄着拐杖，有的蹲在地上抽烟，还有年轻的妇女怀里捧着正在哺乳的孩子，我拿着随身带的笔记本和钢笔在方桌一边坐下，先听杨玉勇等二同志作了简短介绍，再倾听几个群众代表发言，我一边听，一边记，一边思考我的回答。在群众代表发言后，我即兴讲了半个多小时，主要讲理解群众心情，“芝麻坝”的坝子和被追打的政府某负责人的真实关系，党委政府对打坝阻水的态度及少数群众粗暴行为的错误。大家表示理解，群众渐渐散去，我和杨玉勇等二同志对此结局感到基本满意。
在实践工作中，遇到矛盾和难题，既要大胆面对，又要谨慎求证。不回避、不绕道，方能学到真本领，才能炼就真功夫，医道称此为临床经验。
上交考卷
本文开头提及的苏宇光书记约见我谈话的内容，对此，我一直当作一份沉甸甸的考卷。
瓜熟才能蒂落，二000年，凤凰桥乡机关作风明显改进，干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对令乡、村干部感到最困难、最头疼的财贸任务，我们制定了《凤凰桥乡关于二000年乡级财政对村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决定》，村干部对此文非常赞同，当年在完成全县各项财税任务中凤凰桥乡排在全县前位，上级领导非常认可。此文件曾被巢湖市转发全市各乡镇学习。于是建设新集镇摆上了重要日程。
制订规划：在规划之初，大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请有资质的部门做，另一种是自己土法上马，省工、省钱、省事。对此我先后调研了二坝镇、无城镇、县建设局。最后党政班子统一思想，请安徽省建筑工程学院做规划。虽然设计费用花点小钱，但专业人员能通过采集数据进行科学论证。比如街道的宽窄和人流量的关系，人流量和人口出生率的关系，地势高低与地下水位的关系，街道布局和常年风向的关系，环境保护和污水处理问题等等。而且将凤凰桥乡新政府的建设在适当的位置预留了空间。
争取规模：集镇建设，规模效应非常重要，有规模才有人气，有规模才能缩短建设周期，才能降低建设成本。我们正赶上一个好机遇：无为大堤达标工程建设，三官殿必须搬迁，三官殿地处白茆镇和凤凰桥乡临界点，归属白茆镇。在大堤建设期，县委政府给三官殿居民有两种选择余地，留在白茆镇当然可以，迁凤凰桥乡也行。当时白茆镇正在大堤外护建新镇。三官殿居民大多数经商，更懂得货比三家不吃亏的道理。于是组成一个十几人的小组，多次到凤凰桥了解情况，打探行情。这个小分队几乎每次都由我接待。我以礼相待，实事求是，分析对比。我讲凤凰桥的长处，也讲凤凰桥的短处，讲白茆镇的优势，但很少讲白茆镇的劣势。大约经十几轮对话最终争取三官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迁居凤凰桥新集镇。
奠基仪式：凤凰桥新集镇规划在通江大道北侧，凤赵路以西，一期总规划面积零点三平方公里，这块土地当年是一片棉花地，农民已收获上年的棉花，土地上垅畦清晰可见。二000年春天，择一黄道吉日，凤凰桥乡在这里举行简约而隆重的奠基仪式，礼炮轰鸣，鞭炮声声，三官殿居民还自发组织腰鼓队，锣鼓队，让这片沉睡已久的土地被唤醒，让这片丰腴肥沃的棉地焕发出新的生机，披上绚丽多彩的盛装。
“宝宝”诞生：集镇建设之初涉及详细规划制订，区别不同地段，不同方位的布局和土地价格，根据现有财力和潜在财力分析后，尽快完成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集镇建设对我来说的确是“大姑娘坐轿子”，我是门外汉，于是请建设部门的行家作指导，具体实施过程主要由专门班子拿主导意见，如方位布局、施工图纸、楼层高低、建筑风格、基本色调等。我主要是把握政策、听取汇报、解决难题、选择方案，为制订方案定调拍板。
新集镇的土地上，有一条横贯南北，与凤赵路平行，约4——5米宽的水渠，我们将这建设中的障碍点，变成建设中的闪光点。设想沿渠道两旁植上垂柳，立起路灯，在渠道上修建桥梁，使其成为集镇居民休闲的好去处，成为新集镇一道亮丽的风景。吴存荣同志当时是安徽省水利厅副厅长，凤凰桥乡砀山村人，我带着乡长去水利厅找他，他热情接待了我们，并雪中送炭解决了十五万元修桥费用，还在水利厅的“长江厅”款待了我们，吴厅长玩笑的说：“李书记，一九九一年大水，朱总理来安徽视察，我就是在这个大厅接待朱镕基总理的”。这一做这一说，让我们笑逐颜开，心花怒放。
新集镇建设中，还有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菜市场的方位布局。建设中，很多居民热衷打听菜市场的位置布局，特别是三官殿来的居民大半是经商的，他们认为菜市场的人气旺，待菜市场选址落定，他们就在那选址建房、开门面。有段时间居民曾为菜市场的选址，争吵、打斗。卖猪肉的常拿案板的屠刀相互威胁，那场景好不让人心惊肉跳。在连续半年多时间里，我几乎隔三差五都会到新集镇了解情况，解决矛盾，用去工作中的大半精力。
二000年十一月，集镇建设初具规模，街道布局井井有条，居民建筑错落有致，可爱的“宝宝”诞生了，我心中自豪满足，充满着喜悦!
与此同时，低级棉市场由凤凰桥棉花站创办，乡党委政府做好后勤服务。
至此，我终于向县委政府交出一份比较努力的答卷。两年多时间，如果说凤凰桥工作从艰难中起步到摆脱困境取得了一些成绩，应归功于全乡上下的共同努力，归功于乡党委政府的锐意进取，团结奋斗。也真诚感谢当时联系凤凰桥乡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邢献宝同志为凤凰桥乡的工作奔走呼号、鼓劲助威。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同志来无为调研时召开的小型座谈会，县委选派我参加并作重点发言，这实际就是对凤凰桥乡党委工作的充分肯定。
二00一年元月十八日，县委委以我新的艰巨的使命，至此我在凤凰桥乡工作两年又十八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