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小说《现实一种》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哥哥山岗的儿子皮皮摔死了弟弟山峰的儿子，山峰为了替儿子报仇，将皮皮踢死了，山岗又将山峰绑在树上，在他身上涂满肉骨汤，让捡回来的恶狗将亲弟弟活活咬死。山峰死后，山岗被枪毙，山峰的妻子将山岗的遗体捐给医院。让山峰妻子懊悔的是，山岗的睾丸移植到他人身上，反而帮山岗完成了生命的延续。
这篇小说，“文学评论家”们如此评论，“通过描写一个家庭的悲剧，展现了人性的冷漠、情感的缺失和沦丧，以及现实世界的残酷与丑恶。小孩子们的无意伤害到大人们的有意残杀，让人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性最阴暗的恶。作品颠覆了传统理论上的情感模式，叙述了兄弟间丧失人性的连环报复、轮回杀戮，最终相继毁灭。”又说，“小说中以敏锐的艺术感觉淋漓尽致地描写丑恶，深入人性最黑暗的地方，用他自己阴沉、犀利、冷酷的笔调为我们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世界。”
我是几年前读这篇小说的，读了几次才读完。和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不一样，我知道他的唐玉凤要死，我不读，至少她在我心里还是活着的，我读慢一点，至少她在我的心里活得久一点，至少，我实在不想让张爱玲遇见胡兰成这个渣男。而《现实一种》是无法读，那血腥的场面让人窒息，那冷漠的感情让人颤抖，字字带血，让人起鸡皮疙瘩，毛骨悚然，感到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兄弟、母子、家庭，还有什么基本的伦理和人性?
我不敢相信，小说可以这样写!
事实上，余华不止《现实一种》写血腥、暴力、残酷、冷漠。《兄弟》的下半部分也同样，甚至在价值观上更扭曲，这部小说在国外的评价非常高，当时，我不认为这是对艺术的肯定，而是一种势力在捧一种非正常的价值观来影响中国人。
但从余华的写作历程来看，《现实一种》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更早几年。有庆因为医院为给县长夫人治病被抽血过多活活死去，徐福贵明知道儿子死得屈，但他隐忍了;许玉兰被当做妓女到各大会场去陪批斗，许三观明知道这是公报私仇，但他也隐忍了。我不知道余华经历过什么，或者看见过什么，抑或他用小说来思考什么。但我认为，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暂且放下了一些东西，而到了《兄弟》，他又重新拾起一些东西。唯一不同的是，《现实一种》的背景简单，它不特指某个历史阶段。
余华到底想表达什么呢?江湖?我的解释就是江湖!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比江湖更简单、更直接了，江湖从来不拖泥带水，它说一不二，它游离于法律。因为，江湖不相信法律，他们要自己创造一个公平和正义的环境。
余华写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复仇的故事。也许是他的无奈，也许是他的理想，读者不也如此吗?我毫不讳言地说，《现实一种》我读过几次了，每一次的感受不一样，甚至，读出了《水浒》的味道，只是与《水浒》相比，余华的语言风格比较简单，词汇、句式也比较单一，稍缺乏文学的艺术性罢。
《水浒》也写复仇。用今天的话说，潘金莲受王婆的撺掇和西门庆出轨了，千不该万不该她还受西门庆的唆使把丈夫毒死了，武松以为自己是刑警队长，县长多少给他三分薄面，会替他申冤。但以西门庆的财力影响力怎么也是一个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主席，县长选择了他，放弃了武松。武松开始太天真了，到最后他不再相信法律，于是才踏上了复仇的道路。
对于余华的写作初衷，我不得而知，我只是揣测，如果有偏差，只能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文学来说，这不是坏事。何况，现实就是这样。
晋文公食邑界休，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迄今越万年之文明。人类进入公元后的两千零二十三年，竟然有三个丧尽天良的东西逼迫一个人吃“异物”。何为“异物”，这是官方通报的用词，医学上叫“排泄物”，老百姓叫它什么，我还想保留一点点斯文的派头，不方便说。这是什么行径?它比日本鬼子用刺刀挑破孕妇的肚子、抓起婴儿举到头顶再摔下来还要丧尽天良、泯灭人性，起码，死在日本鬼子刺刀下的孕妇和婴儿死得有尊严。至于凤凰卫视有没有这样说过我不清楚，但坊间是这样援引的——“这个粪便，不仅仅是喂给孩子的，是喂给弱势群体的，是喂给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是喂给道德的，是喂给功勋家庭的，是喂给中国法律的。”瞧，这脸打得多脆多响亮啊!
读武侠小说，我们常常读到这样一个场面——你从惨遭灭门的大祸中逃脱生机，后来练就一身武功，找到仇人正要报仇的时候，跳出一个和稀泥的老和尚，双手合十对你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阿弥陀佛!”老和尚是最坏的，没有杀他父没有夺他妻，别人再大的仇恨他都无关痛痒，他只要维稳来树立他的威信和地位，其他的不管那么多了。
界休的老和尚也一样，反正吃“异物”的又不是他，也不是他的孩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人家还是个孩子嘛，云云。于是，赔偿一点银子把这事翻过去了。若干年后，界休会有三个大佬，戴着墨镜抽着雪茄翘着二郎腿，刻意地咬着一口晋中口音，冲着一群老实人说：“你们算什么东西，我们一个出一万五，让你吃屎!”这是他们一生最荣耀的事了!
诸位知晓，7月4日，山西汾阳一名女生遭到八名未成年犯欺凌，被迫脱去上衣?诸位又知晓，7月23日，沐阳两未成年犯用弹弓将一个8岁女童眼睛打瞎，警方以人犯未成年不予立案，人犯家长连道歉都没有，甚至有知情人爆料，家长为安抚人犯被传讯后的情绪，在外面海吃一顿?诸位又知晓，近日宜春市法院一个判决书，女生被同校男生奸杀，法院判男生无期，赔偿五万五千元丧葬费?
这些未成年犯，法律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不，法律就没有为他们而设!他们有恃无恐，他们赶着年少去“让我们红尘作伴，潇潇洒洒”。即使判个无期又咋样?无期意味着顶多坐十多年牢就出来了，而被害者呢，永远死去了。什么时候，人命竟然这样不值?呜呼!贪千万者刑不过掏鸟窝者，谁能够再相信法律呢?
倘若余华以界休事件写《现实一种》，应该是这样写的，结局无非三种：让那三个人渣吃回去;杀了三个人渣;如果赔偿，应该赔三条人命的钱，算是抵死了。然而，《现实一种》不过是余华笔下的江湖，意淫的理想世界。一个三四岁的皮皮摔死了堂弟，怎么判?山峰将皮皮踢死，拿一个小孩来复仇，合理吗，合情吗，合法吗?然而，算了?余华写了一个死局，如果你是山峰，如何解局?
于是，我非常惧怕自己的孩子遭到霸凌，有好几次我去接孩子放学，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两个浑圆巨大的石球，就想，如果我的孩子遭到霸凌，我该将用施暴者的头颅在石头上撞出血浆来。请不要用道德来绑架我，除了我，什么法律也给不了我的孩子公道。
没错，自从私有制产生开始，这个社会就不公平。阎连科在《我与父辈》讲，一个农民翻墙企图强奸一个女知青被枪毙了，而一个知青强奸一个农村女孩，女孩自杀了，知青没什么事。一个强奸未遂被枪毙，一个强奸既遂且受害者自杀死了反而不抓。就因为城里人和农村人不一样。但总有人不接受这种不公平的现实，于是几千年来，我们在不公平中追求着相对的公平，甚至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文明社会，特别是底层人群，越是渴望法律能够体现公平，越是渴望执法者能够体现公正。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于是，才有了“布衣之怒”，用最朴素的方法来追求公平，你让我吃你也吃回去，你摔死了我儿子我把你踢死，你爸爸整死了我，我老婆报了案你爸爸也死了，就这样轮回着。可这样，不是一个文明社会，然而，又咋样呢?大老爷们，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还说法律还没有健全，那就健全去呀!
我曾经写过两篇小说，《大法师》和《我在为谁辩护》。《大法师》写了一个十四岁的未成年人杀了人，整天没事一样，还说法律也保护他，他的父亲将他和自己一起毒死，临死前，他父亲站在自家的围墙上大喊赎罪;《我在为谁辩护》写了一个少年在姐姐被奸杀后，因罪犯是未成年人而轻判，于是他去犯同样的罪，让律师在法庭上求法官判他死刑。他们同样的用自己的死来求修改法律，在我心里，他们都是殉道者。
很多人说，这个社会戾气越来越重，为什么呢?除了犯罪成本太低了，还有缺失公平公正，让这个社会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也许，余华写的不是“现实一种”，而是一则寓言，但文学不应该只写真善美，也不应该只反映社会现实，它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开一个良方。它让我们思考，让我们摸索，让我们改良，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这，也许是文学的一个社会担当吧。
你觉得呢?如果认同，我们敬余华一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