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77年6月至1982年12月先后在西合营、南杨庄两个公社工作。这个时期正是“文革”结束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改革开放的交汇时期。也是党和国家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转折期。
1976年5月，随着横涧大队调整领导班子，我被选拔为大队会计兼统计，6月底西合营公社秘书及相关人员在审核各大队上报的国民经济发展及农、林、牧、副生产情况半年报时，发现由我负责统计的横涧大队1976年半年报，工工整整、无错报漏报，无数字逻辑错误。由此在当时公社领导们的心里对我有了好感。到了当年12月底公社进行年报统计审核汇总中，我就被临时抽调到公社协助完成这项工作。经过几天认真细致紧张的工作，很好地完成并提前上报到县统计局。此时公社正缺一名广播编辑，由于自己工作得到了领导们的赏识，公社行政秘书刘满义就推荐我为候选人之一，后经当时在我大队包队的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淑琴考察，并上报公社党委批准，同意我到公社担任广播站编辑，并协助秘书工作，为半脱产人员，每天由大队记一个工10分，公社给补助0.5元现金作为伙食补贴。
那个年代的天空，似乎比现在更加高远而清澈，而脚下的土地，则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希望。虽然公社选拔我只是个半脱产工作人员，但对于像我这样的农村青年而言，走出熟悉的田野，踏入公社的大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一次个人命运的重要转折。它不仅是生活环境的巨大转变，也是一种无上的荣耀，更是自己一次心灵与理想的飞跃。更重要的是为实现个人价值放飞自我，为国家建设奉献自我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1977年6月1日是我正式到西合营公社工作。这天，我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也有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眷恋。当我看到父母送我出门那一刻的目光时，使我看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恳切期盼。当自己身挎黄军包，身着一身的确凉军服，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到公社报到的这一刻，深感从此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因此从第一时间开始，本人一直秉承从服务于公社中心工作做起，从服务于全局做起，从服务于公社领导做起的信念。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始终如一。在工作及人际关系处理上，不争强好胜，总是谦虚谨慎，融洽处理好领导与领导及领导与同事之间的关系，较好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由于工作勤恳认真，办事效率高，受到了公社领导和同志们的普遍赞誉，因而于1978年4月30日经公社党委批准，自己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79年秋公社召开的三干会上，还受到了公社党委的表彰。
西合营公社原址(院内正面为会议礼堂)
我在西合营公社期间，虽然担任的是广播站编辑，但更主要的是服务于公社中心工作，做好办公室日常事务处理。
做好公社广播站广播编辑工作。当时各公社都设有广播站，并将小喇叭普及到各家各户，每天广播站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蔚县广播站蔚县新闻外，公社每周还播报一次公社新闻。当时广播站和话务室有4人，线务员负责全公社广播电话线路的安装和维护。播音员除负责播音外和话务员共同排班负责广播站和话务室值机和接线员工作。本人是广播站编辑，负责着公社新闻稿件的搜集、撰写和编辑，每天将各大队及社直单位通讯员投来的稿件或自采的稿件核实编辑后按时通过广播站公社新闻中播出。
1977年，本人先后被县委宣传部、县广播站、张家口日报、张家口地区广播电台、河北日报聘为通讯报道员。当时县委宣传部报道组组长为张怀，成员有冀官、董化庭等，同期的通讯报道员还有县武装部槐金曙，县供销社何凤山，宋家庄公社孙保山、王玉祥，常宁公社刘兴，陈家洼公社小胡等，同期广播编辑有吉家庄公社李建华(后任怀来县委书记、省文化厅副厅长)，暖泉公社苏库、还有黄梅公社曹瑰宝等。
当年10月底，我们都参加了在崇礼县召开的张家口地区通讯报道工作大会。会上，县供销社何凤山作了“三次柜台抓报道”的典型发言。三年来，自己共向县、地区、省级报纸、刊物、广播站、及电台投送稿件60余篇，采用20余篇。
报社、电台采用稿件
1978年改革开放后，当商场有了日本产的东芝牌收录两用机时，公社领导就当即拍板用500多元为广播站购买了一台。当时西合营北中有一对大学本科毕业的夫妻王义豪(后调到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王硕荃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为发挥特长，专门到公社主动和我联系，帮助到乡下采访制作录音新闻。从此，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他们二人就前来和我一起进行下乡采访。我负责联系大队干部寻找素材并负责采访录音，王义豪老师协助撰写稿件，王硕荃老师负责全程播报，制作完成后送给广播站播音员在公社新闻节目中播出。那时人们看见使用收录两用机下乡现场录制新闻的场面，都好奇的不得了。两年多来，共为公社广播站采制录音报道10多期。
配合协调做好办公室日常工作。当时正处在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及1978年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中，公社的一切工作是围绕着粮食亩产“上纲要”开展。我当时的主要工作一是做好会议、包括现场会、电话会等会议的通知、报到、记录、归纳上报等工作。二是经常配合当时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乔正生起草各种会议报告、年终总结、典型材料等。三是协助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办理结、离婚手续，发放优抚及社会救济款，接听电话上传下达等。当时党委秘书是庞会，行政秘书是刘满义。由于两人是隔年轮流下乡包队，因此坚持在公社机关上班的只有一人，如遇其出差开会、办事或有事请假，其日常事务都由我办理。那个年代，国家提倡晚婚晚育，男青年达到25周岁，女青年达到23周岁才给予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四是为地区、县及各部门领导来公社下乡提供热情服务。由于服务热情周到，受到了当时包公社的地区农办副主任陈义堂的赞誉，以致后来其担任了地委第一书记时，见了面还提起当年的情形。那时地县和相关部门领导到公社下乡指导工作，从不下饭馆，都在公社食堂，由炊事员简单炒几个菜吃，餐后按标准付给伙食费。那时公社办公条件简陋，日常公用开支十分节俭，当时的会计王福是一个十分把家的人，在购置办公用品时，恨不得将一个大镚掰开两半花。当时公社没有开水锅炉，院内夏季只设两个茶汤壶为机关人员烧开水喝。因此，我总是每天早晨6点就起床，先将院内的两个茶汤壶的火生着，为院内5、6个办公室的暖壶灌满开水，同时将办公室及院落打扫干净。当公社领导们上班到办公室坐下时(当时书记、主任、秘书一上班都习惯在一间办公室)，自己总是先为其沏好茶水，所用茶叶是最便宜的2元1斤的沫茶。那时领导和同志们为解除下乡疲劳，调解情绪，在消闲时也偶尔3、5人聚在一起，喝点小酒，每次基本上都是由一个人自掏5元腰包，我当时是跑腿的，每当几个人要喝酒时就到沟西面的门市部或市场上去买酒菜。一般买两瓶沙城白酒用3.4元，一斤熟骡马肉1.4元，10块豆腐干0.2元。
协助秘书、统计做好公社统计工作。我去公社时，统计工作由秘书兼管，我去后秘书就将这项工作交给了自己。统计工作除了每年完成半年报、年报外，最主要的是每周一给县农业生产办公室上报生产进度。每到星期六就根据当前农业生产情况设置上报进度项目，设置项目都是以各大队每年半年报、年报统计的耕地数、劳力数、各种作物播种面积数为基数，到什么农时就新增什么生产项目，如到播种时就分别设置播种黍子、谷子、高粱、玉米等作物播种进度……设置好报表就利用周六、日晚上用电话向各大队统计要进度，并收集相关生产情况，最后将全公社19个大队的生产进度表及时汇总，到周一向县农业生产办公室汇报，每当将统计数字上报完后，县农办的同志都要让再说说一周内的总体情况，有什么经验、典型或存在什么问题。县农业生产办公室将全县本周生产进度汇总上报到县领导，用于指导全县农业生产，对工作落后，进度缓慢的公社，往往通过召开全县电话会的形式通报批评，有时还组织召开有县、公社领导参加的现场会进行通报。
从1977年秋，县统计局在暖泉公社召开了建立统计工作台账现场会，要求全县各公社以大队为单位全部建立起统计台账，将各大队的人口、劳动力、耕地、大牲畜、猪、羊、机电设备等都列在台账上，并按月根据变动情况进行动态管理。从1979年县为公社配置了专职统计后，自己仍然协助其做好统计工作。
