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乡下，物质生活是极其贫乏的。父亲因病早逝，丢下母亲和我们姐弟五人艰难度日。那时干大集体，我家缺少劳力，凭工分分得的那点粮食，根本无法解决全家人温饱问题，于是，母亲便让我们去挖野菜充饥。
起初我并不情愿。同村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我却提着竹篮，握着锈迹斑斑的小铲，在田埂上寻找野菜。阳光晒得人发昏，野草的气味又腥又涩，钻进鼻孔里，异常难闻。然而，脸皮终究熬不过肚皮，时间一长，我便认得了各色各样的野菜。
荠菜是最先认识的。叶子呈锯齿状，伏地而生，开小白花。母亲说它性子温和，拌豆腐最佳。马齿苋肥厚多汁，茎泛微红，烫熟了用蒜泥凉拌，竟有些肉的味道。蒲公英叶子苦，但根茎洗净晒干可煮着吃;灰灰菜要掐嫩尖，老了的便涩如嚼糠。至于蕨菜，初生的拳芽最嫩，过几日舒展开来，便干硬到只配喂猪了。
最喜雨后跟随大姐她们去三十亩荒滩地挖野菜。湿润的泥土里，野菜争先恐后地冒出头。大姐眼尖，总能发现隐蔽处的野苋菜。那菜叶背面紫红，炒出来汤汁也是胭脂色，拌在粥里，寡淡的稀饭顿时活色生香，我们管这叫“神仙汤”。
挖野菜看似简单，也有险遭不测的时候。有次二姐误食了毒芹，脸肿如斗，上吐下泻，幸而赤脚医生用土方子将她救了回来。自此我们见了形似芹菜的野草，必先掐断茎秆闻一下气味——毒芹有股刺鼻的臭味。母亲告诉我们辨别经验：“叶子发亮，杆中空空，味道发臭的野菜，千万别碰。”
那天挖野菜，我发现一株植物，茎上结着红艳艳的小果。便问大姐能不能吃?大姐掰开果实，乳白色汁液渗出来，沾在手上黏糊糊的。
“不能吃。”大姐断言，“你瞧这汁水这么浑浊发臭，十有八九有毒。”后来，我查阅资料才知道，那叫泽漆，全株有毒。幸亏当时没吃，才躲过一劫。
夏日午后，野地里蒸腾着热气。我们蹲在田沟阴凉处，把挖来的野菜分类。根茎肥大的留给母亲腌渍，嫩叶现吃，老叶晒干准备过冬食用。
野菜的滋味，其实多半苦涩。但母亲总有法子化腐朽为神奇。马兰头拌香干，滴两滴宝贵的香油;荠菜剁碎和玉米面贴饼子;灰灰菜焯水后挤干，用盐和辣椒末腌成咸菜。最难忘的是那年除夕，母亲竟用晒干的蕨菜和黄豆炖出“假红烧肉”，我们吃得满嘴油光——其实不过是比平时多放了一勺猪油。
冬日里野菜绝迹，我们便翻出晒干的存货。灰灰菜、蒲公英根，在石磨里磨成粉，掺进面粉里擀面条。有次从墙角发现半口袋遗忘的野苋菜干，如获至宝。母亲用它煮粥，那抹紫红在严寒的冬天里格外鲜艳，仿佛把温暖的春天又拽回到饭桌上。
开春青黄不接时，野菜便是救命稻草。记得有年旱灾，庄稼歉收，周边的野菜早被挖完了。我们每天去更远的荒坡地上寻野菜，有时竟要走二十多里路。回来时星斗满天，篮子里却只有几把瘦弱的苦苣菜。母亲不说话，把菜反复淘洗，用仅剩的玉米面放在一起熬野菜糊。那晚的饭桌上，她把自己的份儿分给我们，说白天里在外面吃过了。后来才知，她所谓的“饭”，不过是一碗盐水。
野菜吃多了，人也带些野气。我们皮肤黝黑，手脚灵便，能一眼分辨麦苗和野韭菜的差别。有次在公社小学窗外偷听讲课，老师正教“草木皆兵”，我们几个扒着窗台笑出声来，人间草木分明是饥饿中的粮草，怎么会是兵呢?
最快乐的莫过于夏秋之交，雨水丰沛，野菜疯长。这时节母亲允许我们留些野菜换零钱。我和大姐把最水灵的荠菜扎成小把，走十五里路到镇上卖。回来时买一包盐，余下的换成水果糖，藏在篮子底下避人耳目。到家后，大姐给弟妹每人一颗，她自己只舔舔糖纸，便算尝过甜味了。
如今想来，那些野菜何止填饱肚子。荠菜教我隐忍，马齿苋示我柔韧，苦苣菜令人忆苦思甜。而母亲，分明是把黄连般的日子，熬出了苦尽甘来的滋味。
后来日子渐好，很少再吃野菜。但每年春天，我仍会去野外采些嫩荠菜。母亲老了，牙口不好，我便把菜叶剁得极碎，拌上豆腐，淋些香油。她吃着吃着，忽然说：“现在的荠菜，怎不如从前香了?”
我低头喝汤，没敢说破——不是野菜变了，而是现在的生活太甜，反倒尝不出野菜的真味了。
那些饥肠辘辘的岁月里，野菜是活命的恩人;如今衣食无忧，它倒成了忆苦的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