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溯一河凿千古，汗青彪炳秦淮新。”
闲暇时，每当我翻开那本泛黄的剪报，手掌抚摸着报纸上微微凸起的铅字，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飘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回到江宁那片热土，回到秦淮河畔的日日夜夜。
1976年，我被分配到南京市江宁县委宣传部工作，开启了我人生以来的外宣工作。那些日子里，年轻的我们血气方刚，怀揣着用文字宣传江宁的使命，不知疲倦地奔波着。我们见证了江宁的发展与变化，也用一篇篇报道，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那些刊登在《新华日报》《南京日报》上的文字，那些在省市电台播放的声音，不仅是我们工作的成果，更是我们青春的印记。
在这段岁月中，最令我终身难忘的，是1978年参与秦淮新河全面会战的宣传工作。那时，江宁是旱涝灾害的易发地，为了彻底根治水患，江宁县举全县之力，投入22万民工，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水利工程，
这条被称为“江南红旗渠“的工程，到了全面会战阶段，我被抽调到秦淮河指挥部，负责水利工程宣传报道工作。初到工地，迎接我的是泥泞不堪的道路和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每天天不亮，我就背起帆布包，穿着沾满泥浆的球鞋，开始在长达16.8公里的工地上奔波。一天下来，至少要走上10多公里。球鞋常常被碎石磨破，脚掌也被磨出血泡，可一想到那些吃的是小菜饭，睡的是地草铺，面对伤残与牺牲的艰苦环境的民工，这点疼痛被抛到脑后。
切岭工程是整个工地最险峻的战场，为了记录爆破作业的真实场景，每天我总是第一个出现在那陡峭的山坡上。碎石在脚下打滑，寒风卷着沙砾扑在脸上，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站在爆破点不足百米的地方，看着导火索迸出的火星，听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飞溅的沙石擦着耳边飞过，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每当硝烟散去，看到民工们扛着工具冲进尘土中，我就迅速掏出笔记本记录下他们坚毅的脸庞和沾满泥土的双手。
最令我感动的是一次采访殷巷公社女团员芮实兰的事迹。她与男朋友都参加秦淮新河大会战，婚期原订当年5月1日，婚期临近，双方父母冒雨赶到工地，催他俩回家结婚，小芮看到大会战这种热火朝天的场景，硬是说服了双方亲人和男朋友。父母急了，问：“你的嫁妆何时办?”小芮说：“我要夺张奖状当嫁妆。”结果她们的婚期一推再推，到了春节回去休息时，才办了婚事。釆访结束后，我连夜写了一篇通讯《夺张奖状当嫁妆》，刊登在1979年的南京日报上，极大地鼓舞了民工们的士气。
每天采访结束，回到指挥部，夜幕降临时，我的工作才算刚刚开始。指挥部的工棚是用芦席和木板搭建的，四处漏风。冬天，呼啸的西北风像刀子般割在脸上，我把冻僵的双脚塞进破旧的棉鞋，膝盖上裹着军大衣，在摇晃的马灯下伏案写作。因天气寒冷，笔尖下墨水有时不利索，笔尖在纸上划出断断续续的痕迹。有时写着写着，手指就失去了知觉，不得不把手揣进怀里焐热。饿了，啃几口硬馒头，困了，就用冷水洗脸，让自已保持清醒。有一次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实在撑不住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时发现稿纸上沾满了口水，写好的钢笔字，洇成一个大团，不禁哑然失笑。
夏天的工棚更是闷热难熬。蚊虫成群结队地拥进来，即便点上蚊香和艾草熏烟，也无济于事。我穿着长袖衬衫，把裤脚扎紧，可裸露的脖颈和手背还是被叮得满是红包。汗水湿透了衣衫，又在夜风中渐渐变凉，常常引发感冒。但这些困难都没能阻挡我写作的热情，因为我知道，那些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在寒夜里坚守岗位的民工，比我更苦更累。
我不仅要写广播稿，还要协助县委办的秘书出《工地战报》《战地生活》，为指挥部领导写报告。白天收集材料，晚上整理写作，时间总是不够用。有一次，为了赶一篇紧急报道，我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眼睛布满血丝，太阳穴突突直跳。但当稿件被《新华日报》采用，看到民工们围在一起争相传阅报纸时，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欣慰。
记得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工棚的顶突然被狂风掀开一角，雨水顺着缝隙灌进来。我顾不上擦拭脸上的雨水，用塑料布护住稿件，绻缩在角落继续修改。雷声轰鸣中，我仿佛听见了秦淮河奔腾的呐喊，听见了无数双手与铁铄、与石头碰撞的铿锵声。那一刻，我与这条河，与这片土地，与这些可敬的人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如今，秦淮河碧波荡漾，两岸繁花似锦。每当我路过河畔，那些在工地上采访写作的艰辛岁月便会浮现在眼前。那些在泥泞中跋涉的脚印，那些在马灯下书写的文字，那些与民工们并肩作战的日子，早已融入我的生命，成为我青春最珍贵的纪念。这段峥嵘岁月，如同秦淮河的流水，永远在我心中奔腾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