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经常上网，你或许会留意到李子柒与刘亮程，这两个人在网上实在是太“火”了。
李子柒的视频里展示的生活日常，一下子便勾起了隐藏于大众心底里的乡愁;刘亮程是一名作家，因写作《一个人的村庄》而一举成名，在纪录片《文学的日常》里，他一边种地，一边写作，同样令许多在城市里打拼的人们心驰神往。
耕读与田园，是这两个人的共同主题。在当今现代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对诗意田园的向往似乎也在萌动与复兴。而1600多年前，生活于东晋的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又有“田园诗人”的美誉。
陶渊明在他的诗文里，已经真实地做了记录，由于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他的耕读生活不仅没有李子柒的富足与诗意，也没有刘亮程的安稳与闲适。
可能在一般人的意识里，陶渊明作为名门之后，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小吏，亲朋中也不乏富贵之人，再穷也穷不到哪里去。梁启超在言及此事时却说过，寻常诗人无病呻吟，大半言过其实，一般都不敢轻信，但陶渊明是一位最真的人，你却不能不信，“他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
以出仕与辞官为标志，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可以区分为两段。29岁之前，陶渊明尚未出仕，作为世家子弟，他的生活重心应该是读书与学习，当然，间或可能也有田间劳作之类的活动，但这实在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田园生活。陶渊明41岁时，从彭泽县令的任上辞官归隐，此后直到他的离世，共约20多年的时间，陶渊明都是在故乡过着自耕自种、饮酒读书的生活。以写作《归去来兮辞》为标志，这才是陶渊明出于个人主动选择且名副其实的田园生活。
苏东坡曾经说过，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但今天在读他的作品时，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得到，他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必定也经过一番彷徨与挣扎。
对陶渊明辞官归隐动机，在他的诗文中多有涉及，历史上也大致有过四种说法。一是“固穷”说。在陶渊明的现存诗文中，涉及“固穷”、“安贫”这一主题的，约占三分之一。陶渊明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陶渊明并不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二是“守拙”说。陶渊明觉得自己不谙官场之道，不懂得投机取巧，做不到八面玲珑，更不屑于尔虞我诈，只有简单、朴素、自然的田园生活，才最适合于自己。三是“任真”说。陶渊明最为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任真”与“自然”，无论待人还是处事，都是率性而为，认真自我，不违本心，而且一辈子都是如此，这也是他最难能可贵、也最为人佩服的地方。四是“忠义”说。这是后世的人为陶渊明戴上的一顶冠冕，说他辞官归隐是出于对晋室的忠诚、即不事二主。但这个说法有点牵强，魏晋时代弱肉强食，城头大王旗变幻，改朝换代频繁发生，作为一名层级较低的官员，其政治态度与政治立场其实无足轻重。陶渊明辞官与归隐，说不定还有规避风险、保全性命的考虑呢。
千古美文《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不久后写作的。这篇文章标志着陶渊明对政治、社会与人生都有了明确的看法，个人在思想上也已进入了成熟稳定期。在该文序言中，陶渊明交代了写作的缘由以及辞官的原因。他说自己之所以出仕，皆因耕种收获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而做官则有着一份稳定的收入，但同时他也无奈地意识到，自己被迫跟着做官场的应酬往来，都是为了果腹而强迫自己，实在有愧于自己一直以来的志向。加上妹妹在武昌去世，陶渊明想去奔丧，又碰上督邮视察挑剔苛责，便一气之下，辞官而去。序言中的这个解释，加上其它诗文里的相关内容，与历史上的“固穷”“守拙”“任真”的说法是一致的。
在我个人看来，《归去来兮辞》可视为《桃花源记》的姊妹篇，只不过一篇是写个人生活的理想，另一篇是写大同社会的理想。在《归去来兮辞》的正文中，陶渊明开篇便发出呐喊，“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继而又痛责自己，“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然后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作者的生活理想。可以说，在《归去来兮辞》营造的情景里，陶渊明正像一只挣脱牢笼的小鸟终于获得自由，又像一条跳脱湖水的大鱼急于回到故渊，如果用一路欢歌来形容此时的陶渊明，定然再也合适不过，也确乎毫不夸张。
陶渊明的耕读生活，其实有苦也有乐，他的田园世界，真是有诗意也有无奈，此后二十多年的际遇、田耕生活的艰难，更是远远超出了他在《归去来兮辞》里的文学想象。
大概就在陶渊明辞官归来的第二年，他便写作了《归田园居》，反省过去，思索未来。在这几首诗里，他回顾了前几十年的生活，谈到了自己的个性与爱好，“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还讲到了脱离官场的轻松，以及躬耕田园的快乐，“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初归田园的这一段时间，陶渊明暂时还没出现经济上的压力，生活上也相对较为安定，也没发生过天灾人祸之类的事情，因此陶渊明在诗文里表现出来的心情，自然是愉快和轻松的。
但生活的宁静不久就被打破了。大约在陶渊明回到故乡归隐的第三年，正值夏天，烈日炎炎，一把无情的大火，把他仅有的七八间房屋全部烧毁了，而且粮食也来不及转移。“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陶渊明一家只好饿着肚子，暂时栖身于船上。这样子过了几个月，陶渊明才重新搭建了几间茅庐，也没有再回原来的地方，而是搬家到了“南村”这个地方。因为邻居中有几位谈得来的“素心人”，能够做到“奇文共欣赏”，所以陶渊明依然感到称心满意。
陶渊明的诗文中，关于劳作的约占三分之一;陶渊明22年的归隐生活，也约占其一生的三分之一。耕与读，是陶渊明归隐生活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陶渊明诗文记录的归隐生活，也都是重复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深山负薪，东篱采菊，壶浆劳邻，柳下读书、登高赋诗、饮酒欢宴、逗儿弄孙等种种生活场景。陶渊明一直在思考，没有辛勤的劳动，便无法取得生存下去的衣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对农人抱有深深的同情，感慨耕耘之营生不易，“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他不回避自己耕作不精、收获不多的尴尬，“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炎火屡焚如，冥蜮恣中田”;他坦言归隐生活经受了种种苦困，时常吃不饱、穿不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但他也有耕耘之余的读书快乐，以及亲朋故友的相聚之情，“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出，虽然他安于贫困、淡泊功名、不慕富贵，但其实他在思想上也有过摇摆，有过矛盾。对于自己的选择，他曾对家人表示过遗憾，“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岁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作为五个孩子的父亲，他为不能给孩子们提供更好一点的生活条件感到愧疚，“汝辈稚小家贫，每役茶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名门之后，陶渊明有大济苍生的抱负，但现实中的自己却一事无成，还不得不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其内心的纠结可想而知，“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但陶渊明从未对自己的选择感到过后悔，他最终克服了思想上的摇摆，卸下了背负于精神上的所有包袱，学会了辩证地看待进与退、仕与隐、贫与富，始终坚持从心出发，顺其自然，安贫乐道，不仅求得了自己内心的和谐与宁静，也实现了生命境界的自我超越，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名副其实的耕读者。
孟子说，“士之仕，犹农夫之耕也”，故“不耕不可”，中国人历来也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历史上也有很多读书人把“耕读”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陶渊明则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最真实的“耕读者”之一，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是22年的耕读生活成就了陶渊明。
后人称赞他，荣利不足以易其守，声味不足以累其真，文辞不足以溺其志，此陶渊明也!又说，没有晚年之耕读，便无星光灿烂陶渊明，此亦真言矣!
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出，虽然他安于贫困、淡泊功名、不慕富贵，但其实他在思想上也有过摇摆，有过矛盾。对于自己的选择，他曾对家人表示过遗憾，“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岁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作为五个孩子的父亲，他为不能给孩子们提供更好一点的生活条件感到愧疚，“汝辈稚小家贫，每役茶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名门之后，陶渊明有大济苍生的抱负，但现实中的自己却一事无成，还不得不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其内心的纠结可想而知，“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但陶渊明从未对自己的选择感到过后悔，他最终克服了思想上的摇摆，卸下了背负于精神上的所有包袱，学会了辩证地看待进与退、仕与隐、贫与富，始终坚持从心出发，顺其自然，安贫乐道，不仅求得了自己内心的和谐与宁静，也实现了生命境界的自我超越，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名副其实的耕读者。
孟子说，“士之仕，犹农夫之耕也”，故“不耕不可”，中国人历来也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历史上也有很多读书人把“耕读”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陶渊明则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最真实的“耕读者”之一，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是22年的耕读生活成就了陶渊明。
后人称赞他，荣利不足以易其守，声味不足以累其真，文辞不足以溺其志，此陶渊明也!又说，没有晚年之耕读，便无星光灿烂陶渊明，此亦真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