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红是我发小，她比我小三个月。
我家住在家属院的老四楼，月红家住在当时新建的新五层。老四楼在家属院最东边，新五层在家属院最西边，中间还隔着两栋筒子楼，以及一排小平房。这五栋房子，在上世纪90年代，装满了一个国营老厂百来户人家沉甸甸的生活。
我常常穿过平房、走过筒子楼，到月红家玩捉迷藏。我俩把她家大衣柜里的衣服，统统扔到床上，再藏在一堆衣服中间。月红妈每每下班回来，看到满地狼藉的衣服，都气得要骂娘。而月红总能在她妈开骂前，快速拉着我，冲出家门，一溜烟跑老远。空留月红妈的声音，在单元楼里回响。
月红妈很“洋货”。在那个刚开始流行一步裙的年代里，她妈就紧跟潮流。我的印象里，月红妈总是穿在一步裙里、踩着粗高跟、头发梳成挂耳的小波浪。高跟鞋与地面的碰撞声，“咯噔咯噔”特别好听。而我最初对“洋货”的理解，就来自于月红妈的一步裙、小波浪，还有束腹裤。
一次，我在月红家玩，她妈毫不避讳地在我和月红面前穿起了束腹裤。月红妈将一块黑色的布围在肚子上，那布的两端，分别穿着两条红带子，她使劲拽着两条红带子，直到将肚皮完全塞进那一围黑布里，再将红带子在肚子上打个结，是个好看的蝴蝶结。那两根红带子系在那一围黑布上，特别耀眼。
月红爸手很巧。她爸给她买了套《十万个为什么》，为了安放这套书，还动手给她打了个木制书架。书架完工的那个下午，我就在她家。我羡慕地看着月红郑重其事地把《十万个为什么》放上那个崭新的书架。
我们读的小学，离家有两公里远。那时，家属院里的孩子们都结伴上学，大的带小的，走成一排，颇为壮观。而月红爸，总是把她放在自行车后座上，一天四趟接送，风雨无阻。月红坐在她爸那辆二八自行车上，每次经过我们的队伍，都会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看着月红两条俏皮的小辫子，在风中欢快地跳舞，然后慢慢消失在视线中。
小学毕业后，我和月红读了不同的中学，开始应付学业、结交新朋友。我俩都在各自的生活中忙碌着，偶尔在家属院里遇见，也总是匆匆打个招呼就走了。再后来，我到合肥读书，月红在本地读书，见面就更少了。
大二的暑假，我从学校回到家，发现月红妈坐在我家客厅里。
月红妈是到我家借钱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国营企业改革的浪潮中，我妈他们那个国营老厂改制重组。我妈因为年长几岁，在政策范围内提前办理了退休。月红妈下岗后，一时没找着工作，偶尔会到我家借钱。我家虽然也不太宽裕，但我妈每次都不会让月红妈空手而归。我妈说，月红妈总能在月红爸发工资那天准时还钱，一天不差。
我参加工作那年，在家属院里遇到月红妈。青丝已转白发，还是梳得精致，身上还是一步裙，已经洗得泛了白。
月红妈再一次到我家借钱的时候，月红爸已经不在了。月红妈到了退休年龄，每月有着固定收入。可月红就在那时辞了职。月红专科毕业后，在一家大型商场做会计。为让女儿捧上“铁饭碗”，在月红妈的强烈建议下，月红辞了职，走上考编之路。
月红考了几年，终于如愿，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做会计。
家属院拆迁后，月红家分到了一套小两居，搬到了市郊的回迁房。去年冬天，我陪父母回老家办事。在回迁小区里，月红牵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与我迎面走来。我伸手跟她打招呼，她愣在原地，嘴角轻轻牵出一个熟悉又灿烂的笑容。
月红，我的发小，她的笑容，就这样融化在故乡冬日的暖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