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本来我们以为阿房宫已被项羽烧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一群考古队员发现了问题——没有“焦土”，他们在阿房宫旧址土层中没有看出任何焚烧的痕迹。为啥不烧呢?我能感到考古队员们的纳闷，烧是正常的，不烧是不正常的，他们继续探索，终于释然：原来，阿房宫从未真正落成，秦始皇，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他未能住进这座“豪宅”。
项羽的纵火罪依然成立，但他所烧的只是咸阳宫殿而已。该老兄在历史上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魄力非凡的一把火，如今考古学家断定他烧错了，我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他的江湖地位。
在古代中国，焚烧“罗马”一向是英雄志向，那些反叛者，昔为贼寇，今为君王，最能抒发他们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的就是一场冲天大火，二十四史上，大火抹去了咸阳，抹去了长安，抹去了洛阳，抹去了江陵，抹去了元大都……
一切都抹去，然后一切重新开始。这是放火英雄们的逻辑，我不敢非议。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逻辑的结果，结果就是我们这大地之上，有一块命中注定的大橡皮，随写随擦抹，被抹者不暇自哀，后人亦不哀之，后人不哀之自然坚决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抹后人也。
中国人有很多对自己的错误看法，其中之一是认为自己热爱历史、非常恋旧，这显然是错的。当年孔夫子早就看出我们是善忘的一群，是忘事儿特快也特爽的一群，所以他老人家苦口婆心、絮絮叨叨，讲的就是反遗忘、反纵火。我们听的年头儿长了，真以为自己打从骨子里就是守旧派，其实只是时机不到而已，时机到了，大家不是齐发一声喊，连孔家店也一并打倒了，欢欢喜喜忘他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于是，在一个唐朝诗人的笔下，阿房宫被焚烧，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想象中，它被无数次地烧，仅仅是由于一场虚构的壮丽大火，我们才记住了这座天上人间的宫殿，我们记住它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已被我们毁灭，而毁灭即是“正义”。
我们就是这么“记忆”的，这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忆”。
但阿房宫竟不曾被烧。看了有关这一发现的报道，我觉得报道者字里行间的反应并非庆幸和欣喜，而是有点扫兴。项羽这位先生令人失望，阿房宫都没烧过，他算哪门子“英雄”?而自唐代以来我们一直凑着的历史大热闹原来只是花样文章而已，这岂不扫兴?
当埃及的法老们完蛋时，我们必去拆除金字塔，当秦始皇、秦二世完蛋时，我们当然会烧阿房宫。阿房宫没有烧成，那仅仅因为它不值得烧，它只是一片烂尾楼，枯竭的秦朝财政已经付不起工程款，它还没有成为大地上的奇迹。
于是，项羽和橡皮放过了它，把它遗弃给了时间和风雨。
把遗产献给“世界”
本来想谈《吕氏春秋》，但近日尘心大动，多看了几眼电视和报纸，回头再谈什么《吕氏春秋》就觉得不合时宜。时之宜也的日子应是有一天巴黎来人，宣布将《吕氏春秋》列入世界纸质文化遗产，可惜到那时也轮不到我谈了，自然有记者把闷得发了霉的专家翻出来晾晒，一边诚恳地问：《吕氏春秋》是啥东东?
这个日子暂时不会来，因为巴黎方面还没有把印在纸上的文字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意思，毕竟，咱们暂时还没能发明出一种办法，像拆掉一座建筑或解散一个剧院一样让一部书在天地间转瞬消失。 当然，咱们同时也发明了一些办法，力图使某座建筑或某个剧院不致消失，其中之一，就是把洋人请来，请他们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宣布，这可不只是你们家的，这是全人类的，可不能乱糟蹋。
这个办法迄今大致有效。事实上，该办法用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有效，比如，今天就有小两口打了架鸡飞狗跳，二人分别摔门离家，轮流致电本老哥，互相诋毁、控诉，决意一拍而两散。老哥俺心中窃喜，自知晚饭有了着落也，遂喝道：都给我回家，做某菜，备某酒，待老哥前去了断。
进了门，见夫妻如乌眼之鸡，酒菜却已备好，本老哥大刺刺上坐，边撮边吆喝，翻来复去，不过两句话：
尔知不知他(她)乃举世无双之宝贝?! 尔知不知尔甩了他(她)众人立时狂喜而抢之? 如是者重复一百二十多遍，二人终于相视无语凝咽，目光且甜且酸且热，如看一大金砖，本老哥酒足饭饱，悄然溜之，走在街上，叹曰：
噫!本老哥之于该夫妻，正如巴黎之于咱们和遗产，有些事别人不吆喝，自己便要胡折腾也。 但话说回来，该办法有效，也有限。俺去日本时，事先备了份“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按图索骥，游园子逛庙，见处处修缮精心，也不见穷凶极恶大开发之状;只是日本人终究是“小”，比较缺乏世界眼光，所到之处，几乎无人提起巴黎认为此地如何如何是个宝，要吹牛也只说此乃敝国“文化财”，言语之间，是一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模样，别人的吆喝倒是可有，也可没有。
“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看电视也看到了一个咱们的例子，那是在北京，一户人家为明末咱们民族的英雄袁崇焕守墓，代代相传，三百余年以迄于今，结果呢，终于还是海枯了、石烂了、拆迁了，被赶进八竿子打不着的楼房里去了。
电视里，最后的守墓者涕泪横流，哀痛欲绝，我看着她，无话可说。
说什么呢?如果咱们已经失去了对永恒、对长久、对先人、对自身之来源的起码的尊重，那么，咱们也只好收拾一点先人的遗产献给“世界”算了。
办公室里的屈原
《离骚》，古今第一大牢骚也。 据说，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照我看来，屈原丝毫不浪漫，《离骚》里，该同志官场失意，就开始失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换上奇装异服，并戒了大吃大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就天上地下一通乱转，把古圣先贤、八方神仙全都请教一遍，阵势弄得极“浪漫”，但那“抒情旋律”七弯八绕，始终不离最实际的问题：怎么办?调离、跳槽还是留下来、熬到底?是从此放松了思想改造还是继续严格要求自己? 多年前看过《离骚》，只觉得它像一座热带植物园，充满稀奇古怪的花木。如今再看，已是人到中年，这才发现它是有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意义，这意义简单地说就在“进退出处”之间，四字如四面铁壁，牢笼多少灵魂。而屈原的天马行空其实也是狮螺壳里的道场，正在那儿焦虑地挠墙。
这些话不该说，想必很多人不爱听，至少粽子厂不高兴。但我已经不打算吃粽子，粽子厂的心情与我无关。反正粽子总会有人吃，比如老公有了情人或包了二奶，那就不妨在端午节买几个，一边吃，一边长吁短叹读《离骚》，正所谓情景交融。 ——《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汉儒讲《诗经》，“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明明是想那小妹妹想得睡不着，硬解成心里惦着领导，生生熬出了失眠症!这种奇怪诠释纯属不说人话。现在重读《离骚》，我觉得该思路恐怕是受了屈原启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话里话外，眉头心头，直把大王比成了老公，当自己是怨妇;每看到此等处，我便欲掩卷叹息：何必呢，何必呢，离婚就是了。
但屈原终究伟大，他唱出了中国人恒久的心病;在我们的男权社会，没有男人喜欢人家把自己当成女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美人芳草”的诗学传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男人们见了女人还是男人，见了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男人，马上就在心里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女人。
然后呢，就自恋，就发牢骚。于是每间办公室里都可能有屈原：上司昏聩，小人当道，俺这正派能干的人儿兮，偏不受重用……
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
孟子有理想，但有时他会遇见比他更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比如那日，酒席散了，他的弟子彭更借酒撒疯提意见：像您老人家这样，几十辆车开着，数百弟子跟着，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这、这也太过分了吧?
孟子的表情我们看不见，但我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平静如水，他答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只要有真理，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舜也没客气，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
——孟老先生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你马上抬出个舜来，舜王爷是大圣人，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就好比人家一批评我我就说他是要批评托尔斯泰，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又是什么呢?
所以，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唬住，说了一句话直指要害：“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这是惊雷，两千年来响在儒生和知识分子的噩梦里：你们这帮家伙，不劳动白吃饭，不行! 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他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守精神家园，也算是一份工作，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
彭更愣了一会儿，忽然，他更生气了：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
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孟子》。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但紧接着他又宣布，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那也是可耻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搀杂任何世俗考量，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想着挣版税。 两千年前的那一天，孟子面对这个弟子，他一定感到极为孤独和疲倦，这位彭更在那一刻远比孟子强大，他同时占领了两大高地，居高临下，胜券在握，而孟子的任何辩解听上去都像是陷入重围的徒劳挣扎。
——一方面，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另一方面，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你为什么不纯粹为什么为稻梁谋?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 两大高地绵延不断，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存。“*”中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他们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面对后一种责难，孟子的回答是苍白无力的，他实际上说：请你读我的书，你不应追究我的动机，就好比你尽管吃鸡蛋而不要去审查下蛋的母鸡。这当然不行，有时审查母鸡是必要的，两千年前的那天，如果换了我，我宁愿如此回答那位彭更先生： 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都终究离不开人要吃饭这个事实，他的思想、想象和精神是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艰难搏斗的成果，即使是佛，也要历经磨难方成正果，而人，他是带着满身的伤带着他的罪思想着，思想者丑陋，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
——我知道我也不能说服他，这个叫彭更的人，他是比孟子更强大的先知，他的激情和理想有着更持久的力量，那就是，不管以劳动伦理的名义还是以精神纯洁性的名义，剿灭人类的精神生活。
独不可以舍我
古时，越人活动于今之浙江，卧薪尝胆，施美人计，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深、比较忍、比较狠。但越人当初也曾生猛，断发文身，不高兴就杀人。比如有一段时间，越人热衷于一项有趣的活动，就是杀他们的国王，杀了一个又一个，连着杀了三个。杀国王这件事不算有趣，有趣的是，杀完了一个，兄弟们消了气，又开始着急，没有国王怎么行?于是连忙张罗着再找一个。
显然，越人的国王基本上是养来杀的，近似于家禽家畜。于是，有任职资格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有一天大家伙儿呼啸而来，宣布他是王。就这样，第三个倒霉蛋又被杀死了，消息传来，一个名叫“搜”的王子掐指一算，这回怎么着也该轮到我了。谁都不想当家畜，搜也不想，于是开了后门，一溜烟上了山藏进了山洞。
但是，该王子的名字就没起好，他偏偏叫“搜”，他要叫“溜”事情或许就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越人杀完了一个国王，第二天一觉醒来，心里空空荡荡，果然就成群结伙地跑来拥戴王子搜，进门一看，新王跑了，这还得了，搜!
于是就搜。当然很快就搜到了，一群“粉丝”呼啦啦跪在山洞口，苦苦哀求：
出来吧出来吧，我们的王我们的哥哥我们的偶像!
但王子搜躲在山洞里，千呼万唤不露头。渐渐地，越人的脾气又上来了：不出来?好，架上柴火，熏他!
这些可爱的越人也不想想他们的新王很可能会变成熏肉，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国王，这卑微而真诚的心愿怎能得不到满足?
当然，王子搜出来了，换了我我也得出来，人群向他欢呼，他被架上国王华丽的马车，没人征求他的意见，问问他想不想当国王，他已经是王。 可怜的“搜”，他孤立无援地站在车上，“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那意思是：老天爷呀，你咋就偏偏不肯放过我呢?
——这个故事载于《吕氏春秋》，我们的相国吕不韦大人由此得出教训曰：人不可以国伤其生，就是说要是需要搭上一条小命，那么给你个国王也别干。
这种鸡贼“顺生论”如今大行其道，我对此无话可说，只能祝大家长命百岁，好好活着，别费心去想活着值得还是不值得。但就王子搜来说，我觉得吕大人是误解他了，他其实不是怕死，他的逃避和挣扎包含着一个问题：我能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能不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生活?能不能“自由”? 这实际上就是个日子值得不值得过的问题，当然，对王子搜来说，结论是不能。那么也就只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了。
所以，在古代中国，悲剧是有的，就在王子搜绝望的“仰天而呼”当中。 至于越人，谁都看得出他们的后裔已经遍布于这片大地的每个角落。
寡人有疾
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又爱钱、又好色，火气又大，对这样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孟轲先生说，好啊，只要百姓吃得饱，只要街上没有老姑娘和老光棍儿，只要一怒而能安天下，那么，您就好货、好色、好勇吧。 读《论语》，我觉得孔子是老人，平和，看清了世间事，当然也有点老人的怪脾气。读《孟子》，我觉得那铿锵的声音出自中年人，他威严、精悍，他必定长一脸络腮胡子，他锐利地盯着你，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以雄辩的言辞考验和召唤你的良心。 孟子是那个时代的良心。孔子生活在他所想像的落日余晖中，而在孟子面前，茫茫长夜已降临，“上下交征利”，“率兽而食人”——在鲁迅之前两千二百多年，孟子就以“吃人”的意象断定社会的*本质。也正因为暗夜当前，孟子激烈而坚定，他把一种行动的理想主义气质注入孔子开创的传统：“仁义”不仅是源于古老记忆的价值，而且成为一种必须为之战斗的社会理想。
对气大声宏的“理想主义者”，我一向怀有疑虑。理想主义是美的，一个人很可能仅仅因为理想主义的美才成为理想主义者，所以当今的“理想主义者”学中文的居多，结果呢，我们看到的大抵是作秀而已。所以，我真正尊敬的理想主义者为数甚少，孟子是其中之一。该先生东奔西走，见过了一连串儿君王，从不谄媚，从未卑怯，他永远居高临下——大众欣赏和热爱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说话的人，比如台上的明星或屏幕上的专家或骂人的作家，但君王们可没有这种自我作践的癖好，所以，孟子的居高临下是危险的，他竟履险如夷。
这需要真正的勇气，而孟子从不缺乏勇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在古代儒生身上时有所见，他们是真的不怕，不仅因为他们胆儿大，更因为他们从孟子那里传承着一个根本信念：在君王的权威之上，另有道德和伦理的权威，凭依着这种权威，他们英勇无畏地捍卫人类生活的基本权利，比如不挨饿，不被欺负，不被人吃。
那些儒生已被忘掉，只有孟子，尽管我们努力忘掉他，他那机智、热情，或严厉如坚金的声音在汉语中依然回响：“五十步笑百步”、“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君子远庖厨”、“与民同乐”、“国人皆曰可杀”……
但响声最大的，可能还是孟子的对话者诚恳的声音：俺有毛病，俺好钱，俺有毛病，俺好色，俺有毛病，俺见了穷人、弱者或者想起远在天边的外国人就压不住火儿，怎么办呢?
孟子沉默。
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
宋襄公站在河边，看着楚国的大军过河。那是阴历十一月，两千六百年前那条名为泓水的河尚未封冻，他身边的谋臣看着敌军在冰冷的河水中艰难行进，急道：
打吧，打吧，痛打落水狗啊。
但宋襄公不动，他说：“君子不乘人之危。” 敌军爬上来了，在岸边乱哄哄地集结，襄公的参谋长更急了：
打呀，打呀，还等什么，黄瓜菜都要凉了! 襄公不动，他说：“君子不鼓不成列”——绅士不攻击没有摆好架势的敌人。
这件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宋军大败，襄公负伤而逃，不久郁郁而死。
该故事我是在七八岁时读到的，我读懂了，我知道写下这个故事的人是要教育我：一定要乘人之危，否则屁股上就会中一箭而且大家都会笑你活该。今天，闲着没事儿翻《左传》，又读到这个故事，我的体会更为深入，我还是认为宋襄公很愚蠢，他当然没有蠢到不想在战斗中取胜，他的愚蠢在于他想用体面的方式取胜。
所以，公元前六三八年这一战留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手段和过程是无所谓的，只要我们能够达到目的。
对此我当然不能非议，那样的话所有决心弘扬狼的精神的同胞们都会看不起我，我要是不幸倒霉或失败也肯定没人同情。但是，你知道，我还是个武侠小说迷，我忍不住要对泓水之战做另一种想象： 宋襄公是绝世的高手，他站在高高的岸边，披襟当风，看着他的对手在河里狗刨。这时，他的徒弟急道：
师父，动手吧，发掌心雷劈他，用一阳指点他，拿梅花镖射他!
这时他会怎么样?他会说：君子不乘人之危。 说这话时，宋大侠白衣胜雪而且飘飘。
同理，他一定会等下去，等对方晒干了衣服，站起来，走到他的面前。开打之前还得问一声歇好了吗?
——是的，他必须这样，这样我们才觉得是对的，这才是他绝世的风姿，否则他和一个市井无赖有什么区别? 但为什么，宋襄公在公元前638年的那一天成了蠢货，而在2006年一个武侠小说迷的想象中会成为英雄呢?
今天中午，晒着太阳，我和楼下的李大爷探讨了这个问题，李大爷正遛狗呢，他的狗尊号球球，看上去正是一只可爱的毛球，该球每见了我都呲牙咧嘴，极为勇猛，但据李大爷揭发，实际上这厮胆小得很，见到面目雄壮的陈哥尾巴便摇得花枝招展，“你呀，面善。”——不说狗了，且说人事，李大爷听了我的疑惑，沉吟半晌，问，那打仗的时候，是宋什么人多还是人家人多?
噢，我忘了，当时宋襄公的参谋长对形势做过评估，叫“敌众我寡”。
李大爷又想想，说，那比武的时候是宋什么的武艺高还是人家武艺高?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宋大侠武艺高。
李大爷曰：球球，咱回家了，让你李叔好好想想。
不用想，这就叫醍醐灌顶啊，我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症结：宋襄公在这场战争中是弱者，所以，他必须按弱者的逻辑行事，不能思考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能温良恭俭让，只有当他是个强者时，他才会留意姿态、程序、自尊之类的审美和伦理问题，才会在追求目的时坚持手段的正当和体面，坚持他的价值观他对正义的信念，哪怕他可能会因此遭了暗算，因此失败和倒霉。
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弱者的哲学，武侠小说教给我们的是强者的哲学。那么我该信谁的呢?当然是历史。我是武侠小说迷，可我也知道武侠小说探讨和想象的其实是生活中的“不可能”，那些大侠们，从小说里走出来就全是宋襄公。
得了李大爷的启发和教导，我踏实了，打算回去睡个午觉，但是，这一觉终于没有睡成，因为我忽然想起，如果每个人都受了教育，决心实行弱者的哲学，时刻感觉寡不敌众而不择手段，那么结果会如何呢?是不是我们就会在每一场战斗中胜利?我们都胜利了失败者又在哪儿呢?那些失败者是不是就该像块肉一样无怨无悔地被吞下去?或者说，如果我们集体实行弱者的哲学我们会不会就真的集体变成强者?
所以，古书读多了不是好事，午觉睡不成而且变糊涂。比如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以来被我们的知识分子百年如一日地洒狗血，批评古人讲文明、讲礼义，温文尔雅，个个都是宋襄公，完全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竞争要求，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但现在我怀疑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否读过中国书，鲁迅是读过的，而且读通了，但据他说只读出两个可怕的字，那两个字其实也就是如今大行其道的狼的精神，就是要知道肉在哪儿，该出爪时就出爪，别管什么风度和信念。
当然，即使在阐述弱者的哲学，知识分子们也是铿锵雄壮、深沉智慧，不会像我这么俗，比如，关于肉在哪儿的问题，我好几次看见我们的学者纵论天下大势时征引一句西哲名言加以阐述，大意是，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利益”也就是狼眼里的肉。他们说的时候其状如肉在口。
我不敢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怕他们以为我会抢肉，当然我也永远不会和他们做朋友，但是第一，这句话据他们说是邱吉尔所言，我记得似乎是十九世纪一位英国首相说的，本来想查查，但查洋书是他们的特长，建议他们去查。第二，我也建议他们顺便把邱吉尔当年当上首相时的广播讲话也重读一遍。那时希特勒已经席卷欧洲大陆，聪明人都该为了自己“永恒的利益”赶紧设法和新主子搞好关系，但邱吉尔说，他要傻到底、干到底，干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寸土地——也是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