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君友，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在他晚年60岁的时候，同我深情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难忘的日子：一个是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的日子;一个是1949年12月5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
1948年长春解放前夕，受组织上的派遣，父亲作为我党方面的接收人员之一，由哈尔滨出发，经吉林做接收长春的准备工作。10月19日，长春解放，接收长春的干部乘汽车进城的路途中，遭到国民党飞机的野蛮轰炸，两名同志牺牲。
进城后，首先与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取得联系，紧接着，投入到救生埋死的工作当中。长春围困战中，被饥饿吞噬的百姓死亡人数甚多，现在红旗街地理位置，是国共两党的卡子口中间地带，更是尸横遍野。父亲进城的第一个工作地点便是这里。战乱饥饿使得城内百姓死的死、逃的逃，进城干部只得组织郊区农民埋葬尸体，铁锹门板绳子齐上阵，街道明面上、树丛中尸体运输相对便利，百姓家里搬运尸体难度加重。隔窗而望：七八口人覆盖棉被在炕上似乎熟睡。叩击玻璃窗呼喊：老乡、老乡。室内鸦雀无声，动用锹把枪托砸开玻璃，风入室内，瞬间成为一具具骨架，无疑，全家覆灭。
嘎斯罐附近，大坑堆满尸体，承装不下，再往高处摞成山状，动用汽油焚烧，随风飘荡的气味呛鼻刺目。这还不说，国民党军队战时埋下的地雷，不小心脚踩上，轰隆爆炸，必死无疑。
给予民工的报酬是粮食。每天工作时间十几个小时的干部们，回到老市政府大楼房间吃过晚饭，走廊内呕吐声此起彼伏，其原因：接触死尸过多，恶心所致。
救济百姓当中的生还者，也并非一帆风顺。饥饿者连续多日未进食物，肠胃萎缩，见到大饼子争先恐后抢着吃，导致肠道破裂而撑死。进城干部组织人员疏导，让饥饿者先喝粥，慢慢再吃干饭食品，渐渐恢复体力得以生存。
长春解放伊始，中国大部分城市依旧被国民党占据，纵观全局，敌强我弱，再加上工作环境的艰辛困苦，部分进城干部没能够经受住考验，走上脱离革命队伍，开小差道路。哈尔滨方面历史记载：解放长春沈阳，派遣出的干部人数200人，其中长春大约100人，抛除开小差人数，解放后，在长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干部人数，也就几十人。
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是1949年12月5日，地点在长春市双德区。
救生埋死工作任务完成后，父亲参与了长春市双德区人民政府的组建工作。1948年11月的一天，一辆卡车乘坐7个人，装载几把椅子、几张办公桌，离开老市政府，奔向双德区地段儿，在一所小学校门前停车，父亲一行相继下车，代表共产党政权开展工作。首任区委书记赵西录(建国后担任长春市劳动局局长)，挥动毛笔在一块木板上书写“长春市双德区人民政府”几个大字，挂在门口，标志我党政权建立。父亲先后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公安队队长职务。
父亲枪法出色，《平原游击队》电影当中的李向阳，十几米外枪击敌人手电筒，父亲和战友比试枪法，十米距离一枪击落烟袋锅。在土改和清匪反霸斗争中，父亲紧紧依靠基本群众，对敌斗争果敢坚定，他时常单打一，身穿便装携带枪支，只身一人深入到敌人活动猖獗地带，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令敌人闻风丧胆，当然，躲避过的危险死里逃生也不止一次。解放后，老领导赵西录和几位老同志称他的表现，与李向阳有相似之处(此段落文字内容，来自20世纪70年末，父亲落实政策时，外调人员的讲述)。
1949年12月5日，远离区政府在农村开展工作的父亲，接到通知：区委书记赵西录让他立刻回区政府。父亲骑马飞奔回区政府，办公室见到赵西录劈头便问：“开会还是有紧急任务?”赵西录回答：“不是，是组织入党宣誓仪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了!”
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许贵全(建国后任长春市大西区区长、净月林场场长职务)，王云录(建国后任净月区副区长、双德乡政府副主任职务)。
现在有的影视剧情节中，解放初期共产党员，向亲人群众轻易讲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作为文学作品，可以这样描写。但是，事实上，当时党员身份不允许暴露，党内同志知道，党外保密。
屈指算来，父亲故去43个年头了，每年10月19日、12月5日，两个日子，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父亲的身影，音容笑貌仿佛如昨。
父亲节来临之际，书写此文，算是对父亲的一点儿缅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