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中，就特别喜欢作文。语文老师除了在我的每篇作文优美的句子下面划一道道弯曲的红线外，还总是在文末再写几句赞扬鼓励的话语，有时还把我的文章从作文簿上撕下来，张贴在黑板旁边的写作园地上供同学们阅读，还让我担任班里的作文课代表。这使我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小的年纪，心里便暗暗做起了作家梦。
1969年春天到了部队之后，我每天把当天有意义和有趣味的事情，印在脑海里，记在日记上，从不间断。并默默地酝酿着试图写点文章寄往报社，犹如一名欲入江河湖海，搏击浪花的初泳者，渴望成为游泳健儿那样的心情，开始了我的写作历练实践操作。
起初只是写点短小的新闻报道和小言论，三五百字的样子，还不好意思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随意想了一个别名坠在文后，竟然有几篇还真的刋登在了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和驻地地方报纸的拐拐角角，这让我喜不自禁，写作的欲望日益增长。
就像唱大戏、放电影，这类零打碎敲的小稿子，犹如前奏曲和加映片，在读者心目中，成不了气候，引不起注意。真正产生影响的，还是于1971年在刚刚复刊的《蚌埠日报》(当时名为《蚌埠通讯》)副刊上，整版题图加配图，三千多字发表的小说《采访记》。这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
这次文章的署名不再是别名，而是我的真实姓名。这张登载我小说的报纸，迅速在全团各单位传播开来，认识我的首长和战友，见了我无不翘起大拇指，夸我小说写得好，还有的从此见了不再喊我名字，直接喊我"汪作家"。
这篇小说的内容，是反映部队如何为了备战加强军事训练方面的，主人公是5号首长，即团参谋长。既是小说，内容当然都是虚构的。但团参谋长看了却非常高兴。不仅见了面笑容可掬，直拍我肩膀，还在团党委会议上提议为我提干。于是，我便离开了团部驾驶班，撒手方向盘，前往下属迫击炮营部任代理书记(营部书记相当于地方上的党委秘书，排级干部)。因为部队规定不能从战士中直接提干，所以我这个营部书记职务，只能是代理，只是过渡一下而已。
这篇处女作，不仅在部队产生了影响，也引起了省文学期刋编辑的注意。在文革后期刚刚复刋的《安徽文学》(当时叫《征文作品》)，因为稿源不足，便从各地市的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大量的作品中选稿，时任编辑的抗美援朝老兵余照望，把我这篇小说更名为《常备不懈》予以选登了，并给我寄来了样刋和几本鲁迅先生名著，作为稿酬。
当时把几页稿纸的小说《采访记》，寄往《蚌埠通讯》后，不知道编辑看了是否满意，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天，我收到寄自编辑部的一封信，打开一看，一张巴掌大的信笺上，只写了一句话："请你抽时间到编辑部来一趟。"字迹清秀洒脱，署名：苗子。
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的编辑部，生怕文章里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挨批评。一间逼仄的编辑室里，桌上摆满了报纸杂志和拆开和尚未拆开的稿件，显得有点凌乱。我敲门进去，一位文人模样的中年男子，从椅子上起身站了起来，摘下戴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和蔼可亲地握住我的手问道：你是汪晓佳同志吧?我回答是。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让我坐在他对面，然后直奔主题地和我说，你的小说《采访记》写得总体不错，我准备给你发表。但还需要再润色润色，修改修改。接着他便给我细说了修改意见。临别时，他把我送出门外，让我把小说改好后尽快送过来。果然，这篇小说很快整版发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苗子编辑是知名度较高的诗人，苗子，是他的笔名，真实名字叫苗务寅，出了几本诗集。我一直非常感激他。后来我退伍到了皖北煤矿工作，只要有去蚌埠出差的机会，或者去其他地方路过，我都要设法去他办公室或者家里拜访他。时间过去那么多年了，他居然仍然能记住我的名字，亲切地从不喊我全名，都是"晓佳晓佳"地称呼，倍觉亲切和温馨。我曾以巜岁月》为题写了与他交往的经历和情感，发表在《蚌埠日报》和其他报纸上，以慰藉我对他的感激心情。
苗子老师后来从报社调到了市文化局任局长。我去他家见他最后一面时，他已经退休了，和老伴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一晃几十年过去，遗憾的是，我们彼此也未曾想起来留下联系方式，不知他现在身体健康状况和其他各方面如何，心里很想念他的。我常想，我后来能够成为作家，出了几本集子，苗子老师给我编发的那篇处女作，的确成为了我毕生写作的动力源泉。
一个人为他人做好事，哪怕只是一件，这个他人就会感恩于他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